卞之琳的鱼化石苦恋
卞之琳爱张充和，整整爱了60年。但这爱，却被卞之琳深深藏在了心底。他在世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知道。直到他去世后，人们才从一些书里觅得蛛丝马迹。
《夏济安日记》是一本风靡海外20余年的爱情日记。1998年当此书在大陆出版时，读者才发现其中有二三十处提到中国著名诗人、翻译家、文学研究家卞之琳以及他的爱情。
夏济安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爱上他的一个女学生。但这位内心狂热的才子，只知深爱着对方，却拙于表达，结果对方却浑然不知，倒把他自己弄得苦恼不堪。
那时和夏济安来往较多的年轻同事有卞之琳、钱学熙等，而卞之琳的恋爱苦恼之深犹甚于夏。夏至少还敢把自己的爱写到日记里，并且出版。卞则把这种爱藏了一生。甚至直到晚年，他都在极力掩饰。最好的明证，就是他的文和诗。
异乎寻常的初次相识
卞之琳（1910~2000年）苦恋的对象是张充和。1933年夏，23岁的卞之琳从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同年秋，便认识了到北大中文系读书的张充和。因为张充和，卞之琳的诗歌创作也发生了很有意味的变化。
当初闻一多先生曾经当面夸卞之琳是少有的年轻人中不写情诗的，他自己也说一向怕写私生活，“正如我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激情，我在私生活中越是触及内心的痛痒处，越是不想写诗来抒发。事实上我当时逐渐扩大了的私人交游中，在这方面也没有感到过这种触动。”
但张充和的出现，确确实实改变了卞之琳的创作。这一切，卞在他的《〈雕虫纪历〉自序》中有所述及。
“但是后来，在1933年初秋，例外也来了。”“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
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但也确实如他所说，是他私下里做好梦。因此，对于自己的爱，卞之琳总是表现得很隐蔽，这也就使得被爱者可能难以觉察。
比如他写《无题四》，把感情表达得如黄河般九曲十八弯。
隔江泥衔到你梁上/隔院泉挑到你杯里/海外的奢侈品舶来你胸前/我想要研究交通史。
爱就是爱，给谁就给谁，可卞之琳偏不。他就是这样，因为爱，看到她胸前的饰品，而古古怪怪地想去研究交通史！如此大绕弯子，把很多读者也绕糊涂了。也就难怪后来很多读者难以理解他在1933年后一段时间创作的诗歌诗风的复杂和细密繁复。
但事情并不到《无题》诗时期为止，“这番私生活以后还有几年的折腾长梦”。说得更郑重一些，这其实是一个人一生中刻骨铭心的经验和记忆。其中不乏一些感情的细节，如《无题三》所写——
我在门荐上不忘记细心的踩踩/不带路上的尘土来糟蹋你房间/以感谢你必用渗墨纸轻轻的掩一下/叫字泪不玷污你写给我的信面。
门荐有悲哀的印痕/渗墨纸也有/我明白海水洗得尽人间的烟火/ 白手绢至少可以包一些珊瑚吧/你却更爱它月台上绿旗后的挥舞。
含蓄的鱼化石之恋
而卞之琳这种读者难以理解的写法，在他的名作《鱼化石》中表现到了极致：
《鱼化石》说：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线条/你真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
四句极力跳跃，意象独特，引人深思。据《鱼化石后记》的解释，第一行化用了保尔艾吕亚（P.Eluard）的两行句子：“她有我的手掌的形状/她有我的眸子的颜色。”并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女为悦己者容”的意思相通；第二行蕴含的情景，从盆水里看雨花石，水纹溶溶，花纹溶溶，令人想起保尔瓦雷里的 《浴》。
该诗第三行“镜子”的意象，仿佛与马拉美《冬天的颤抖》里的“你那面威尼斯镜子”互相投射，马拉美描述说，那是“深得像一泓冷冷的清泉，围着镀过金的岸；里头映着什么呢?啊，我相信，一定不止一个女人在这一片水里洗过她美的罪孽了；也许我还可以看见一个赤裸的幻象哩，如果多看一会儿。”
而最后，鱼化成石的时候，鱼非原来的鱼，石也非原来的石了。这也是“生生之谓易”。也是“葡萄苹果死于果子，而活于酒。”可是诗人又问：“诗中的‘你’就代表石吗?就代表她的他吗?似不仅如此。还有什么呢?待我想想看，不想了。这样也够了。”
真的不想了吗？其实不然。卞之琳其实日思夜想张充和，但他的这种表达方式，使得他难以开启张的心。 后来，在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Hans HFrankel）的热情追逐下，张充和被打动嫁到美国来了。那时卞之琳的内心痛苦，可想而知。但他仍然不明确表达，仍然用他特有的含蓄掩饰自己。但他仍然挂念着张充和，这一点从他直到1955年，45岁才结婚可见一斑。
至死不渝的苦恋心迹
其后，张充和似乎在卞之琳的生命里消失了，卞再也没有提起过张。但曾经深爱过，毕竟抹不去。那种爱和怀念，总是会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来。比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的《卞之琳》卷上，卷首有一张卞之琳与张充和同游苏州天平山的照片。以卞之细密个性，这肯定不是偶然。
香港的张曼仪女士是卞之琳研究专家，她编选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一书附有《卞之琳年表简编》，极其简单的年表，许多事情只能略而不记，却特别在意地记下了与张充和相关的“细小”信息：
如1933年的初识；如1936年10月，卞之琳回老家江苏海门办完母亲丧事，“离乡往苏州探望张充和”；如1937年，“3月到5月间作《无题》诗5首”，又“在杭州把本年所作诗18首加上前两年所编的一道编成《装饰集》，题献给张充和，手抄一册，本拟交戴望舒的新诗社出版，未果，后收入《十年诗草》。”如1943年，“寒假前往重庆探访张充和”，其时距初识已经10年。
这个年表虽然是张曼仪所编，这些事情却定是卞之琳讲出来并且愿意郑重编入年表中的。
2000年2月2日，卞之琳先生驾鹤西去了。60年的沧桑情史，似乎该划上句号了。
但就在卞之琳被送到北京八宝山公墓的次日，卞的女儿青乔驱车，前往中国现代文学馆，将其父1937年8月于浙江温州雁荡山大悲阁为张充和手抄的一卷《装饰集》以及一册《音尘集》捐赠给了馆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