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
苏联的赫鲁晓夫
华盛顿当局今天面临的伊拉克核查危机和朝鲜核问题，仿佛40年前古巴导弹危机的翻版。最起码，危机的缘起是相同的：弱小国家遭遇国际环境造成的安全压力，被迫寻找自我保护的捷径—古巴当时处于冷战时期，便归于苏联的核保护伞下；朝鲜处于后冷战时期，没有苏联可依，便企图自竖核保护伞。
“无赖”
国家的无奈
古巴导弹危机过去40年了，但是，我们今天远离那个时代了吗？审视现实，尽管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核扩散的状况却比以前更加严重。
经过后冷战时期的“历史长假”，美国发现“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增加了，有更多的国家希望发展核武器。很多国家已经有了化学和生物武器。有些国家开发了弹道导弹技术，使它们获得了能快速、远程发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能力”。国防部的《核态势审议》报告描述了这一扩散的现状：12个国家有核武器计划；28个国家有弹道导弹；13个国家有生物武器；16个国家有化学武器。
将这些国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原因仅仅归咎于“邪恶”、“无赖”、“流氓”是在回避问题。必须看到，冷战后美国在追逐全球霸权时，不仅以武力为后盾，而且将意识形态为主的软力量作为先导和重要手段，在伊斯兰教国家和其他国家推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推销西方价值观，从而加剧了一些国家的国家安全困境。尽管这其中一些国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有时日，但美国的新干涉主义政策大大加强了这种需要，就像40多年前猪湾行动发生后古巴所做出的抉择一样。
美国人支持的那次旨在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猪湾行动“流产”后，卡斯特罗栖身于苏联的麾下寻求保护，甚至同意在古巴部署导弹和核弹头。在冷战时期，同类的许多国家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核危机基本局限在美苏两极之间。冷战结束后，失去了苏联保护，一些弱小国家便大力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支持他们做出这一选择的理由是，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核国家遭到无核国家的侵略和威胁的先例。
“没有先例”只是一种错觉，它来自人类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历史。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后来说，所有三个国家在危机前后所做出的决定，都由于错误的信息、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考虑而被导入歧途。尽管错上加错，但这一切错误都在核战争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后果面前不得不停了下来。从这种意义上说，不是肯尼迪，也不是赫鲁晓夫，而是核战争本身遏止了核战争的爆发。
我们并不是要去重提核均势带来世界和平的陈词滥调，但对照冷战结束前后的历史，我们又难以回避这样的现实：冷战后国际间武力相加的纷争、冲突比冷战时期变得频繁与轻率。这些混乱加深了这种印象：拥有核武器成为某些国家摆脱大国任意摆布的捷径。
2002年10月16日朝鲜自曝正在发展核武器，朝鲜官员称，美国对朝鲜的强硬态度是“所有问题的症结”，并要求美国承诺绝对不向朝鲜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击，其次与朝鲜签署和平协议，这种诉求和古巴危机结束时苏联向美国提出的“永不入侵古巴”的条件差不多。这一做法虽然显得笨拙与“无赖”，却向美国和世界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不管是偷偷发展核武器，还是今天在外交上做出如自杀般的冒险的举动，朝鲜所求不过就是自身国家安全的保证—真可谓是“无赖”国家的无奈。
“先发制人”的危险性
“911事件使几乎整整12年前开始的后冷战时代猝然而止。”乔治敦大学政府与外交专业教授罗伯特J利伯这样说。一直以来，美国人脑袋里装满了随时觊觎美国利益、威胁美国安全的假想敌，动辄叫嚣“某国对美国的利益与安全构成了威胁”。911事件部分改变了这一思维定势，美国开始认真审视潜伏在自己周围和体内的“零星”威胁。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我们用了几乎十年时间才理解了这种新威胁的真正本质。”
