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文中“鱼燕”用来代表 : 书信
尺牍虽短寸心长余光中
梁实秋先生在《雅舍小品》里说过，他不但喜欢接读来信，且有收藏信件的癖好，但因略有抉择，所以收藏不富。那是因为：“多年老友误入仕途，使用书记代笔者，不收；讨论人生观一类大题目者，不收；正文自第二页开始者，不收；用钢笔写在宣纸上，有如在吸墨纸上写字者，不收；横写或在左边写起者，不收；有加新式标点之必要者，不收；没有加新式标点之可能者，亦不收；恭楷者，不收；潦草者，亦不收；作者未归道山，即可公开发表者，不收；如果作者已归道山，而仍不可公开发表者，亦不收！”
如此收藏信件，恐怕已经不是略加而是颇加抉择了。梁先生的朋友或门人，有多少是经得起这么挑剔的呢？好在他人的信梁先生收藏与否，并不要紧；倒是梁先生自己写给朋友的信，朋友莫不珍而藏之，非但如此，且在他撒手七年之后，有意广为搜罗，公之于世，好让追念他的众多读者，无论识与不识，能在《雅舍小品》的谐趣之外，更进一步，来亲炙其人。
要亲近一位作家，最正常的方式当然是读其作品。但是作品是写给全世界看的，有所防范，比较矜持。若想觑得真切，镜头便必须拉得更近，才能越过他朋友的肩头，读他亲笔的书简，甚至越过他自己的肩头，去窥他隐私的日记。书简是写给一位读者看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不过日记未必人人都写，即写亦未必持之以恒。信，却是无人不写，再懒的人总不能全不回信。因此要近观一位作家，未必能登堂入室，像私家侦探一般，去翻他的日记，但总可以请他的朋友公开几封可以曝光的信吧。所以西方的名作家身后出版全集或是传记，往往附有书简，就因书简每注日期，也不难推断地点，可为生平与作品之旁证，若是信中还有议论，即令吉光片羽，也更有价值。英国十八世纪的文坛上，书信是广受欢迎的文体：蔡斯特菲尔德侯爵(Lord Chesterfield)和蒙太究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便以书翰家(writer of letters)的美名传后，诗人颇普甚至修饰自己的书信，以彰显自己与当代名流的交往有多风光。他如济慈在信中谈论诗艺，只字片言都成了文学史的资料，甚至批评的名句；梵谷写给弟弟、妹妹与画友的七百五十多封信，也成了艺评的信史。
不过编印名家书简，也有不少限制。名人交游既广，因缘自多，私信原是写给一双眼睛看的，当然有些私隐不便公于众目，所以这类信函只好割爱。另一个烦恼，便是多年的藏信只知其有，却久已下落不明，若要认真寻找，则翻箱倒箧，就算大索三日，秦始皇也未必能逮到张良。所以这本《雅舍尺牍──梁实秋书札真迹》原该收入的不少信件，虽然都是同手所生，一时也只好任其逸隐在天涯海角，不能回来团圆了。歌德曾说，失去旧信，等于失去生命中最美丽最亲切的元气，那损失对收信人与写信人都无可弥补。这情形也有少数例外，林海音即为其一。据说她的繁多资料，包括藏信，都曾动员人手细加整理，所以一索即得。足见书信应该写给这种有心而又可靠的朋友。至于我这样的朋友，则不堪“信托”。在鱼雁往还这件事上，我向来采取低姿态，往既不多，还亦甚少，就连梁先生的亲笔华翰，一生所接也不过十封上下。尽管如此，轮到要编这本尺牍，我存为我大索三日，竟然只找到两封，其一还不能全用，只好截取上半。
