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国家福利名目繁多
北欧四国都是早已闻名于世的福利国家，各种福利补助名目繁多。拿“老牌福利国家”的代表瑞典来说，从公民呱呱坠地直到进入坟墓，几乎样样都由国家“包”起来：小孩出生后每月可领取９８０克朗（相当于９０多美元）的补助，一直领到１８岁；１６岁以前补助费由父母支配，１６岁以后可由本人自立账户，自行支配。除了入幼儿园要视家长经济情况酌情收费外，读小学、中学、大学都免收学费，只收书本费和住宿费，每月还可领取７３０克朗的补助。
其他三国也都是通过各种补助令幼有所托，学有所教，老有所养，劳动者生活有保障。挪威的小孩读小学和中学不收学费，全国８８所高等学校只有少数要收学费。失业者可领取失业金，退休人员可领取６万克朗的养老金。丹麦、芬兰除了对少年儿童、青年入学、老年退休的补助外，对劳动者休假、居民购房也有福利待遇。丹麦规定每个劳动者每年有五周带薪假期，芬兰规定居民第一次购房可获免息贷款和免征所得税的优惠。
这些国家实行的高福利政策，让国人安居乐业，营造了安定、祥和的社会氛围，贫富悬殊相对较小，群体之间利害冲突较少，像法国、德国那样动不动罢工、示威游行的现象也较少出现。这些国家的社会治安比西欧国家要好。国家领导人大都比较平民化，经常安步当车，与普通大众一样上街购物。据介绍，瑞典首相从前上街是不带保镖的，早些年发生枪杀首相事件后，才有保镖跟随。
俗语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实行高福利政策的资源，其实都来自劳动者所创造的财富，只是通过高税收这只“有形之手”，由国家实施再分配罢了。高福利与高税收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这些国家的个人所得税，一般都达到三四成，丹麦更高达五成以上。芬兰连信教也要征收百分之一的宗教税。
高税收对于打工一族的劳动积极性自然起到某种抑制的作用。人们宁可少干活、多消费，店铺迟开门、早关门、假日不开门等现象也随之而来。特别是遇到公众假期，人们倾城而出到外地度假已成为时尚。
高福利和优裕生活也使人养成“慢半拍”的工作作风。在瑞典，病人到医院就诊，只要没有即时生命危险，一般要等四五个小时才看上大夫。移民局问话，也得轮候四五个星期。
高福利也有利于公民健康长寿，芬兰的男性公民平均寿命达７３岁，而女性公民更高达８１岁。另方面，人口出生率却极低，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的现象。发展下去有“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之虞，令各国政府感到头疼。这些年来，北欧各国都采取措施鼓励公民生儿育女，以提高人口出生率。瑞典的孕妇除了分娩住院有补助外，坐出租车到医院分娩，不论多少次都可获得政府三分之二车费的补助。挪威妇女生第一个小孩可获得３万克朗的补助，每月还可领取９００克朗的牛奶费，生第二个小孩后每月可获１２００克朗的牛奶费，生第三个小孩后每月的牛奶补助费更高达１６００克朗。生一个小孩，母亲和父亲共可获一年假期，并且规定父亲必须有４个月呆在家中。芬兰妇女生一个小孩可获三年有薪假期，其中第一年为原工资的八成。此外，还可领取家庭补助金；生第一个小孩每月５００芬兰法郎，生第四个时便提高到每月１０００多法郎。生一个小孩，父亲有两个月全薪产假，产后一年半里，父亲带小孩也有补助。尽管这样，该国的人口出生率，也只有百分之零点三。
总括而言，北欧国家的高福利政策，对社会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如何在效率与公平，稳定与发展，自然资源与人口资源之间保持均衡，这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