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源于印度次大陆。汉武帝通西域后，传入中土。 西汉末已进入知识分子传诵阶段。到了东汉初，得到宗室贵族的信仰，进入中国神坛。汉桓帝时入皇宫。汉末，深入民间，成为庶民的宗教信仰之一，只是那时佛教的礼拜与道教的 礼拜，甚至和社祀活动交揉在一起。
关键词：佛教；宗教；信仰
佛教起源于印度次大陆，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相传公元前六至五世纪中，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王国的南部)王子悉达多乔答摩(Siddhartha Cautama)所创立。于是人们称悉达多为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圣人。
悉达多王子的活动时代大约与孔子同时。他在青年时代，感到婆罗门僧侣权威过高，给世人带来痛苦和不幸，他便决心出家，去寻求摆脱人间痛苦的道理，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一棵毕钵罗树下获得彻底的觉悟，而成为佛陀(智者或觉悟)。他倡导众生自由平等，并从此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很快开始流行。到阿育王时期(公元前273—前232年)，佛教开始兴盛并形成为印度的国教。公元前三世纪中叶，阿育王曾派传教僧侣，分赴世界各地宣扬佛法。北至今苏联所屑之土耳其斯坦，南至今日斯里兰卡、缅甸，皆有佛教僧侣的足迹。佛教为印度文化的精髓，开始向东方世界冲击。它经过克什米尔、中亚细亚，向中国传播。佛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史书记载不一，众说纷纭，揣测附会者颇多。汤用彤先生对此曾作过详细考订，成绩卓著［１］。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所述：和阗地方在公元前两世纪左右，曾被旁遮普极西北角上的坦叉斯罗夷为殖民地。如果此说无误，那么在秦汉之际，佛教僧侣追随殖民官吏、商人，进入塔里木盆地传教，则完全是可能之事。
至于佛教进入中国内地，具体年月，因史料缺乏，不敢妄断，还有待作深入的研究。不有一点可以肯定，佛教最初传入中土，当在汉武帝通西域之后。因为在这以前，中国本土之人，尚不知有所谓身毒，而对其文化精神的象征——佛教，更是亳无所知。那么，出使西域的张骞，是否知道佛教，《史记》、《汉书》无一字提及，故范晔修《后汉书》时，曾断 言张骞不知有佛教之事。其实并不尽然。张骞探险西域之时，阿育王传播佛教于中亚，已有百年以上。当他跨入中亚之时，一定会见到印度佛教僧侣。即使在大夏等地，没 有接触到佛教僧侣，也应该在塔里木盆地见到佛教的印痕。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中报告，他在尼雅的汉代废址中，发现“有一些木牍上用梵文书写一段一段的佛经”，时间大约是公元前一世纪， 即张骞通大月氏前后留下的遗物。因此，我们根据这些资料推理演绎，可以看出，张骞在西域曾经接触过佛教僧侣。只是他的使命，主要联络大月氏，了解西域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而对佛教之事，没有写在报告中，从而给中西文化史研究者留下了一个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令后人疑惑不解。自张骞通西域，打开了中国与西域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中外使节、商队来往于这条大道上者，络绎不绝。佛教也随着使者、商队的到来，注入中土。但是，中国是一 个独立发展起来的封建帝国。中国文化有完备的体系和鲜明的个性，任何外来的宗教，要想在中国站住脚跟，取得吏民的信仰，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并非朝夕之间的事，它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才能使其教义为一般人所接受。