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印度殖民当局制定了《食盐专营法》，大幅度提高食盐的价格和税收，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在这种形势下，甘地毅然领导了“食盐进军”的斗争。他把头剃光，表示如果当局不取消《食盐专营法》誓不罢休。
这年3月的一天清晨，甘地带领78名信徒，来到一个修道院宣誓，然后排着整齐的队伍，在炎炎烈日下徒步，开始了“食盐进军”。他们要到遥远的海边去煮盐，迫使殖民当局让步。
在路途中，每过一个村庄和乡镇，甘地都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他一贯主张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策略，即用和平的方式反对当局。他的主张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于是，队伍越来越壮大。
甘地一行日走夜息，风餐露宿，花了整整24天，才到达目的地。这时，随他而行的人已经有一千多人。
当天晚上，他们绝食祈祷，并宣誓：“除非印度获得自由，当局不再实行《食盐专营法》，否则，就永远住在海边。”
那时，甘地已经60多岁，身体也比较虚弱，可是，他带领大家早出晚归，不怕风吹日晒，在海滩上忙碌着，即使腰酸背痛也不肯休息。
全国新闻记者纷纷赶来采访，详尽报道了“食盐进军”的情况，引起了印度的广泛支持。这样，印度沿海地区都开展起自制食盐的行动，与此同时，印度各地到处举行示威游行，一个群众性的反英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殖民者当局恼羞成怒，他们出动警察到处镇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还把甘地抓了起来，并下令取缔了甘地领导的国大党。
但是，广大人民是不会屈服的，全国性的示威游行更加风起云涌。当局出动武装警察镇压，示威群众与警察展开短兵相接的搏斗，夺过警察的枪，打死了不少警察；接着，示威游行转化为武装起义。
殖民当局害怕了，在1931年1月，不得不释放了甘地和被逮捕的群众，并撤销了取缔国大党的命令，承认沿海人民煮盐的合法化。
“食盐进军”终于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是甘地领导的争取国家独立的许多斗争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甘地(1869-1948)，在英国受过高等教育，曾到南非当过律师，并因在国外领导印度侨民反对种族歧视运动而享有盛名，回国后任国大党领袖，长期致力于印度的独立运动。他被当局逮捕过三次，绝食十五次。1948年1月30日，被一个印度教徒枪杀。印度人民非常怀念、尊敬这位民族运动的领袖，称他为“圣雄”。
1.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为维护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仍然采用残酷镇压和欺骗改良相结合的反革命两面策略。1918年7月，英国抛出了一个所谓的“改革方案”，美其名曰使印度“逐渐发展自治体制”，以此来笼络和利用印度的买办、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分裂和破坏民族解放运动；1919年3月在总督授权下，英国法官罗拉特颁布了一项法案，规定警察可任意逮捕官方所怀疑的分子，不经公开审讯，可以长期监禁。这就意味着印度人民完全失去政治自由。全国哗然，群起反对。4月10日凌晨，在阿姆利则市两名民族主义者被当局逮捕，随后约有3万市民集会市政府门前，要求释放被捕者，遭到警察和骑兵的镇压。4月13日，约5万人在阿姆利则市广场集会，抗议殖民当局的专横暴虐，群众大会完全是和平性质的。英国戴尔将军未发任何警告便下令开枪，打死379人，打伤1000多人。阿姆利则惨案是甘地发动全国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直接原因之一。
2．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阿姆利则惨案后，群众反英斗争继续高涨，1920年上半年各地罢工达200多次，参加人数达150万人。1920年12月，国大党在年会上通过了甘地提出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规定运动采取渐进方式，分为三步：(一)放弃英国授予的爵位、封号、名誉职位。(二)罢课、离职、抵制法院和司法机关，并辅以“家家户户恢复手工纺织”和不买英国布。(三)逐步走上抗税阶段。甘地的计划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支持；1921年不合作运动进入高潮。这一年各地罢工396次，参加者达60余万人。农民拒缴租税，甚至发展为武装起义。甘地认为群众斗争越出了非暴力范围，声称没有制止群众的暴力是自己“最惨痛的教训”，甘地及国大党决定停止不合作运动。它反映了印度资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的动摇性和妥协性。