美国人的忧患意识使他们的想像变得丰富，由恐怖分子进而联系到“无赖”国家；美国人也因911之痛而变得更加蛮横，不仅威胁将对恐怖分子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同时宣布在阻止核武扩散方面，美国的单边行动将不受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的约束，并且决意将眼中钉伊拉克作为这一战略的第一块试验田。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为先发制人辩解时说，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实行的封锁就是先发制人行动成功的一例。按照如此理论，日本偷袭珍珠港更应是“先发制人”的成功范例。肯尼迪总统在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的确运用了出其不意的“先发制人”战术，但肯尼迪的这种先发制人不是采纳当时其幕僚群情汹汹的动武建议，而是力排众议实施温和的海上隔离政策，避免进一步激化危机、爆发战争；当时肯尼迪总统之所以在公开场合没用“封锁”而代之以比较温和中性的“隔离”一词，就是为了防止刺激苏联。“先发制人”当然可以作为当今国际关系中预防性外交的手段之一，但其实施的行为主体应该是联合国，而不是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手段上应以和平的外交方式为主，而不是动辄武力相加或以武力相威胁。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千年报告》中指出：预防战略必须致力于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仅解决暴力的现象。只有使这些国家在国家安全上走出无奈的困境，也才能使他们在维护安全的过程中少些“无赖”的手段；只有当国际间的战争变得不是那么轻率时，核武器才会消失其对某些国家的诱惑力；也只有将遏止核扩散的“先发制人”的战争变得像对待核战争那样审慎时，才能最终根治核扩散。
当我们在担心这些“无赖”国家铤而走险可能同恐怖分子相勾结的时候，为什么又不想办法将其拉回正常的国际秩序中呢？轻率的武力相加，只会将他们真的逼到恐怖分子一方，即使他们不与恐怖组织勾结，也会使一个国家整体走上恐怖主义。武力对于孤立无援的小国，实际上不是使他们屈服，而是在证明其发展核武器的必要性。国际和解并非不可能，比如前几年萨达姆的儿子库赛与美安全官员在巴格达举行会晤，萨达姆的特使马吉德秘密访问奥地利时向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示好，还有伊拉克以较低的石油价格同美国海外的多家公司签订数额巨大的合同以讨好美国等等。
恐怖主义在当今全球共愤的情况下，很难想像还有国家有意支持它，但彼此仇视的国际社会会使恐怖组织游刃于国际社会的裂缝间。正如2002年9月12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五十七届联大的讲话中指出的，“个别国家可以进行自卫，反击恐怖集团和窝藏或支持他们的国家。但只有所有国家共同提高警惕，进行合作，并有系统地不断交流情报，才真正可望不给恐怖分子任何机会。”
911事件给了我们重新认识世界的机会，但愿世界不会因当前的焦灼而错上加错，比原来走得更远。
值得反刍的几个瞬间
2001年《亚特兰大宪法报》就“该给新总统布什推荐什么样的书”征集读者的看法时，罗伯特肯尼迪的《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一书便是其中之一，其理由是对“制定关键的决策有意义”。罗伯特肯尼迪作为当时的美国司法部长，是肯尼迪政府处理这次危机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尽管他在书中不可避免地会对自己的哥哥充满溢美之辞，但肯尼迪总统在危机期间的确一扫“猪湾事件”中的“少年意气”，表现出克制、灵活以及张弛有度的外交技巧，和一个负责任的成熟政治家的风范，尤其在关乎人类前途和命运这些重大问题上所展现的顾全大局的精神和对人类文明和未来近乎宗教般的虔敬，让人肃然起敬，以至于在危机之后，狐性十足的赫鲁晓夫对其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之感。
尽管今天所披露的文件表明当时的情况凶险无比—双方都摆出不惜一战的架势，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为的风险—但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变得紊乱无序。在这场核讹诈与核反讹诈的较量中，为了将这场游戏局限在讹诈的范畴，双方都谨持着罕见的外交毅力。比如当肯尼迪得知一艘美国电子情报船在古巴沿岸与对方交火时，便果断地下令让这艘船撤至海上；当美国在古巴上空侦察的U-2飞机被苏联的萨姆导弹击落下来时，若按照肯尼迪及其同僚事前对此类事件所作的反应预案，美国就应该对苏联的萨姆导弹发射场进行一次报复性打击，然后，如果袭击继续进行，则把它们全部毁灭掉，但在事件发生后，肯尼迪立即用理智扑灭了这一丝可能引发核战的火星。
很多时候，寻求和平比发动战争更需要勇气。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尽管美苏双方依然在不断垒高冷战的危墙，但双方都心照不宣地收起了咄咄逼人的势头，双方的对峙变得相对柔和舒缓。另一版本的“古巴导弹危机”如何演绎：美国悬在伊拉克头上的大棒是否会落下，何时落下？朝鲜问题美国如何应对？相对于古巴导弹危机，这两个问题对美国来说本应该是轻描淡写的，只不过由于911事件而突兀起来罢了。建议布什总统再去读读罗伯特肯尼迪的《十三天》，不是要去寻找解决当前问题的外交技巧，而是去领悟约翰肯尼迪临危的审慎和对历史的敬畏。
所谓的苏共党和古八共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