这样，迄昭、宣、元、成四帝约百余年间， 到了哀帝时期，当恋童董贤受宠、饥饿之群行筹会聚击鼓号呼的多事之秋，佛教首先引起勇于求新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注目。《魏书释老志》云：“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 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者尹存口授浮屠经。”此事，虽不载于《汉书》，但首见于《三国 志》裴注中。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是中亚佛教盛行之地，口授佛法又是印度传法和中国早期翻译佛经的通行办法，所以这一说比较可信。秦景宪从大月氏外交使节口授浮屠经，无论 是为了口译还是出于探索，恰好说明佛教在中国传播，已进入了一个知识分子传诵的阶段。佛教经过西汉末年知识分子的传诵，到东汉初，便获得宗室贵族的欢迎。汉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首先在封国彭城(今江苏徐州)地区招聚方士、西域沙门，祭神求福，设“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后汉书楚王英传》)，开布施之端。从此，释迦牟尼进入中国的神坛，浮 屠之教成了贵族的信仰。此时，汉明帝也派蔡等十八人为使者，到印度访求佛法。永平 十年(公元67年)从大月氏请得印度僧人迦什摩腾和竺法兰，两僧用白马载着佛象和佛经来到 洛阳。翌年在洛阳建白马寺，请迦什摩腾和竺法兰讲经、从事佛经的汉译(《魏书释老志》)。这是中国佛经翻译之始。这样在全国形成了洛阳、彭城两个佛教传播中心。及至汉末桓、灵之世，政治腐败、社会危机、道德沦丧，达到了类似罗马帝国产生基督
教时的那种“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２］的严重程度，人们为寻 求精神上的解脱，纷纷沉迷于宗教，使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不过也应当看到，桓灵之世佛教的发展，也有外部的因素。当时中亚地区局势动荡，一
些对东方社会信息尚不灵通的月氏人、康居人、安息人及天竺人，陆续不断地移居中国 境内，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移民热潮［２］。他们陆行者多留居新疆的于阗、鄯善和内地的敦煌、洛阳等地，海浮者多留居交趾等地。这些移民中有异域的使臣、冒险的商贾 、外国的贵族和好奇的游客，他们中更多的是对佛教事业虔诚的善男信女，其中姓名卓著者，有安息国太子、精通小乘经典的僧人安世高、精通大乘经典的大月氏沙门支娄迦谶，他们 先后于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永康元年(公元167年)相继来华，在洛阳翻译佛经。临淮人严浮调在洛阳出家，曾受佛学于安世高，参预译事。洛阳人孟福、张莲受佛学于支娄迦谶 。他们不仅翻译佛经，而且还到处宣布教义。传说安世高曾经到过荆州、豫章、丹阳、会稽、广州等地，把佛教传到中国南部。
大批佛教僧侣的东来，佛经的翻译，佛教也取得了昏君桓帝的信仰。据《后汉书襄楷》载，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释迦牟尼的偶像进入了中国皇宫。从此“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后汉书西域传》)。到了汉灵帝时，丹阳人笮融为徐州牧陶谦督广陵等郡漕运，他断盗官运，在徐州，广陵间大起浮屠寺，造铜浮 屠像，用免除徭役来招致信徒，“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 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这是我国佛寺的建筑、佛象的雕饰、佛徒的供养的开端。据此可知，汉末佛教已深人民间，成为 庶民的一种信仰。
当时信佛的沙门虽不少，但受五戒未出家的居士可能居多。桓帝之世，安玄译《法镜经》，叙佛门居士郁伽长者以在家出家行法。《理惑论》也说：“今沙门耽好酒浆，或 蓄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治。”牟子所论，虽指海上交通发达、佛教徒聚居较多的交州沙 门，但蓄妻子、逐什一之利者，未必尽是异域的教徒。显然，汉代佛教东传，教义不明，教规杂乱，所以笮融在徐州、广陵间造佛寺，曾以酒饭布施。也正因为时人对佛教教义没有十分的了解，在他们看来浮屠、道教无别。方士有神奇的