梁先生成名既早，交游又阔，一枝笔在翻译莎氏全集的古雅、主编英汉辞典的繁琐之外，还要回覆纷飞如雪的信函，负担之重可想而知。但据我的经验，他是有信必回，而且回得很快。这美德我实在望尘莫及。看得出，这本《雅舍尺牍》所收的信函多半是回覆，笔调虽然时见《雅舍小品》的余韵，毕竟只是私函，原来不为传后，当然不能期待它像《雅舍小品》一般精警耐读，所以像“所谓‘君子协定’，只有协定，不见君子，亦怪事也。”一类的妙句，出现率当然不如正式文章之多。匆匆成书，偶见的舛讹当亦难免。例如杜牧名句“霜叶红于二月花”，便误成了“枫叶红于二月花”。
以文体而言，这些信函却有一个特色，就是文白不拘，中英并行。梁先生笔下的中文，一向是文白交融，却力戒西化，简直看不出作者原是一位“吃英文饭、卖翻译稿”的外文系教授。他教了一辈子英文，但是写起散文来，几乎毫无英文语法的痕迹：这美德固然杜绝了不必要的恶性西化，但同时也坐失了某些善性西化的良机，未免可惜。梁先生的笔下一面力排西化，另一面也坚拒“大白话”的俚腔，行文庶几中庸之道。我从未见过他一面倒向纯白话，更不用说京片子、儿化语了，也从未见过他像鲁迅、钱钟书那样纯用文言刊过文章。
这本《雅舍尺牍》里既然多为回信，梁先生的文体似乎也有呼有应，因人而施，想必来信如果雅醇，则应之以雅醇，来信如果清浅，则应之以清浅，以求其嘤嘤共鸣。例如覆张佛千书：“辱书及大作均已奉悉。文中齿及下走，荣幸何如。”多用文言，而回林海音的信：“美国市场琳琅满目，看了真想买，一想二十公斤的行李限制，心就冷了。吃的么，可口的不多，还是我们国内的好──不过小红萝卜真好，又嫩又甜又有水儿，比咱们北平的好像还胜一筹。”对照之下，就白得多了。
另一方面，收在此地的几封英文信都写得平易近人，以英文而言，要算是“白”的了。给张芳杰、陈达遵的六封显然都是回函，可以推断，来信必为英文，所以用英文回覆。张、陈两位先生，和陈祖文、吴奚真、陈秀英几位一样，都是梁先生任师大英语系主任时的晚辈同仁，当然也是我早年的先后同事。远在异国，又同为英文教授，互通英文书信，原很自然。信中所及，多为师大旧事，给张芳杰的最早一封更在四十二年之前，令我这“师大遗老”不胜乡愁，且因师大教授杨景迈、林瑜铿、傅一勤、张在贤、陆孝栋、胡百华等同仁未能提出旧信，感到惘惘。给聂华苓的七封信里有一封是用英文，那是因为便于安格尔教授共览。信未说到悼亡之痛：I'm now fairly well, though the blow has been terrific. Terrific一字虽有“重大”之义，但也可作“美妙”解。我猜梁先生此信写于师母安葬之日，哀恸正剧，心中所想的字或许原为terrible吧？同样，给张芳杰的英文信中，也有几处“键误”。
私信不比作品，更非公函、文告，本来无意示众久传，除了面对老友之外，可以说是晏然无防。就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一个真实的梁实秋，在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辞典家的身份之外，点点滴滴，在我们的面前轮廓成形，尽管那形像只止于侧影或背影。里尔克说过：“归根结蒂，唯一的防卫是全不设防。”(In the end, the only defence is defencelessness.)日记，应该是全不设防了。作品，该是局部的开放。书信则介乎两者之间，该比日记提防得多些，而较作品守卫得少些，所以让人亲近得多些。然则我们看到了怎样的一个梁实秋呢？或许我们的镜头可以从远距离推移到近身的特写，一步步看来。
