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和陆游的诸葛亮诗在内容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他们毕竟是相隔了五个世纪的异代诗人,他们的时代和遭遇不尽相同,才情胸襟也有差别,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诗必然有差异。
杜甫是一个“窃比稷与契”的人物,少年时雄心勃勃,以为取功名如探囊取物:“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被杨伦评为“自是腐儒大言”,但这正是杜甫当时精神的真实写照。可惜的是,以这种幼稚的心态去取功名,即使他有解民倒悬的热情和才华,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唐才子传》和《新唐书》中都说杜甫“性褊躁傲诞”,《旧唐书》也说“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虽不尽可信,但空穴不来风,杜甫的性格过于刚直不讨人喜欢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这是他诗人气质的表现,也是他仕途坎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然他不会在长安十年,四处献赋投诗却一无所得。后来他到了肃宗身边,依然按自己的想法行事,虽然有满腔的忠诚,但终不为当道所容,这对诗人的打击是很大的。
陆游虽也怀才不遇,但他的境况和杜甫又有所不同。宋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文人地位相对优裕,陆游不至象杜甫一样“苦摇求食尾”(《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统治者对他的诗才也相当赏识,孝宗还特别召见他,因此,他的郁愤和感慨就比杜甫少一些。另一方面,由于从小所见所闻和家庭的熏陶使他抗金复国的爱国思想极为坚定。长大以后,亲临前线的经历使他亲眼目睹了抗金将士的战斗热情,也使他了解了北方人民在金人统治下的悲惨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忍死望恢复”(《关山月》)的急切心情,这就使他更加迫切地渴望收复失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身处于国家在异族铁蹄下分裂的特殊时代,陆游的心中时刻牵系的是北方失地的收复,他早年就在诗中意气风发地写道“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在蜀“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书愤》)的抗金生活更给了他终生难忘的记忆,晚年还念念不忘。在他的诗中“遗民”、“胡尘”、“王师”这些词的大量出现也反映了诗人收复北方的强烈愿望。直到临死,诗人对生死可以看得淡然,惟独对“未见九州同”却耿耿于怀,难以瞑目。
另外,在陆游的诗歌中,很喜欢管葛并称,“管葛奇才自许同”,“管葛亦区区”(《老翁》)之类的句子很多,在杜甫诗中就很少见到了。管指管仲,战国时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他辅佐齐桓公,击败六国,夺得了霸主的地位,并且,阻挡了北方少数民族犬戎对中原的侵犯,被孔子赞为“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因为宋饱受北方敌国金的欺凌,陆游对管仲击败北方异族的功绩极为钦佩,一想到自己的北击狂胡、收复故土的壮志,他就不能不想到这位保护了中原经济文化和人民安宁的前人。另一方面,唐“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和主要力量虽然也是北方少数民族,但是他们是唐王朝管辖下的地方军阀,这次动乱主要还是一场下对上的叛乱。而且,不久之后安史叛军就被击溃了,因此杜甫对民族之间的矛盾就没有陆游那么深切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