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最早出处？
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史记•商君列传》：
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于民朞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是在《秦香莲》等包公戏曲里经常可以听见的台词，听起来耳熟能详，是一条民间广为流传的俗谚。而且这条俗谚很有一点今天所强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味，直到当代仍然时常被引用。
不过这句俗谚却和我们从中国法制史上得到的普遍印象相抵触。因为古代法律里意思相反的条文真可谓是不胜枚举，古代史书中与此相反的例证也可以说是俯拾皆是。
从法律上来讲，据说西周时法律就有“八辟”的制度，有八种人犯了死罪是不可按照法律处罚的，而应该由朝廷最高级大臣讨论后再上报国王定夺。这八种人里第一种就是国王的亲戚。而且据说西周法律有一条“刑不上大夫”的原则，贵族大臣犯罪是不受刑罚处罚的。这样的制度是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之一。因此据说当公元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子产向全体平民公布了法律后，晋国的大夫叔向就写信去批评他，说他这样做会使国家灭亡，会使自己断子绝孙。可是到了公元前513年，就连晋国本身也公布贵族平民统一适用的法律，据说孔夫子为此叹息晋国失去了尊重贵族的“度”，“贵贱无序”，以后看来只能是亡国了。
战国时兴起的法家思想强调“刑无等级”，要求取消贵族的特权。商鞅提倡“自卿相以至大夫庶人”，犯罪都同样处罚。不过在他主持秦国变法时，太子犯法，他下令处罚的是太子的老师，一个割鼻，一个毁容。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提出“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但是并没有说王子也要同样按法处罚。可见哪怕是最激烈的法家，要求的还只是卿相大臣的“刑无等级”。因为如果王子犯罪要按法处罚，那么国王本人是否也要受法律的规范和制裁呢？这个问题却是个讨论的禁区，没有哪个学者、政客敢于拿这个问题去冒犯国王或皇帝的虎威，这或许也可以说是韩非在《说难》里提到的人主那块不可触及的“逆鳞”。所以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刑无等级”控制在卿相大臣以下。
汉朝开始逐渐明确将改造以后的儒家理论作为政治和法律的指导原则。后代的法律有大量的优待贵族大臣的内容。比如皇亲国戚是由“八辟”转化而来的“八议”制度的头号对象，犯一般的罪行直接减轻一等处罚，犯死罪要经过朝廷最高级大臣的讨论，经皇帝的批准才可处罚。其他的特权还有“上请”（犯罪应向皇帝请示才可判刑）、“收赎”（犯了罪出钱财抵罪）等等。一句话，仅就法律而言，古代是从不承认“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
当然，如果王子胆敢图谋造反的话，自然是要和普通百姓一样严惩不贷的。儒家典范人物之一的周公，辅佐成王统治天下，亲兄弟管叔、蔡叔造反，都被周公下令处死。以此为例，凡是被戴上了谋反帽子的王子从来是不得好死的。历代法律都规定，如果是谋反大逆、图谋叛变之类的重罪都不得享受“八议”特权。
而从史籍的记载来看，王子犯普通的罪行和平民同样按照法律处罚的事例也实在是太少有了。最著名的莫过于隋文帝杨坚处罚自己儿子杨俊的故事。杨俊是隋文帝的第三个儿子，封为秦王，任命为并州总管。他在任上大兴土木，建造的王府竭尽奢华，超过了法令规定的规格。又放债取息，盘剥百姓。隋文帝得知后罢了他的官，召还京师居住。大臣们都认为秦王的罪名不过是违反制度，不必如此严厉。隋文帝却说：“法不可违。我是五个儿子的皇帝还是天下百姓的皇帝？照你们的说法，为什么不另外制定皇帝儿子遵守的法律？周公那样伟大的人物还杀了造反的兄弟，我比周公差远了，怎么能够破坏法律呢。”结果杨俊郁郁不得志而死。但是对于这件事，史书的评价却是认为隋文帝对自己的孩子过于刻薄，所以隋朝才两世而亡。
那么难道说这条俗谚是无中生有吗？当然不会。敢于明显和法律对着干的俗谚是很少会被记录在小说、戏曲里的。如果仔细查阅古代的小说、戏曲材料，就会发现在明朝以后的文艺作品中，“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才成为常见的俗谚。