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在印度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是一种社会政治哲学，甘地试图用它来解决社会政治的各种矛盾与纷争，解决人与人、团体与团体、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争端与冲突。这种非暴力哲学既继承了印度传统宗教与伦理学说，又吸收了许多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和人道主义思想，可以说是一种东西方思想的融汇。1906年，甘地在南非领导印度侨民反对种族歧视斗争中首先提出这种学说，后来回到印度，在开展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革运动中又不断地实践和完善它，使之逐步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学说。这种学说不仅对印度人民，而且对争取民族独立的亚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美国黑人运动以及现代国际政治斗争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一、非暴力主义的哲学基础
甘地思想的主要渊源是印度传统宗教学说，他的非暴力主义的理论基石就在于他的神灵观和人性观。如果不了解他对神的解说和对人性的分析，那么就很难透彻地理解非暴力主义。
甘地曾从许多角度来解释神：认为神是宇宙的最高本体和万物的本源，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它的显现；认为神是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准则，是人们必须遵守的永恒法则；认为神是宇宙的绝对真理，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理想等等。但是，比较来看，甘地谈论最多的还是从道德观的角度描述神，称神为“至高无上的善”和 “爱”，赋予神以道德的含义，使之成为人类社会最高的道德准则。他写道：“对我来说，神是真理和爱，神是伦理和道德。神是无畏，神是光明和生命的源泉...... 神就是良知。”[1] “因为我发现在死亡之中永存着生命，在虚假之中永存着真理，在黑暗之中永存着光明。所以，我推断，神就是生命、真理和光明。神就是爱，是至高无上的善。”[2] 善与恶、爱与恨、无畏与怯弱、有良心与无良心，些概念本来都是世俗社会用以衡量人们行为的道德观念，而甘地却把这些概念与神联系起来，断定神就是“无畏”、 “爱”、“良知”和“至高无上的善”，从而使神的概念具有道德的意义。在他看来，既然神是宇宙最高的、永恒的法则，那么与神等同的这些道德观念也必然具有至高的、永恒的性质。可见，甘地从伦理观的角度论述神的目的，就是力图使人们的道德规范神圣化，为人类社会找到一种永恒不变的道德法则。
在对人性的分析上，甘地继承了古代印度教吠檀多哲学中“人是小宇宙”的观点，他认为人是一个小宇宙，就像外界的大宇宙一样，也包括物质和精神、即肉体和灵魂两部分。肉体是人外在的，表面的物质部分，代表人的低级属性；而灵魂则是人内在的精神部分，代表人的高级属性。人内在的精神部分，即灵魂（又称“自我”），才是人的真正本性。它来源与神，是神性在人身上的显现。甘地在许多地方阐述了这种观点：“神就是存在于我们内部的一种全知全能的精神。” [3] “我的神并不寓居在天上，在人世间就可以证悟到他。他就在这里，在你的心中，在我的心中。”[4]“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他也寓居在每个人的内部，因此每个人都是神的化身。”[5]
甘地认为，人与人之间虽然表面肉体不同，但内在的精神本性却是同一的。人内部的这种精神来自于神，是神性在人身上的体现。由于神是同一的，因而人性也是同一的。所以，他说：“我相信神的绝对统一，因而也相信人性的绝对统一...... 尽管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肉体，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心灵。太阳的光辉经过折射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它们却同出一源。”[6] 这句话表明，甘地确信人在精神本性上是绝对同一的。按照他的观点，既然人性是神性的表现，神性又是“最高的善”和“爱”，那么人性也自然是善和爱。也许有人会问：人本性既然是善的，那么人为什么会有自私的欲望和邪恶的行为呢？甘地认为，人的自私和邪恶只产生于肉体，是表面肉体的属性，并不代表潜居于人内部的真正本性。当人的内在本性被表面的肉体所遮盖而尚未显现出来时，各种邪恶的行为才会产生。因此，人的本性是善，而不是恶。如他所说：“我从不怀疑人的本性，因为它肯定与高尚和友善的行为相一致。”[7]
这种“人性同一”和“人性本善”的观点，乃是甘地非暴力学说的哲学基础。
二、非暴力的核心是爱和感化
甘地继承了古代耆那教、佛教和印度教道德观中的“戒杀”原则，并且吸收了基督教“以善抑恶”的主张、美国作家亨利索罗 “非暴力抵抗” 的思想、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 “神的天国就在你心中”的观点、英国作家约翰鲁斯金的人道主义思想等，才创立出他自己的一套独具特色的非暴力学说。这种学说，实际上，是一种东西方思想的融合。
“非暴力”（Non-Violence）来源于古代梵文“阿希姆萨”（Ahimsa）一词。“阿希姆萨”在古代印度教和佛教的经典中，作为一种宗教戒律或道德准则，通常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不杀生，即戒杀；二是不做伤害他人感情的事情。甘地的“非暴力”，基本上承袭了“不杀生”和“不伤害他人感情”的传统意义，但是在具体应用上，却有很大的差别。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完全出于自私的或卑鄙的目的去杀害生命或损害感情，那是一种“暴力”行为。但是，倘若他出于无私、爱或正当的目的去伤害生命和感情，这样的行为就不属于“暴力”。甘地有一段话专门说明这个问题：“捕捉生命可能是一种义务。我们可以毁坏一些我们认为维持自己身体 所必需的生命。于是，我们拿一些生命，如植物或其他东西作为食物，我们为了健康常常使用杀虫济杀死蚊虫等等，我们并不认为这样做是犯了亵渎信仰的罪过...... 为了人类的利益，我们可以杀死一些食肉动物.......甚至人———屠杀，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必要的。假如有一个人手中持刀，到处瞎闯，乱砍乱杀，杀死他遇到的任何人，而没有一个人敢于活捉他。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谁杀死这个疯子，都会受到社会的赞许，并被看作是慈善的人。”[8] 由此可见，甘地并不像耆那教或佛教那样主张绝对不杀生，而是把“暴力”与“非暴力”的区别与人们行为的动机联系起来。凡是怀着邪恶目的的行为，才是“暴力”；而怀着善良或爱的动机的行为，即使是伤害生命，也属于“非暴力”的范围。
