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活佛”也好，“俗人”也罢，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一言一行背负因果。评论一个处于政治敏感点上的人是无智，对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的真相人云亦云妄加评判是无信，对一位老人动辄口诛笔伐是无仁，对宗教界的人士横加指责是无礼，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打一派拉一派是无义。相信楼上的也是从媒体摘抄来的，无非也是得分而已，无可厚非，但自作自受四个字还请三思！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１９３５年７月出生于青海湟中县祁家川(今青海省平安县红崖村)，乳名拉木登珠。１９３８年拉木登珠被原西藏地方政府遴选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唯一转世灵童，后报请国民政府特准免予“金瓶掣签”，在中央政府特派大员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的主持下，１９４０年在拉萨举行坐床典礼，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１７日开始亲政，年仅１６岁即成为藏传佛教的领袖之一。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字。１０月２４日，达赖喇嘛致电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公开表示拥护并执行协议。１９５４年秋，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人民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２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喇嘛任主任委员。此时的达赖喇嘛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充分信任和人民的爱戴。但是他却并未珍惜政府给他的荣誉和人民对他的感情。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下旬，达赖应邀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２５００周年佛教法会，尔后在印滞留近三个月，处于分裂主义势力的包围之下。由此，他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受分裂主义分子的摆布。
１９５７年以后，达赖喇嘛与西藏上层分裂势力互相呼应，支持由局部逐渐扩展至全面的武装叛乱，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７日，达赖喇嘛出逃印度。
达赖喇嘛流亡海外后的３０多年来，依靠西方反华势力，利用“宗教领袖”的外衣，四处奔走游说，散布种种谎言，欺骗国际舆论。其些西方人士出于某种需要，把他奉为神明，戴上“和平使者”、“人权卫士”桂冠。但正是这位昔日的藏传佛教宗教领袖丢弃历辈达赖喇嘛爱国的传统，践踏宗教教义，愚弄善男信女们的宗教感情，在外组织非法流亡政府，鼓吹“西藏独立”，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破坏藏传佛教内部的团结和戒律，在背离祖国和西藏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本书以大量事实，展示了达赖喇嘛所走过的路，也揭露了他近些年祸国、乱教、害民之所为。
是利民，还是害民
流亡海外后，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总喜欢把自己打扮成西藏人民救星的样子，把自己做的事情，说成是“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甚至还说：“只要我达赖喇嘛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要为藏人的利益竭尽全力!”真的是这样吗?藏族有句谚语：“口说是水泡，实做是黄金。”意思是说：口里讲得再好也没有用，还得看实际行动如何。笔者想举出西藏３０多年来的一些事情，让世人看看达赖喇嘛到底为西藏人民做了些什么?他的所作所为，到底对西藏老百姓有利还是有害?
试图维护封建农奴制度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达赖集团在拉萨公开发动武装叛乱。３月１７日夜里，达赖喇嘛本人匆忙出逃，２６日抵达山南重镇隆子宗，迫不急待地宣布：“西藏独立了”。４月１８日，他通过喜马拉雅山口到达印度阿萨姆邦的提斯普尔，向聚集此地的各国记者散发了《达赖喇嘛声明》，全盘否定《十七条协议》，鼓吹“西藏独立”。４月２５日，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头目在印度城市穆索里召开会议，筹组“流亡政府”。
达赖喇嘛公开搞叛乱、搞分裂最核心的一点，是他想在西藏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度。当然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挑唆也有密切的关系。