给现代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秦香莲》、《铡美案》等包公戏实际上是在将近20世纪时才出现的剧目，里面宣传的法律观念实际和故事所描绘的宋代社会差别很大。元代杂剧里的包公戏，如《遭盆吊没兴小孙屠》、《林招得三负心》、《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龙图智勘后庭花》、《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包待制陈州粜米》、《包待制断叮叮当当盆儿鬼》、《包待制智赚生金阁》、《神奴儿大闹开封府》等等，都是把包公描绘成一个能够侦破疑案的大侦探。和权贵斗争、执法如山的故事仅有《包待制智斩鲁斋郎》，这部戏的台词里引了一句“王法无亲”的俗谚，说的是法律不可偏私包庇，和“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意思有所不同。
在明代小说里很难找到“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句俗谚，而清代的戏曲小说中“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俗谚就很常见。比如讲宋太祖赵匡胤故事的《飞龙全传》第二回、讲元末轮回报应故事的《灯草和尚》第四回、讲本朝爱情故事的《比目鱼》第八回（写做“皇亲犯法，庶民同罪”。但在清初剧作家李渔所写的该书原作《连城璧》第一卷“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里并无此语）等都引了这条俗谚。
明清两代大大加强了在民间基层推行“教化”，朝廷搞过不少普及性的案例宣讲材料，比如明太祖的“大诰”，“教民榜文”；清朝的“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大义觉迷录”等等。因此民间得以了解一些藩王皇亲犯上作乱受到严惩的情况。这种政策自然会起到舆论导向的作用，使得民间形成并传播“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谚语。然而明代写小说戏曲的读书人知道朝廷有“八议”之类优待“王子”的制度，因此一般避免将这句俗谚写到自己的作品里去，即使是引了这段俗谚，也往往是从否定的反面意义上引用，比如明末短篇小说集《石点头》第十卷“王孺人离合团鱼梦”里所说的：“若论‘王子王孙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看起来不过是设而不行的虚套子，有甚相干？”
这种情况到了清朝发生了变化。虽然清朝入关后全盘沿袭了明朝的法律制度，不过“八议”制度却一直是形同具文，从不实行。清朝雍正皇帝曾公开宣称：法律的这项内容是历代相沿之文，其来已久。我朝律例虽然有这些文字，但实际上从来没有照此施行过，这是具有深远含义的。因为设立刑法，是为了奉天罚罪，是天下最公平的事物，不可以人的意志来任意加重减轻。而且雍正皇帝通过宫廷密谋登基后，将自己的兄弟关的关、杀的杀，更讨厌“八议”来碍手碍脚，甚至在曾普及到民间基层的《大义觉迷录》里，他还“大义凛然”的宣布自己兄弟的罪恶，并说按照“朝廷法律”，这两个兄弟也是该杀，“盖有此一番惩创，使天下后世宗亲不肖之辈，知大义之不可违越，国法之不可幸逃”。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是在《秦香蓮》等包公戲曲裡經常可以聽見的台詞，聽起來耳熟能詳，是一條民間廣為流傳的俗諺。而且這條俗諺很有一點今天所強調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味，直到當代仍然時常被引用。
不過，這句俗諺卻和我們從中國法制史上得到的普遍印象相牴觸。因為，古代法律裡意思相反的條文，真可謂是不勝枚舉，古代史書中與此相反的例證也可以說俯拾皆是。
從法律上來講，據說西周時法律就有「八辟」的制度，有八種人犯了死罪是不可按照法律處罰的，而應該由朝廷最高級大臣討論後再上報皇帝定奪。這八種人裡第一種就是皇帝的親戚。後代的法律有大量的優待貴族大臣的內容。比如皇親國戚是由「八辟」轉化而來的「八議」制度的頭號對象，犯一般的罪行直接減輕一等處罰，犯死罪要經過朝廷最高級大臣的討論，經皇帝的批准才可處罰。僅就法律而言，古代是從不承認「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
當然，如果王子膽敢圖謀造反的話，自然是要和普通百姓一樣嚴懲不貸的。
儒家典範人物之一的周公，輔佐成王統治天下，親兄弟管叔、蔡叔造反，都被周公下令處死。以此為例，凡是被戴上了謀反帽子的王子，從來是不得好死的。歷代法律都規定，如果是謀反大逆、圖謀叛變之類的重罪，都不得享受「八議」特權。
