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生于周桓王二十三年(前697年)，卒于周襄王二十四年(前628年)，名重耳，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晋国国君，与齐桓公齐名，为春秋五霸之一。
晋献公有八子，太子申生和公子重耳、夷吾三人最受宠爱。晋献公灭骊戎后，获骊姬并纳之。骊姬得宠，献公疏远了申生、重耳、夷吾三人。后骊姬得子，名曰奚齐，献公意欲废申生而立奚齐。申生被逼而自尽，重耳和夷吾逃跑到外地。这样，重耳便开始了十几年的流亡生活，当时他已42岁。由于重耳平时能“好善不厌，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而长事贾佗”，颇有贤名，所以即使在流亡过程中，跟随他的人也很多，甚至如介子推曾在晋文公绝粮的时候“割股啖君”。
重耳先到狄国。里克等人在国内杀掉奚齐及其弟卓子，要迎重耳回国为君，重耳感到自己在国内还没有根基，所以拒而未返。后夷吾回国继承君位，是为晋惠公。惠公恐怕重耳与他争夺君位，派人刺杀重耳。重耳预先得到消息，逃往齐国，当时重耳在狄国已滞留十二年之久。到齐国后，齐桓公厚加礼待，为他娶妻，并送他马匹。第二年，齐桓公小白死，齐国发生内乱。重耳贪图安逸，不想离开，又继续住了三年。赵衰和狐偃等人设法使他离开了齐国，前往楚国，以寻找靠山，伺机归国。沿途备尝艰辛屈辱，到达楚国。楚成王雄才大略，是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以诸侯国君之礼待重耳。在宴会上，楚成王问重耳，如果您作了国君，将如何报答我的知遇之恩呢？重耳回答，若托您的福，真得能够回国作君，一旦晋、楚两国构兵，在中原对垒，我将命令晋军退避三舍。楚令尹子玉认为重耳傲慢无礼，劝说楚成王杀掉他。楚成王却认为“晋公子敏而有文，约而不谄，三材侍之，天祚之矣。天之所兴，谁能废之？”未听从子玉。
后来秦穆公邀请重耳去秦国，楚成王便将他送去，穆公待他甚厚。晋惠公十四年(前637年)，惠公死，晋国大臣们欲迎重耳归国，秦穆公便派军队护送重耳归国。重耳于第二年春天渡黄河入晋，晋国各地纷纷归附。重耳即位，是为晋文公。这时他己62岁。
晋文公即位不久，吕省、郤芮等密谋叛乱。晋文公得知后，秘密会见了秦穆公，请求援助，秦穆公答应帮助平息叛乱。吕省、郤芮见事不成，便逃跑了。秦穆公将其诱至黄河诛杀，并给晋文公配了三千卫兵。
至此，经过几十年混乱的晋国方才安定下来，晋文公开始整顿和治理国家，诸如整顿官职，责成各级官员尽职尽责，轻徭薄赋，赈救困乏，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关税，开通道路，促进商旅贸易，奖拔贤能，赏赐有功，鼓励积极有为的精神，赡养老人，礼遇宾客，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等等。并且进一步明确社会等级结构和分封原则，“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从而晋国大治，一天天强大起来。
晋国国内安定以后，晋文公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和外交活动。最著名的对于晋文公称霸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晋楚“城濮之战”。周襄王十九年(前633年)，楚成王率楚、郑、陈、蔡、许等国军队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援。晋文公抓住这个时机，立即进行战前准备，将晋国原有的左右二军，扩编为上、中、下三军，命令郤榖、郤溱，狐毛、狐偃、栾枝，先轸为将领。文公首先派兵攻打楚国的盟国卫国和曹国，想以此吸引楚军前来救援，以解除楚军对宋国的围攻。晋国军队渡过黄河，活捉了曹共公。晋、楚两国在城濮(今山东省鄄城西南)交兵，晋文公对楚军退避三舍，以避其锋芒。楚军统帅，令尹子玉求战心切，派人请战。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四月四日，晋、楚两军决战，晋军大胜。这次战争，由于晋文公在外交上争取了秦，齐两国参战，在军事上采取了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方针，化劣势为优势，被动转变为主动，终于取得了对楚国的决定性胜利，奠定了晋国称霸中原的基础。
“城濮之战”把北上争霸的楚国打败后，晋文公为周襄王在践上(今河南省荥泽县西北)建起一座行宫，举行向周襄王献俘的盛大仪式。周襄王命大臣王子虎等册命晋文公为齐桓公以后的又一位侯伯，从此晋文公便成为春秋时代的又一位霸主。周襄王赐给文公象征霸主权威的礼器，及黄河以南大量土地。晋文公从此可以直接祭祀天神，自由征伐。他随即在践土与各国诸侯举行了盟会，史称“践土之盟”。
“践土之盟”安定了黄河以南各国以后，晋文公便北渡黄河，回到晋国。他一共在位九年，于周襄王二十四年(前628年)逝世。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晋文公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对中国春秋时期的历史发展却产生了巨大影响。早年长期的流亡生活和政治斗争的考验，锻炼了他的政治才能，同时使他对当时的形势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所以他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展开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他即位后在国内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有两点最值得注意：
一是尚贤。在周代原来的分封制下，只能以血缘亲疏关系来确定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到春秋时代，宗法制度已经显示出与当时整个社会发展的不适应。他效法齐桓公重用管仲的做法，身边也聚积一批有才能有德行的人。如赵衰、狐偃、贾佗、魏武子等，都是栋梁之材，曾跟随他流亡。在治国安帮以及称霸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晋文公避亲而尚贤，所以在当时晋国统治集团中出现了不争高位，唯贤是举的优良风气，如晋文公“使(赵)衰为卿，辞曰：‘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皆可以为辅佐，臣弗若也。’”从而使贤者居首，保持了晋国统治集团的勃勃生气。
二是赏功，即赏赐有军功的人，晋文公在流亡几十年回国即位后，赏赐曾经跟随他流亡和支持他上台有功的人，大者封邑，小者尊爵。他即位后，不再分封宗族公室子弟，政治上也不重用公族。他选择职官的原则是按德行、才能．功劳、所任用的主要是一些“诸姬之良”，“异姓之能”。晋国实行的是军政合一的制度，诸军将佐既是统帅军队的军事首领，同时也是参与决断国家政事之卿，是统治集团中的核心阶层，而这些将佐分别出自不同的宗族。这样，就使一批非公族的政治势力进入统治集团的核心阶层，堵塞了公族把持晋国政治的途径。晋文公的这一改革措施，直接影响了晋国历史的发展趋势，使晋国的历史形成了不同于其他诸侯国的显著特点，使得封建因素在晋国较早较快地出现，法家思想在这里有了更深厚的基础。
晋文公重耳是一位霸主。争夺和保护霸主地位的战争，虽然不可避免地要给人民带来种种灾难。但也产生了有利于历史前进的客观效果。它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加速了新旧制度的更替，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它不但使晋国强大起来，而且还使中原一带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相对安定，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