其实，甘地的“非暴力”原则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消极的方面， 二是积极的方面。所谓消极的方面，是指不去做什么，即上述的“不杀生”或“不伤害感情” 等。而积极的方面，则是要求人们主动地、自觉地去爱，去爱一切人。所以，甘地说：“非暴力就是以积极的形式来对待一切生命的善良意志。非暴力就是纯粹的爱。我在印度教的经典中，在《圣经》和《古兰经》中都读到过它。”[9]
“非暴力不单是具有‘不伤害’的消极方面，而且具有‘爱’，即对犯错误者行善的积极方面。”[10] 两个方面相比较，甘地更强调后者，强调“非暴力”所具有的“爱”和“行善” 的含义。他认为，他的“非暴力”核心就是爱。爱是一种最崇高的感情和力量，只有使心灵克服了怨恨、厌恶、愤怒、嫉妒和报复等情感之后，才能把爱的力量释放出来。爱是以自我牺牲和自我受苦为前提的，只有一个无私的、甘愿自我牺牲的人，才能去爱他人。如他所说：“爱只有施舍，而无所求。爱只有宽恕，而从不怨恨和报复。”[11]“衡量爱的标准是苦行，而苦行就是自愿忍受痛苦。”[12]
甘地的这种非暴力学说，是以他的人性理论为基础的。甘地深信人的本性是善的，神性就在你的心中，因此他才主张通过非暴力的手段，即爱的方式，去感化和唤醒人的内在善性，从而使恶人改恶从善，使犯错误者改邪归正。非暴力手段为什么能使人改恶从善呢？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从主动的方面看，甘地认为神性代表最高的善和爱，具有无穷的潜力和转化力，一旦人证悟到自己内在的神性，他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会主动地去爱别人，帮助别人揭示自己的神性。二、从被动的方面看，犯错误者的体内也潜居着神性或善性，他们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他们表面的私欲遮盖了内在的神性，一旦别人用非暴力或爱的方式去启迪他们的内在神性，他们就会“良心发现”，忏悔自己的错误。所以，甘地竭力主张，人们应当通过非暴力的手段，即通过自我牺牲和爱的行为，抑制自私、仇恨、报复、嫉妒的感情，首先使自己的内在“善 ”的本性显现出来，然后再去感化或唤醒犯错误者的内在的善性，使他们改邪归正。他说：“非暴力是一种感化他人的能力为前提的”。[13]
虽然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带有很浓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但是也表现出他对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强烈追求。他曾说：“只要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即感化的方式，人们所希望得到的新时代就必定会到来。法国有一句名言——自由、平等、博爱...... 那些法国从未实现过的，将留待我们去实现。”[14] 从这里可以看出，甘地作为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他很自然地接受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并把它与印度传统宗教哲学结合起来，创立了他的非暴力学说。这种非暴力学说，正是印度传统伦理哲学与西方的“博爱”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三、非暴力的方法——“坚持真理”的斗争
甘地的“坚持真理”原则，就是其非暴力主义学说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应用。甘地明白，光从理论上讲非暴力的价值和重要性，而不讲非暴力的方法，会使人感到摸不找头脑。因此，他花了许多笔墨来阐述非暴力的方法，他称非暴力的方法就是“坚持真理”的斗争。
“坚持真理”（Satyagraha，音译“萨提亚格拉哈”）一词，出自甘地家乡的古吉拉特语。其实，这个词原来是不存在的，是甘地和别人一起创造出来的。1906年，当甘地在南非领导印度侨民进行反种族歧视的“非暴力抵抗”或“消极抵抗”运动时，他对“消极抵抗”一词深为不满，认为这个词含义太狭隘，一来容易使人感到这是一种“弱者的斗争”，二来它也包含着仇恨的种子，容易最后导致暴力冲突。因此，甘地认为“消极抵抗”不能代表印度人进行斗争的真正性质，他想创造一个新的名称来取代“消极抵抗”一词。他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绞尽了脑汁，还是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名称来，因此我便在《印度舆论》上悬赏征求读者的高明意见。结果摩干拉尔 甘地提供了“萨达格拉哈”（“萨特”意即真理，“阿格拉哈”意即实力）这个字得了奖。但是，为了弄得更清楚，我把这个字改为“萨提亚格拉哈”，从此便成为古吉拉特文中表明这个斗争的通称。”[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