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解释一下它的意思和出自哪里呀?

王朝干货·作者佚名  201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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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现代的传播学理论阐释古老的文化典籍《孟子》, 这是传播学中国化的一种探索,也是论者为传统文化复兴献上的 一炷心香。论文先阐述孟子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的传 播艺术,复梳理孟子关于传者修养的论述,继而简述孟子的其他 传播技巧,诸如“善于揣摩受者心理”之类。

关键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传者修养;传播者形象

一 春秋战国时代的传播发展 传播在中国,已有悠悠数千载的历史,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却只有短短二十余年的历程。中国古代典籍虽不乏关于传播的精彩论述,但是系统而完整的传播学,却有赖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对美国传播学传统学派和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介绍和引进。二十余年间,中国的传播学者不但孜孜致力于将西方传播学请进国门,而且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体系;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加以梳理,从中整理出中国传播学思想的萌芽和精髓,就是这种努力中的一种

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传播发展,就不能不把热切的目光投射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关注春秋战国时期的传播学发展,又不能不重视《孟子》这本儒学经典。在中国的历史上,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都是动荡、分裂的时期,但是思想文化的大创造、大发现也就产生于这巨大的历史断层之间;当着旧体制风烛残年而新制度渐趋上风之时,变革所带来的历史性空白恰好刺激了思想文化的扬弃,而当日变幻莫测尚未定型的时代格局则为思想家提供了创造的契机。魏晋我们暂且不论,单就春秋战国而言,这几百年的风云变幻,诸多学者的百家争鸣,不是已经初步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吗?千载之下,我们读着《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不能不自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文化是不断变化变迁的,文化不是一幅画好了就不能涂改的油画,文化是一条不停变动的河流,浩浩荡荡向前奔腾。一百五十年来是西风压倒东风,但是站在新世纪的起点,我们不是已经欣然看到中国文化复兴的曙光了吗? 朱传誉先生在《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一书中指出:至少有三个因素推动了春秋战国传播事业的发展,即“交通的发达”“传播工具的发明和改革”“思想言论的自由”;前两者是“硬件”,后者是“软件”,“软硬兼施”之下,社会传播获得空前的发展。仅传播方式就有采诗观风、史官记事、烽燧警报、乡校议政、置邮传命、聚徒讲学、著书立说、街谈巷语、游说诸侯……传播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复杂、紧密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社会发展的状况制约、决定着传播的发展,另一方面,传播的发展又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在春秋战国这一变革时期,在新旧体制的转换之中,传播起了促进社会变革、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而数百年的风云变幻也刺激了传播活动的空前发展,并且确立了中国古代传播的优良传统,形成了影响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传播观念。众多传播方式之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游说诸侯。所谓游说诸侯,就是“士”(当日的知识分子)周游列国、向诸侯陈说天下大势,提出政治、军事、外交等主张和文化理念的社会现象,是知识阶层沟通社会的传播方式。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里,先秦诸子走公门、跑私门,游说于朝堂之上,诘辩于士林之中,传播政治理想,宣扬伦理道德,教授文化知识,进献治国方略,不但激活了整个社会、推动了时代进步,而且在中国古代传播史上矗立起一座不

在游说诸侯的先秦诸子中,孟子的身影恐怕是最高大的了。我们现在就打开《孟子》,来领略孟子的传播风采。高山仰止,我们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二 \

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孟子著书,原本着眼于纵论哲理,却意外地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中国传统散文素来重视知性和感性的调配,《孟子》作为文学精品,其最大的特色正是兼具感性与知性,臻于感性知性完美结合的境界。“感性”简而言之,是敏锐的感官经验,务求能使人如见其景,如临其境,如历其事;“知性”则大致包括了知识和思考。知性重客观,感性凭主观;知性重分析,感性凭直觉;知性要言之有物、持之成理,感性须言之有情、味之得境。散文佳作往往能够兼容二者,使之相得益彰,《孟子》正是如此。孟子游说诸侯正为了阐明他的理念和主张,不过理论是灰色的而且生硬,一味说教,听来便索然无味、昏昏欲睡;孟子乃溶感性于知性、寄知性于感性,收精妙之传播效果 传播学是多级交叉学科,和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文学的渊源颇深。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孟子》,我们认为它兼具感性与知性之美;若从传播学的视角来读《孟子》,我们则可以断言它既“晓之以理”复“动之以情”,而且实现了二者的高度统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正是传播学劝服理论中重要的部分。传播学理论认为受众的态度是由认知、情感和意向组成的,对认知的引导是“晓之以理”,对情感的引导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便是欲使受者自愿地改变态度,这里的“理”既指道理也指事理;正确的理论,可以强而有力的逻辑之力,廓清受者思想上的迷雾,而雄辩的事实,则以不能抗拒之说服力,令受者改变态度。至于“动之以情”,则是激发和培养受众的情感,让受众产生一种新的内心体验,从而感受到改变原有态度的需要。理想的传播,是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达到二者的

