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民族形成的初期，由于受天文地理知识的限制，总是把自己的居域视为“天下之中”，即“中国”，而称它族的居域为东、南、西、北四方。远古传说中的“五帝”也有这种原始的地理观念。
早在公元前21世纪，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建立，就标志着中国统一国家政权形式的诞生。应当说，这时“中国”的概念便有了确切的政治涵义。据《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夏禹被视为“天下共主”，其统辖的区域被称为“夏”。何以“夏”相称？《尔雅释诂》曰：“夏，大也”。《尚书》注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
商原是夏朝统治下的一个诸侯国，后来取代夏朝而成为“天下共主”。商朝之时，被称为“邑”的城垣有了很大的发展，“邑”形成了不同血缘氏族部落成员杂居的古代都市。当时已出现“中商”、“大商邑”的称谓，而对周围各族则称之为“方”。
周地处西方。周文王之时，为商朝命爵西伯。周武玉克商，昔日“西土”成了“中土”、“中国”。文献记载，西周初出现了“中国”的称谓，确证见于1963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尊上的铭文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尚书梓材》中也有周成王所谓“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的记载。史书与铭文相互印证，说明周武王统治的地域为中国。周代大量使用的“中国”称谓，至少具有四种含义：
一是地理意义上的所谓“中原”地区。《汉书地理志》曰：“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雒邑”者，今洛阳城也；“土中”者，今中原大地也。
二是政治意义上的所谓“天子之国”。此义源于夏代的“夏”和商代的“中商”、“中土”，相对于东、南、西、北各族的称谓。《诗经大雅》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这时的“中国”与“四方”、“京师”与“四国”对举，表示中心与四邻、天子与诸侯的相互关系。
三是民族意义上的“华夏”民族。至周代，夏、商、周三族逐渐融合为一个民族整体，即：“诸夏”或“华夏”。周代存在着五大民族集团。《礼记王制》云：“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这里的“中国”，主要指华夏民族。
四是文化意义上的“华夏文明”。《礼记玉制》又云：“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直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可见，政治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在更深层次上是文化的差异，即所谓“华夷之辨”，还包括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之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