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综述
《吕氏春秋》自诞生以后，对它的研究一直较为萧条，清代朴学兴盛，才较有起色。20世纪，在“西学”的刺激下，中国学术研究领域急剧震荡，迅速发生着裂变、转型。学者们突破传统，用新的思想观念和理论方法来重新审视、研究古代典籍。在这股时代大潮中，《吕氏春秋》获得了新的生命，研究逐渐升温，日趋繁荣，呈现出崭新的局面。整个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经历着一个现代化过程，形成了20世纪前50年传统学术研究为主流和后50年现代学术研究为主流的显著特色差异和风格转变。
一、前50年(1900-1949)的《吕氏春秋》研究——旧学主流时代
1.1900-1930年的《吕氏春秋》研究：朴学一统阶段
自汉代高诱以下直到明代以前，《吕氏春秋》研究仅产生相关著作4种。明代始增，为16种，但多为版本传刻、断句点评之类。清代朴学兴盛，始有学者潜心吕书（《吕氏春秋》的简称，下同），梁玉绳、毕沅、王念孙父子、俞樾、孙诒让、章太炎等是其中坚，产生著述近60种，为以后的《吕氏春秋》研究打下坚实基础。但历史造成的巨大研究空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填补，20世纪前30年，学者们继续前人未竟的事业，孜孜于吕书校释整理的基础文献工作。刘师培、吴承仕、梁启超、谭戒甫、刘文典、刘复、刘咸炘、宋慈袌、孙人和、张文治等构成此期研究队伍的主体。这些学者都出生在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具有深厚的国学根柢和广博的学识修养。他们的研究是显著的乾嘉风格，但不是系统的全书校释，而是择取吕书中的某一部分或方面的内容或一些字词句，广引古代典籍、唐宋类书，校之元明诸本，博采众家之说，校订文字、训解文义，或补前人注解的遗漏，或匡正他们的谬误，或生发自己的一些新解，以札记、随笔等自由形式呈现出来，共产生专著25部，论文5篇。这些作品为后人写出系统的总结性校释著作做了大量的积累工作。比较重要的如刘咸炘《〈吕氏春秋〉发微》、《〈吕氏春秋〉疏》、宋慈袌《〈吕氏春秋〉补正》、刘文典《〈吕氏春秋〉斠补》、孙人和《〈吕氏春秋〉举正》、谭戒甫《吕子辑校补正》等，是纯粹的校勘注解。而梁启超《尸子广泽篇、吕氏春秋不二篇合释》、刘复《吕氏春秋古乐篇昔黄节解》、吴调阳《〈吕氏春秋〉释地》则是通过文字校释来考察吕书中反映的先秦学派、乐器构造及地理情况。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确立白话为“国语”，并要求各级学校的国语统统改为白话。至此，“五四”掀起的白话文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主导地位的文化载体。庄适《〈吕氏春秋〉选注》一书作为“学生国学丛书”的一种于1926年出版，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分段注解，间附注音字母，并译成现代白话文，反映了新时代的气息。这也是《吕氏春秋》的第一个现代白话今译选本，开启了以后大量白话今注今译作品的先河。
2.1931-1949年的《吕氏春秋》研究：新学初拓阶段
“西学东渐”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学科体系的建立和成长。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吕氏春秋》研究也明显体现了时代风气的转变，在传统学术研究继续的同时，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学术思想、方法，开始了《吕氏春秋》现代研究与传统研究的分离和新研究体系的建构。
许维遹《〈吕氏春秋〉校释》是此期校释整理工作的最高成就，是继东汉高诱《〈吕氏春秋〉注》、清代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之后又一部整理《吕氏春秋》的总结性著作。它以毕沅校刊灵严山馆本为底本，参校众本，引证古籍，博采近代各家的最新成果，采真削繁，并多出己见，书末还辑录历代各家对《吕氏春秋》的评语，是毕沅之后百余年来吕书校释整理研究的结晶，为《吕氏春秋》研究奠定了一个新的高度和起点。蒋维乔、杨宽、沈延国、赵善诒合著的《〈吕氏春秋〉汇校》是又一个重要收获，其价值在于排校吕书现存众本文字异同，参考古籍、类书、笔记及各家之说，以订正传刻讹误阙失，并对吕书版本系统做了梳理，辑校佚文若干。其中虽也存在一些问题（王利器《评〈吕氏春秋〉汇校》一文已有批评），但还是瑕不掩瑜。马叙伦、谭戒甫、范耕研、冯振、于省吾、杨明照、杨昭隽、王叔岷、沈祖緜、李俊之等一批功力深厚的新老学者此期也作出了很好的成绩，有著作及论文21部、篇。特别是青年学者王利器于1940-1943年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先秦哲学组师从傅斯年先生专治《吕氏春秋》，撰成300万言的毕业论文《〈吕氏春秋〉比义》，惜后遗佚而未能传之学林（后作者重做成230万字的《〈吕氏春秋〉注疏》，巴蜀书社已于2002年1月出版）。
