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而倍受注目的同时不能忘记它还是一个拥有三亿多农民的“农业大国”。但是，中国农村的人均收入只有城市的三分之一，如果再加上农民在社会福利等方面受到的各种歧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就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对此状况视而不见，就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原因。胡锦涛和温家宝政权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执政以来一直把解决由农业、农民和农村构成的“三农问题”列为最重要的课题。
三农问题的本质就是由于在少量的土地上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且农业技术落后，结果导致劳动生产率与人均收入非常低。其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城市与农村这样界限分明的二元结构，因此，时至今日，农民的社会地位依然很低，加之受户籍束缚使得自由移动受到严格限制。与城市里的人们相比，农民不仅没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而且还被征收各种名目繁多的沉重赋税。农民进城市打工，也会受到税制和子女教育等多方面的歧视。因此，农民仅仅享受着一种“非”国民待遇。对农民的这一状况进行了生动描绘的纪实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在中国成了畅销书，并引发了很多话题。
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今年中共中央在时隔18年以后，再次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发表了处理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国务院曾经在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了以“三农问题”为中心的五个“一号文件”。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这些文件给在“人民公社”这一体制下遭到破坏的广大农村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但是在90年代以后，中国农村的发展再次步入了停滞期。特别是由于近年的农业丰收以及加入WTO后出现的进口增加，农产品价格下降，因此，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越来越缓慢。
今年的“一号文件”包含了很多减免农村负担的措施，诸如下调农业税率，取消香烟之外的农业特产税等。而且，还制定了措施，增加政府对三农问题的财政支出，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实施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等。据推算，“一号文件”至少能够为农民增加200亿元以上的直接收入，并带来更多的间接利益。中国的媒体大量地报道了新政府的“亲民”姿态，称温家宝总理对“三农问题”的深刻理解及其很多意见都充分体现在了今年的“一号文件”之中。
但是，单单是这些政策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要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有两个方法。一是增加作为分子的农业收入，此次以减免农民租税和支付补贴为中心的措施就相当于此。还有一个方法是减少分母，即减少依赖农业收入的人数。为此，就需要将大部分农民由农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非农领域。
尽管受到户籍等很多限制，为了求职和更高的收入，已经出现了劳动力从农村地区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农业部全国固定观察点办公室2004年3月汇总的调查报告显示，外出打工的人数已经达到9820万人。打工者主要来自河南省（13.3%）、四川省（13.0%）、湖南省（7.9%）、江西省（5.9%）、重庆市（5.1%），中西部地区占了大半。而接受外出打工者的主要地区是广东省(10.1%)、北京市(4.2%)、江苏省(4.0%)、上海市(3.2%)，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外出打工者的就职岗位为建筑(26.1%)、制造业(24.3%)、饮食业(9.3%)、零售业(7.7%)和运输业（7.0%）。外出打工者的平均年收入为5279元（总额为5184亿元，约占GDP的5%），其中人均向家乡汇款3768元，总额达3700亿元。这是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国内劳动力的移动不仅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而且还有助于调整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进而有助于中国政治社会的稳定。为了进一步促进这种移动，就必须改革户籍制度，允许农民向城市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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