古代，即使是主張「刑無等級」的法家，也沒有這樣的主張。商鞅提倡「自卿相以至大夫庶人」，犯罪都同樣處罰。在他主持秦國變法時，太子犯法，他下令處罰的是太子的老師，一個割鼻，一個毀容。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提出「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但是，並沒有說王子也要同樣按法處罰。
可見，哪怕是最激進的法家，要求的還只是卿相大臣的「刑無等級」。因為，如果王子犯罪要按法處罰，那麼，皇帝本人是否也要受法律的規範和制裁呢？
在古代，這個問題卻是個討論的禁區，沒有哪個學者、政客敢於拿這個問題去冒犯皇帝或皇帝的虎威，這或許也可以說是韓非在《說難》裡提到的人主那塊不可觸及的「逆鱗」。所以，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刑無等級」控制在卿相大臣以下。
而從史籍的記載來看，王子犯普通的罪行和平民同樣按照法律處罰的事例，也實在是太少有了。最著名的莫過於隋文帝楊堅處罰自己兒子楊俊的故事。
楊俊是隋文帝的第三個兒子，封為秦王，任命為并州總管。他在任上大興土木，建造的王府竭盡奢華，超過了法令規定的規格，又放債取息，盤剝百姓。隋文帝得知後，罷了他的官，召還京師居住。大臣們都認為秦王的罪名不過是違反制度，不必如此嚴厲。隋文帝卻說：法不可違。我是五個兒子的皇帝還是天下百姓的皇帝？照你們的說法，為什麼不另外制定皇帝兒子遵守的法律？周公那樣偉大的人物還殺了造反的兄弟，我比周公差遠了，怎麼能夠破壞法律呢。結果，楊俊鬱鬱不得志而死。
那麼，難道說這條俗諺是無中生有嗎？
當然不會。敢於明顯和法律對著干的俗諺是很少會被記錄在小說、戲曲裡的。如果仔細查閱古代的小說、戲曲材料，就會發現，在明朝以後的文藝作品中，「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才成為常見的俗諺。比如，清朝講宋太祖趙匡胤故事的《飛龍全傳》第二回、講元末輪迴報應故事的《燈草和尚》第四回、清乾隆年間講神魔故事的小說《綠野仙蹤》第二十三回（寫作「王公犯法，和庶民一般」）和第七十五回、講本朝愛情故事的《比目魚》第八回（寫做「皇親犯法，庶民同罪」）等，都引了這條俗諺。
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明清兩代大大加強了在民間基層推行「教化」，朝廷搞過不少普及性的案例宣講材料，比如明太祖的「大誥」、「教民榜文」；清朝的「聖諭十六條」、「聖諭廣訓」等等。因此民間得以瞭解一些藩王皇親犯上作亂受到嚴懲的情況。
尤其是，清朝入關後將「八議」制度架空，從不實行。雍正皇帝還曾公開宣稱：我朝律例雖然有「八議」文字，但實際上從來沒有照此施行過。因為，設立刑法，是為了奉天罰罪，是天下最公平的事物，不可以人的意志來任意加重減輕。
明清寫小說戲曲的士大夫是知道朝廷有「八議」之類優待「王子」的制度，因此，一般避免將這句俗諺寫到自己的作品裡去，即使是引了這段俗諺，也往往是從否定的反面意義上引用，比如明末短篇小說集《石點頭》第十卷「王孺人離合團魚夢」裡所說的：「若論『王子王孫犯法與庶民同罪』這句話，看起來不過是設而不行的虛套子，有甚相干？」《比目魚》是根據清初劇作家李漁所寫的《連城璧》第一卷「譚楚玉戲裡傳情 劉藐姑曲終死節」敷衍而來的話本，原作裡並無此語。
給現代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秦香蓮》、《鍘美案》等包公戲，實際上是在將近２０世紀時才出現的劇目，裡面宣傳的法律觀念實際和故事所描繪的宋代社會差別很大。由於２０世紀以來，現代法律思想的傳播，使明末以來的這句俗諺有了新的意義，因此才被廣泛引用，成為一句名言。
参考资料：http://www.law-culture.com/shownews.asp?id=2423
是香水有毒提出来的。。。。。。。。。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是在《秦香蓮》等包公戲曲裡經常可以聽見的台詞，聽起來耳熟能詳，是一條民間廣為流傳的俗諺。而且這條俗諺很有一點今天所強調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味，直到當代仍然時常被引用。
商鞅变法时由商鞅提出来的,后来因为赢政触犯了法律,商鞅要用法律来惩罚他,不过当时的国君干预只惩罚赢政的老师,由此他们节下梁子,后来也直接导致商鞅的车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