除校释整理工作外，钱穆、王利器、缪钺、施天侔、李泰棻等对吕书的成书情况、学派属性和主编吕不韦还进行了较深入的专门探讨，如钱穆《吕不韦著书考》、王利器《“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说》、《“吕不韦”释名》、缪钺《〈吕氏春秋〉撰著考》、施天侔《〈吕氏春秋〉非杂家及黄老学派之首要作品辨》、李泰棻《吕不韦及〈吕氏春秋〉考》等，成为吕书文献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胡适、吕振羽、郭沫若、杜国庠等一批既具有国学根柢又受过国外新思想熏染的学者此时登上《吕氏春秋》研究舞台。他们运用国外现代学术观念和方法来剖析吕书，突破了前人专事文字训诂、句篇疏解的细散研究方式和简评式零星论述方式的局限，把吕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的观照和系统的把握，取得崭新的成果，深刻地影响了《吕氏春秋》研究领域，并决定了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的整体走向。胡适写了《读〈吕氏春秋〉》一文，开拓性地运用西方历史的进化观点方法来研究吕书的哲学、政治思想，认为它有自己的中心思想，是用贵生之道、安宁之道、听言之道三大纲来汇总古代思想，综合成一个思想体系，主张“黄老一系的自然主义”和“爱利主义”的政治哲学。吕振羽《由〈吕氏春秋〉到〈淮南子〉》、郭沫若《吕不韦与秦代政治》、杜国庠《论〈吕氏春秋〉》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对吕书哲学、政治思想进行了深入发掘和系统研究，成为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的拓荒之作，特别是郭沫若的研究对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影响很大。他一反古人对吕不韦的偏见和否定，第一个对吕不韦作出较高评价，认为“吕不韦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一位有数的大政治家”，对“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的传说，吕不韦与嫪毐集团的关系，吕不韦与秦始皇的矛盾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并对吕书哲学、政治思想进行了深入发掘，还从天文历法、古书体例、金文记载、政治斗争等角度对吕书的成书年代、编排原貌、著书动机作了探讨。他的观点和论证至今在许多方面仍具有代表性，以后《吕氏春秋》研究在很多方面都是沿着他的路子走下去的。
西方现代学术发展日趋细密的学科分类对《吕氏春秋》研究的体系建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期，政治思想、教育思想、音乐思想和农业思想研究从传统的校释注解和简评综介性文字中分离出来，成为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四个重要的专门研究领域。开拓之初，这几个新领域的作品数量都很少，多是论文：政治思想方面是朱显庄的《〈吕氏春秋〉所表现之政治思想》、黄大受的《〈吕氏春秋〉政治思想论》（专著）；教育思想方面是阮康成的《〈吕氏春秋〉之教育思想》、雁云的《〈吕氏春秋〉之教育论》；音乐思想方面是谬钺的《〈吕氏春秋〉中的音乐理论》；农业思想方面是孙谦六的《〈吕氏春秋〉之农学》。
为适应研究发展的需要，吕书新式检索工具书的编制也有突破。1943年，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编制成《〈吕氏春秋〉通检》，采用法文和英文两种拼音检字法，并有“各版《吕氏春秋》卷叶推算法”，寻检原文，甚为方便。
