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中国人被孔子害了近2千年,现在还不易才走出来。所以为什么袁世凯开孔学时被当时认为是违反了现代科学。我个人不提倡学老孔之学,当然也不是全部不学,至少90%以上的不要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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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的理想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为了实现大同世界,关键是要把仁爱思想灌输到广大群众中去,为此需要培养一大批有志于弘扬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这类志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志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
志向是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 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 卫灵公》)。
德才是指:具有智、仁、勇、艺、礼、乐等六个方面的德行与才能,即孔子所说的:“若藏武仲之知(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 宪问》)由于“不欲”含有“克己”之意,按“克己复礼为仁”的说法,“不欲”含有可达仁之意,故可解释为“仁”。可见培养具有上述弘道与行道志向与德才的君子或志士就是孔子教育的培养目标。
关于教育的作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既重视其社会作用,也重视其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礼记》中《大学》篇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述既说明了儒家关于大学教育的过程和步骤,也清楚地表明了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通过格物、致知做到诚意、正心(即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做到不为各种私心邪念所动摇)从而达到修身的目的(即形成完善的人格),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积极为促进各自家庭的和谐美满(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国家的繁荣、稳定而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齐家、治国),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有些学者认为,儒家教育思想是只考虑教育的社会作用而忽视个人的发展,甚至是压抑个性的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公允的。事实上儒家教育思想很重视个人的发展,“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是儒家促进个人发展的理论基础。但儒家的个人发展不是只强调“自我”而不管他人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而是“己欲利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以完善人格为目标、和群体和谐一致的个人发展。这是孔子教育思想与西方教育思想很不相同的地方,也正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伟大之处。
关于教育的对象,可用孔子的一句名言“有教无类”(《论语 卫灵公》)来概括,即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狄夷都可以接受教育。这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末期和把狄夷看作非我族类的“豺狼”的时代,孔子能对教育对象有如此认识,并能在实践中始终以此作为办学方针,这无疑表明孔子有极大的革命勇气与魄力。
孔子为达到上述培养目标而确定的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周公制作礼乐以治天下,“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射”是射箭,“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两项属军事技能;“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甚至“八卦”也属数教的内容[1]。由六艺可见,孔子的教学内容已包括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但这三部分内容并非等量齐观的,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关于仁的重要定义来看,孔子显然是把“学会做人”即德育放在基础或首要的地位来强调的。由于“乐”教相当于现代的美育,军事技能相当于现代军事体育,科学文化知识就是智育,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在2500年前已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并且应以德育为基础,把德育放在首位,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六艺中的“书”,有的学者认为只包括识字而不包括自然科学知识,许多人认为孔子只讲伦理道德,忽视自然科学,这完全是误解。由王炳照、阎国华教授主编于94年6月出版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一卷)中,已列举了大量有关孔子亲身向弟子们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包括气象、天文、历法、动植物、地理和古生物等内容)的事例,其中有些事例还来自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所提供的资料。《国语 鲁语下》也有不少这类事例的记载。所以认为孔子重文轻理,或只教伦理道德而不教自然科学的说法是站不住的。儒家轻视自然科学是汉儒和宋儒们所为,是违背孔子教育思想的。在这点上必须将孔子代表的先秦儒家和以后的汉儒、宋儒划清界限。
关于教学内容的实施(即教学过程)孔子明确提出应划分为学、思、习、行等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学习知识的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知识外化的过程--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要“躬行践履”。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观点纳入教学过程的教育家。“他的这一思想为儒家后学所继承和发展,并以孔子名义总结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其中‘博学’、‘审问’属于‘学’的过程,‘慎思’、‘明辨’是‘思’的过程,‘笃行’则是‘习’和‘行’的过程。这五个阶段. . . . . .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学过程的内在联系,这是中国最早提出的教学过程阶段论,对我国古代教学曾起过重大的影响。”[2]
关于教学方法孔子更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举一反三、. . . . . . 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发挥作用。
孔子晚年,皓首穷经改编出的“六书”(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教科书,以后被荀子尊称“六经”,除“乐”经亡佚失传以外,其余五经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官学和私学的最基本教材。
可见,孔子从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的作用、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一直到教材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不仅为我国儒家教育思想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其崇高的地位。其中特别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是孔子在以下几方面对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所作出的贡献:
第一是关于道德教育。
孔子的道德教育有以下两个鲜明特色:
一是狠抓德育的根本。如上所述,在德、智、体、美诸育中,德育被放在首要地位加以强调。那么道德教育本身,有没有基础,要不要基础,这还是一个至今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问题。“孔子素以道德教育著称于世,他的成功之道正是发现并加强了德育的‘基础教育’,而德育的‘基础’,就是他所谓的务本。”[1]。“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 学而》)这里的“本”就是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学会作一个有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关于德育的根本是要“教会学生做人”这一思想,指出,要作一个真正合乎道德规范的人必须具备完美的人格。实施德育的过程就是塑造和完善人格的过程。孟子认为,有无人格是区别人兽的标志,丧失人格就要沦为禽兽。所以造就人格是德育的根本任务。孟子关于人格内涵的论述,有些虽已不完全适合今天的情况,但是孟子所提倡的人格标准,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滕文公下》)[3]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一切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都受到这个人格标准的影响”[4]。把完善人格作为做人的目标并把造就理想人格作为德育的根本任务--孔孟的这一光辉思想不仅至今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现状来说真可谓“切中时弊”。
二是重视方法与途径。孔子的道德教育不仅注意抓根本,即有明确的道德教育目标--造就理想人格,而且还给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如上所述,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最高目标是要培养具有最大的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也只有这种人才有可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这就是具有最理想、最完善人格的人。但是这样的崇高目标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就能达到的,必须有适当的培养途径和方法才能逐渐完善人格的塑造,达到最终的目标。“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其具体实施步骤则是:孝、悌、忠、信,即先从自己最亲近的人开始培养仁爱之心(这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德育的最起码要求),然后向纵、横两个方向逐步扩展:纵向扩展是指,在对父母尽孝的基础上,进一步上推则要求对长辈、对上级领导乃至国家领导人都要尊重和敬爱;对国家则要尽“忠”。这就意味着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要勇于为国捐躯;而在和平时期则要对自己所承担的、与国家利益有关的事业或是与人民大众利益有关的工作忠于职守,尽心尽责。向下推则要求对子女要“慈”(父慈才能子孝),对下级也要象对子女一样关怀、爱护、帮助┄┄。横向扩展是指,在对兄弟友爱(“悌”)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左右推即对平辈也要讲友爱,对朋友要态度真诚讲求信用。这就是“由近及远”逐步做到孝、悌、忠、信的要求(也就是不同层次的“践仁”要求)。当这几步都已做到以后,再进一步要求“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道德修养(即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的修养),这样,就不难在上述基础上把仁爱之心进一步扩展到全社会,达到“泛爱众”的要求。可见,孔子实施道德教育的方法与途径非常清楚、明确:其方法就是“由近及远,推己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