孟子便做到了这一点。然则孟子是如何达到这种境界的呢?今就个人读书心得略指出两点,以首先,孟子擅长用寓言,故事等来作喻,以强化说理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在议论的时候,譬喻的精当运用能够增强语言的形象性,语言—形象,即可调动人们的想象,想象—活跃,情感必渗透、流动于其中,遂在“动之以情”中“晓之以理”。《孟子》里精当的比喻可谓触目皆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稚子将坠井”、“揠苗助长”……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我想补充说明的是,在当日的游说诸侯活动中,“譬喻说理”的风气是很盛的,从记载当日游说风貌的《战国策》之中我们可以读到:苏秦以土偶人与桃梗对话的寓言劝阻孟尝君入秦,季梁以“南辕北辙”的寓言谏魏王攻邯郸,魏加以孽雁惊弦劝春申君勿以临武君为将……便是主张“清静”“无为”的庄子,也是一位用喻大师。由此可见,当日之其次,我想谈谈孟子的“浩然之气”。孟子曾自豪地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篇》)《孟子》一书,尤以气胜。孟子上面这句话,开启了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气。曹丕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典论论文》)韩愈曰:“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栩书》)苏辙曰:“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原弘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上枢密韩太尉书》)……这些论述读来颇有扑朔迷离之感,所谓的“气”,实在很难用准确的言语来表述它。“气”既不是纯粹的理智,也不是纯粹的情感;“气”者,情感与理智高度统一之流动也。我们读《孟子》,时常叹服于孟子那莫之能御的沛然之气,亦不难设想当日的诸侯为这气势所震撼的情景。面对着孟子的“浩然之气”,谁能分辨得清这是情感还是理智?当孟子演说之时,浩然之气充沛于胸间,情感之流激荡于其中,议论遂具有不能抗拒的情感之力!所以演说也罢,著书也好,传者的胸间都要有一股或雄浑或柔美的“气”;“气”中包含了传者的情感和理性,若是“气弱”,则情感与理性淡薄,也就不能打动他人、折服人心!若是“气盛”,则意味着传者的情感真挚浓烈,思考独特深刻,这样打动人心,说服人岂非轻而易举?!故“气盛”

孟子既具“浩然之气”,又有高超的表达技巧来淋漓尽致地传达这股浩然之气。他善于排比,造成一浪高一浪的气势;他好用感叹、疑问、否定语气,强化其情感的力量;他言辞利落明快,因为拖泥带水最易弱化气势;他行文跌宕顿挫、波澜起伏,有如长江大河逼人而来,浩浩然莫之能御……上述种种,不难于《孟子》中品味出来;篇幅有限,总之,孟子因为擅长譬喻说理,因为胸间有股“浩然之气”,因为能用言辞传达“气盛”……所以能臻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完美结合的境地。这与中国人的思维特点颇有关系。林语堂说中国人的思维是“女性型”的,中华民族素来长于直觉冥想而拙于逻辑分析,不仅抒情时充满形象(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而且说理时也富于情感和形象,希腊式的纯粹逻辑的思辩在中国尚不发达也不受欢迎。这是优点也是缺点,是长处也是短处。如殷海光先生所言,这种情理不分的思维方式和传播方法有时会破坏逻辑的正确。以《孟子》来说,孟子有些譬喻虽然生动,逻辑上却是站不住的,孟子有时过于“逞气”,也伤及到逻辑上的严密。……尽管如此,孟子既“晓之以理”复“动之以情”的传播艺术仍是不容抹杀的;孟子传播艺术之高妙,三、孟 孟子在传播问题上讲 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这段谈论传者品质的文字对后世影响极大。这几乎成为后世仁人志士立身处世的最基本准则,这也是对每一个处于社会传播环境中的传者和受众的崇高品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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