达赖喇嘛统治下的旧西藏，本来是世界上最没有人权的地方，可是，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这位封建农奴制度的总代表却在一夜之间成了所谓的“人权卫士”，在各种场合感情激动地攻击中国政府违背人权，或者控诉当代西藏如何如何不讲人权。现在世界上有些事情也比较怪，怪得我们都难以理解，达赖喇嘛所代表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度，本来是极残酷极野蛮的，早已被人类历史所唾弃的，达赖喇嘛这几年也有经验了，他总觉得自己是活佛，不管自己说什么，西方人就相信什么。于是突发奇想，把封建农奴制度说成一朵花，说成世界上最美好最人道的制度，如同西天的极乐世界。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０日，他在印度达兰萨拉居然这样讲：“过去，我们雪域西藏在佛光的照耀下，人们安居乐业。”“我们的农奴制度并不同于其它的农奴制度，这是因为西藏地广人稀，佛教为众生谋福利，告诫人们相互要仁爱。因此我们的社会虽然实行的是农奴制度，但它是一种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农奴制度。”
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拉萨西北５０公里处的堆龙德庆县色新村，民主改革前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家的庄园。村里的老人们，至今没有忘记达赖喇嘛家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当时庄园里２０户差巴(农奴)，每天都要派出主要劳力自带工具、口粮到庄园的土地上无偿地服劳役。达赖喇嘛家的溪堆（庄园管事）来本（监工），提着皮鞭、棍棒，监督他们劳动，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农忙季节达到２０个小时左右。农奴们稍稍迟到或者有一点点不满的表示，甚至因病或哺育婴儿，都会立即遭到拳打脚踢，石头棍棒交加，全庄园农奴除一个水磨管理人外，无一幸免。农奴们把达赖家统治的色新庄园比作人间地狱，经常对天发誓“下辈子做牛做马也不沾色新的土地了。”由于缺吃少穿，劳动繁重，鞭打和凌辱简直是家常便饭，农奴们忍无可忍，只有逃跑。１９５０年秋天，１８个农奴和奴隶集体逃跑了，达赖家通过地方政府进行通缉，逃跑者在雅鲁藏布江边被逮住，庄园管事把他们用牛毛绳捆绑，用皮鞭和棍棒抽打着把他们押回庄园，然后绑在柳树上，每人先打了１００棒，又用铁镣铐住双脚，关进私设的牢房，进行鞭打和拷问。当时正是秋收时节，庄园里劳动力不够，还强迫他们带着脚镣去收割青稞……色新村的老人们回忆说，达赖喇嘛家管理色新庄园的１０年间，被打伤致残的有１１人，重伤致死的５人。这不是神话，也不是故事，这是４０年前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实实在在的事实，当年逃跑而被抓回的农奴还有好几位活着，他们身上还带着累累的伤疤，他们决不会认为，农奴制度是人道主义的乐园。是民主改革才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真正有了人身自由，也才真正的富裕了起来。
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一切财富、权力归农奴主，而广大的农奴和奴隶，一贫如洗，一无所有，连做人的起码权力也没有。他们世世代代为贵族、寺院、官府支付无穷无尽的乌拉差役，承负着人类罕见的沉重劳动，却过着人类罕有的悲惨生活。他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可言，领主可以任意侮辱、折磨、买卖、赠送、鞭打甚至残杀农奴和奴隶。他们衣不蔽体，食不裹腹，９０％以上的人都是文盲。生病得不到治疗，天花、鼠疫、霍乱等流行病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儿童死亡率高过６０％，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３５岁。这个制度是如此的不公平、不合理、不人道，凡有良知的人耳闻目睹之后无不表示极大的震惊和愤慨。它和欧州以及俄罗斯中世纪黑暗的农奴制有过之而无不及，那里的农奴制度早已经废除几百年了，它在后代人的心目中成了野蛮与落后的代名词。
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社会的特殊情况，１９５１年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定的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第十一条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１９５６年４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鉴于邻近几省藏区进行改革的消息传到到西藏，各地群众纷纷提出改革的请求，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也表示愿意在他的属区进行试点。当时西藏确有改革试点的打算，中央在充分听取了达赖喇嘛的意见之后，决定改革推迟进行，改革试点也停止，在贵族上层官员没有安置好以前不谈改革。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主席亲自复信达赖喇嘛，说现在还不是改革的时候。接着周恩来总理三次与达赖喇嘛谈话，转达毛主席的意思，西藏6年内不搞改革，６年以后改不改，还是由达赖喇嘛决定。但是，达赖喇嘛和西藏一些农奴主，还是发动了全面的公开的武装叛乱，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推迟改革，而是永远不改，永远在西藏保持不合理、不人道的封建农奴制度。