宏观地看，这20年是最具开创性的研究阶段，是传统学术研究向现代学术研究转型的奠基时期。思想观念的转变、研究方法的革新和研究领域的开拓给《吕氏春秋》研究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和生机活力，成为以后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的基本走向。它们与传统文献学研究一起，延展构成20世纪《吕氏春秋》研究的总体框架。但尚处探索阶段的《吕氏春秋》现代研究还十分薄弱，无论在数量还是成就上都无法与传统研究相抗衡，前50年的《吕氏春秋》研究仍是旧学主流时代。
二、20世纪后50年(1950-2000)的《吕氏春秋》研究——新学主流时代
1.1950-1973年的《吕氏春秋》研究：承前继进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大陆主流文化，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文化学术被视为落后腐朽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不同的政治时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否定。建国后的《吕氏春秋》研究虽仍沿承着前面已奠定的研究道路和框架体系继续前进，但受时代环境的影响，研究的内容和着力点已发生了明显的转移。
最显著的变化是传统文献学研究的锐减。仅产生校释注译方面的著述9部，而台湾学者的工作占了很大部分，大陆地区仅出版杨树达遗著《〈吕氏春秋〉札记》、夏纬英《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吉联抗《〈吕氏春秋〉音乐文字译注》、吴则虞《〈吕氏春秋〉译注》4部专著。
关于吕不韦和《吕氏春秋》考评及相关研究也仅有4篇文章。其中，刘坦《〈吕览〉“涒滩”与〈服赋〉“单阏”、〈淮南〉“丙子”之通考》、徐复观《〈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施之勉《〈吕氏春秋〉二十余万言或三十余万言》探讨深入，较有价值。此期还出现了一些总体评价和介绍文章，如李诗《〈吕氏春秋〉是怎样一部书？》等，内容较为浅显。
相比较，新独立专门研究领域进一步发展。已独立的4个研究领域中，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数量为4篇，政治和音乐思想方面分别为1篇，但另有吉联抗《〈吕氏春秋〉音乐文字译注》和台湾学者贺凌虚《〈吕氏春秋〉的政治理论》2部专著。农业研究发展最快，成果最丰，有论文11篇，专著1部。近代植物学家夏纬英的专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择录吕书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农业论文，博采众说，并参考国外农学理论进行校释，多有创见，帮助现代研究者克服古奥的文字障碍，使长期埋藏在吕书中的先秦农家著作获得了新的活力，为20世纪《吕氏春秋》农业思想研究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此期万国鼎对吕书农业文献多有探索，发表《〈吕氏春秋〉中的农学》、《〈吕氏春秋〉的性质及其在农学史上的价值》等文，并与古月、李成斌等合写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农学史》（初稿）中“《吕氏春秋》中的耕作原理”部分，成为吕书农学研究的一个主力。吕书中保存的珍贵农业文献在中国乃至世界农学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日、韩学者此期也著有一些探讨和论述。日本学者米田贤次郎发表《有关〈吕氏春秋〉农业技术的一个考察——特别是与〈汜胜之书〉的关系》一文，大岛利一撰写了《论见于〈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中的农业技术》及再论、三论3篇文章，与韩国学者闵成基的文章《缦田法小考》、《〈吕氏春秋〉农法的新考察》进行了论辩。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相比，他们更偏重对农业技术的考察，论证也更为深入细致。
此期，又有哲学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逻辑思想4个专门研究领域从综合论述中独立出来，虽然论文数量分别仅有1篇，但功在拓新，使《吕氏春秋》研究体系的建设又进一步。经济思想方面是杨志玖的《吕览审分篇中所反映的战国时期生产关系》；军事思想方面是刘元彦的《〈吕氏春秋〉论“义兵”》；逻辑思想方面是周文英的《〈吕氏春秋〉中的逻辑思想》；哲学思想方面是王范之的《从〈吕氏春秋〉中看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