方术，懂医学，传教士也精通针脉诸术［４］，以方术传教，方士有祠祀之方，浮屠 作斋戒祭祀；道言神仙久生，佛言精灵不死。因此汉人把佛教当作道术祠祀之一，作为黄老道的支流，并且把佛教教义理解为清静无为，“省欲去奢”(《后汉书襄楷传》)，与黄老道同气。楚王英、桓帝，均并祭老子、浮屠。“善天文阴阳之术”、读道书与浮屠家之言的襄楷上桓帝疏 ，杂引《老子》、佛经，劝桓帝行正道。都说明在他们心目中道佛无多大差异，“于黄老视为 人君之术，于浮屠遂以为延诈之方”［５］，可合而为一。加之那时社会上有“老子人夷狄为浮 屠”的说法，颇为流行。言称老子出关之后，到达西方创立佛教，教化胡人，老子成了佛教的教主。而 这时尚处于苦斗之中的佛教徒，也深知要在中国站住脚根，必须亦步亦趋向道教靠近，只好默认佛是老子的门徒，居于附屑地位，开始汉化，用汉人的祭祀方法祀佛，如桓帝便是用中 国祭器，以三牲祭浮屠。所以史家称其为“汉地佛教”，即汉文化系统的佛教［６］。抗 战时期，在四川彭山东汉崖墓内曾出土一陶座，陶座上身部为一佛二菩萨，中间为释迦牟尼像，而侧为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陶座为钱树之座，可能象征社神。由此可见，汉末佛教的礼拜 与道教的礼拜，甚至和传统的土地崇拜——社祀活动交揉在一起。
汉代佛教传入内地，除洛阳、徐州外，还传布到哪些地方?这是历史上又一个谜团。过去因资料贫乏，难以找到打开这个历史之谜的钥匙。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 教史》一书中，精心考证，写出《汉代佛法地理上之分布》一节，指出佛教曾流传于丹阳 、襄乡、临淮、许昌、会稽、颍川、苍梧、交趾等地，这些看法给人以启迪，发人深思。但 是不足之处是，仅限于文献资料。而近三十年来，随着田野考古的开展，佛教留下的艺术史 迹陆续发现，引起史学界的极大关注。1953年发掘的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中室的八角挚天石柱 上所刻的带项光的立佛像［７］；1959年新疆民丰县北尼雅汉墓中出土的蓝缬棉布上有一 上身赤裸、手持鲜花、头后有项光、身后有背光的菩萨［８］(见图片部分1)；1973年夏，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中的“仙人骑白象”和舍利像［９］；山东滕县画像石中的六牙白像图 ［１０］；四川乐山麻濠、和沛子湾崖墓的坐佛像［１１］等。这些佛像证明，至迟在汉末，佛教已在东至海，西至新疆，北至内蒙和林格尔，南达四川乐山的范围内，也有一定程度的传播。至于佛教之最初传入中国的路线，首先由西域的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经陆上的丝绸古道而来，这是尽人皆知的。除了这一条路线之外，是否还有一条海上之路呢?过去梁启超先生曾提出，佛教经海上先由南方广州一带传入［１２］。对此说法汤用彤、翦伯 赞等先生曾提出异议。我们认为，佛教先由陆路进入中土无可怀疑，但佛教东传也有经海道之说。如果说在塔里木盆地发现了公元一世纪的古印度文的佛经，证明佛教首先从西北陆路而来，那么 临近海滨的孔望山摩崖佛教造像的新发现［１３］，就是佛教来自海上的实物证据之一。汉代海上交通发达，《汉书地理志》中具体叙述了自徐闻等地到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的航行时间， 当然是汉人航行经历的记录。那时汉人用北极星和铜圭表观测天气导航。正因为汉代海上交通发达，泛海船队可能把佛教从东南次大陆沿着南海之滨输送到黄海之滨，从而在孔望山留下佛 教艺术史迹，以徐州为中心向周围扩散，在山东滕县、沂南留下了佛教图像。这些史料都有力证明当时的确存在着一条海上的丝绸之路——佛教输入中土的新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印度佛教的东传，大约在秦汉之际进入中国边疆，公元一世纪初期从海陆两路进入中土，获得了贵族的信仰；汉末进入民间，成为庶民百姓的宗教 信仰之一，但它与道教相比，仍处于附属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