达赖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公开撕毁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一度因为达赖喇嘛反对而一再推迟的民主改革，理所当然地在西藏各地开展了起来。祖祖辈辈当牛做马的农奴，翻身解放，当家做主，成了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也成了自身主人。到１９６０底，西藏８７万人口的农业区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２０万户农民领到了土地所有证。经过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确立了农民个体所有制，农奴和奴隶分得了土地、牲畜和其它生产资料，家奴安了家，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土地，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当熊熊的烈火焚烧高利贷债券的时候；当农奴分到了土地、房屋和牲畜的时候；当他们领到土地证的时候，人们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喝酒狂欢，有的人捧着土地证热泪长流，有的人在新分的土地上打滚，有的人抱着牲畜亲吻，那真是高原民族最为盛大最为感人的节日。
１９６０年的春天，西藏农民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播种小麦和青稞，他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施肥和中耕，秋天获得了丰收。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６０年西藏粮食总产量达到２０５９３４吨，比谁种谁收的１９５９年又增长了１２％。接着西藏城乡进行民主普选，过去农奴连做人的权利也没有，从来没听说过什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现在村长、乡长、县长都是老百姓自己选。农奴们不会写字，便在候选人背后放一个木碗，大家往里面投豆子，豆子最多的当选。据１９６５年７月统计，全西藏１３５９个乡、镇进行了基层选举，有５６７个乡、镇开了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有５４个县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正、副县长，建立了县人民委员会。１９６５年９月１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选举阿沛阿旺晋美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标志着西藏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期。
是利教，还是乱教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作为藏传佛教的大活佛，又受过比丘大戒，理应弘扬佛法，维护藏传佛教的正常秩序。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请看近几年他的几项主要宗教活动。
1.支持日本奥姆真理教
1995年3月20日，日本奥姆真理教在日本东京地铁施放毒气，残害无辜群众的恐怖事件一度成为世界各种传媒争相报道的热点。10月26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公开审判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麻原彰晃，从而使他和该教的百余名骨干分子受到法律制裁，奥姆真理教被取缔。
就在身受其害的东京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愤怒谴责这一事件时，一贯标榜自己是“释迦牟尼比丘”、“人权卫士”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竟然对日本共同社说：他仍认为奥姆真理教是宣传佛教教义的，麻原彰晃是“朋友”。世人闻之无不感到震惊，这究竟是为什么？
答案只能从事实中寻求：
事实之一，自1987年起，达赖喇嘛和麻原先后有五次会晤，麻原受达赖喇嘛指使两次潜入西藏“传教”。
事实之二，麻原自称他的教义是在原始佛教及藏传佛教的密教体系上融入了瑜伽系统，可以把从人到佛的时间由二、三千年缩短到十年，而且人们不必苦行，只需皈依三宝、守持四戒、背念佛经、接受非凡指引、进行冥想（观修），就可快乐地获得长寿以至成佛。这种特殊方法唯他独有，“是达赖亲自把他指引入佛教大乘传统”。
事实之三，1989年5月起，达赖喇嘛给麻原出具证明书和推荐信，称麻原是“很有能力的宗教导师”，奥姆教是“传播大乘佛教”、“促进公共好善的”，呈请东京有关当局“应当允许奥姆教派免交税收”。从而使麻原迅速积累起大量资金，从事毒气的研制和生产。
事实之四，达赖喇嘛于1989年5月26日致书感谢“奥姆教团为我们佛教流亡集体，特别是不久前刚从西藏来的僧侣学生提供了慷慨的捐款”。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达赖喇嘛和麻原之间，短短几年，就牢固建立了宗教上的师徒关系，经济上的互惠互利关系，“事业”上的协作支持关系。德国《焦点》周刊说“没有达赖喇嘛的支持，麻原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他的教派帝国。他从一个江湖医生和小小的刑事骗子，在短短的几年内火箭式地上升为日本一个教派领袖也不会如此顺利，这是可以肯定的。”换一种说法，正是达赖喇嘛的鼎力“支持”，使麻原彰晃从一个小小
的骗子，上升为“宗教导师”，积累了放毒资金，从而变成恐怖集团的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