梁先生早岁留学美国，一生执教于外文系，并且追随莎翁的灵魂，但对于西方，尤其是对美国的态度，大半是批判的，甚至是否定的。给吴奚真的信里他说：“美国近来对中国（尤其大陆）发生狂热，实则仍甚肤浅，关于文化语言等项则各机关大抵不肯多用钱多请人。美国人急功近利，所见不远。弟在此将近一年，对美国之估价日益降低。”（一九七三）十年后他又对罗青说：“你的诗有独创性，又豪爽，又细腻，我甚倾服。生日歌尤获我心。我参加任何生日派对，从不开口和唱那不伦不类的英文歌，我认为那是堕落。中国人为什么要唱英文歌？为什么要吃蛋糕？为什么糕上插蜡烛？”（一九八三）
梁先生对美国文化不表佩服，也及于美国文学。他对于惠特曼的自由诗素无好感，更不赞成我多读。有一次他听我说有意翻译《白鲸记》，也泼我一瓢冷水，甚至迳说美国文学有什么好译的。以莎翁全集译者的身份，梁翁当然有资格说这句大话。奇怪的是，反过来说，他对于莎翁的厚底靴或是薄底鞋踩过的那座宝岛，也似乎不怎么神往。一九七○年他在西雅图写信给陈祖文：“达遵也不主张我去斯特拉福，他的理由是：莎氏在十八岁就离开家乡，老时没住几年就死了，斯特拉福不是他一生活动的背景，有何可看？”这理由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去那爱芳河镇，不正好饱饫道地的莎剧吗？而伦敦呢，“他一生活动的背景”，不正好去追踪凭吊吗？过了四年，梁先生又对罗青说：“壮游世界，真可羡慕。弟亦有此想，但力不从心矣。我所以未至英国一游亦以此故。不过Arthur Waley终身研究中国文学，未曾一履中土，思之亦复何憾？”
梁先生不肯去英国“实践”一下欧土，其实也不必远引魏里之例来东西对仗，只要上溯半个世纪，就可以近举闽侯的林纾，另一位不践欧土的译家，来解嘲了。不过林纾不懂西文，是出不了国，梁先生略无语障，却始终不远游朝莎，足见是游兴不浓。其实早在一九六八年，近如香港，他也无兴一游。那一年他在信上告诉陈秀英：“我是一个family man，离不得家。所以我总是懒得到外边去跑。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又要我去讲演三天，我还是拒绝了。俗语说：‘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我就是一个舍不得离开狗窝的人。”
梁先生六十五岁就从师大退休，直到梁师母去世前后，常居美国。从西雅图寄张佛千的信说：“弟居此环境优美，而生活颇为枯寂，因友朋过往太少之故。”稍后他又告诉张佛千：“弟在此不开汽车，活动范围不出周围一哩，朋友不多，各有事累，难得存问，故终日非读书写稿不可。杜诗：‘贫病他乡老’，弟于此外尚有孤独之感。”两信都写于一九七四年初，那时还有梁师母作伴，心境已经如此。师母殁后，鳏居异国的情怀当更难堪。
这时正是我由台去港执教中文大学的前夕，文革已到末期而左焰犹炽。我一到那大陆的后门口，立刻感到八方风雨逆面掴来。梁先生是台湾文坛的重镇，二○年代末更是新月派文学评论的核心人物，且因卷入论战而成左翼的公敌，落为“抗战无关论”的箭垛，在文革末期独客海外，那一份孤寂当也与此有关。果然，一九八○年夏天，中国抗战文艺研讨会在巴黎举行，“抗战无关论”的莫须有罪名仍然妄加在梁先生身上，幸有梁锡华当场予以辩正。
左派的压力梁先生当然挥之不去，晚年得遇梁锡华，不但精研新月文章，而且史笔谔谔，实为一大安慰。所以大梁对小梁说：“批评有如明镜，可鉴得失，惟普罗一派之哓哓不休，则有如或凹或凸之‘哈哈镜’，视之可发一笑而已。”给陈祖文的信中他又说：“近读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虽多宣传意味，但亦颇多新解。斥杜甫为地主阶级，为统治阶级服务，列举许多诗句为证，可发一笑。”
”
一九九五年三月于西子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