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
明思宗 朱由检
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的日子。在此二十多天前，内阁大学士（类似现在的副总理或政治局委员）蒋德璟和皇上顶嘴，说了几段为时已晚，但在我看来仍然非常要紧的话，惹得皇上大怒，蒋德璟也因此丢了官。
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的日子。在此二十多天前，内阁大学士（类似现在的副总理或政治局委员）蒋德璟和皇上顶嘴，说了几段为时已晚，但在我看来仍然非常要紧的话，惹得皇上大怒，蒋德璟也因此丢了官。
这次顶嘴起源于对加税的不同看法。五年前，崇祯十二年春，皇上在全国范围内加派730万两白银，作为练兵费用，叫做练饷。这是崇祯即位之后的第四次大规模加税，全国人民的纳税总额至此几乎翻了一番。皇上加税确实也是出于无奈。中原一带的农民造反还没有平息，满州又闹翻了天。就在决定加税的一个多月前，清兵在河北山东一带纵横蹂躏二千里，掳掠人口牲畜五十余万，还在济南杀了一个德王。人家大摇大摆地杀了进来，又大摇大摆地满载而归，明朝的官军竟然缩做一团不敢跟人家交手。这样的兵岂能不练？练兵又怎能不花钱？不过皇上也觉得心虚，税费一加再加，老百姓方面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杨嗣昌是当时的兵部尚书，类似现在的国防部长，他办事认真，聪明干练，替皇上做了一番阶级分析。
杨嗣昌说：加税不会造成伤害，因为这笔钱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强手里。杨嗣昌以上次加征的剿饷为例，一百亩地征三四钱银子，这不但没有坏处，还能让豪强增加点负担，免得他们钱多了搞土地兼并。这种分析听起来颇有道理。
皇上还听过另外一种支持加税的分析。崇祯十一年考试选拔御史，一位来自基层的名叫曾就义的知县也说可以加税。他说关键的问题在于地方官不廉洁，如果他们都廉洁了，再加派一些也未尝不可。皇上觉得这种观点很对心思，便将他的考试名次定为第一，又升了他的官（注1）。据说曾知县为政廉洁，他的见解想必是有感而发，在逻辑上也绝对正确。从百姓负担的角度看，腐败等于一笔额外的重税。假设真能减去这笔“腐败税”，多派一些军饷当然无妨。
有了这些分析的支持，皇上又征求了另外两位内阁大学士的意见。这二位也赞成加税。于是皇上拍板定案，加征练饷（注2）。假如是现在，决策者大概需要追问一些数字，譬如腐败造成的额外负担究竟有多重，有把握消除多少？究竟有百分之几的土地在豪强手里，又有百分之几的土地在自耕农手里？豪强们的佃户负担如何？等等。奈何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和他的顾问都不擅长定量分析。
一晃练饷征了五年，原来企图解决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加重了。官军照样不灵；清兵还在闹着；李自成更由战略性流窜转为战略性进攻，从西安向北京进军，已经走到了大同一带；杨嗣昌本人也在与张献忠的作战中失利自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需要检讨一下大政策了？这时一位叫光时亨的给事中（近似总统办公室负责监察工作的秘书）给皇上写了份奏疏，他认为，加征练饷的政策是祸国殃民的政策，应该追究倡议者的责任。
按照规矩，这份奏疏先由内阁大学士过目，替皇上草拟一份处理意见，再交皇上最后定夺。于是内阁大学士蒋德璟就替皇上草拟了一段话，大意是：以前的聚敛小人，倡议征收练饷，搜刮百姓，导致人民贫穷，种下了祸根......。皇上看到这段话很不高兴，这练饷明明是他拍板征收的，蒋德璟却说什么“聚敛小人”，谁是小人？皇上把蒋德璟叫来，当面问道：聚敛小人指的是谁？
蒋德璟心里想的小人是杨嗣昌，但杨嗣昌死在岗位上，皇上对他一直心存好感，蒋德璟不敢直说。皇上心里想的小人是他自己，他怀疑蒋德璟在指桑骂槐，非要问个明白。于是蒋德璟就拉出一只替罪羊来，说他指的是前任财政部长。皇上不信，为自己辩护道：朕不是聚敛，只想练兵。
蒋德璟道：皇上当然不肯聚敛。不过那些部长的责任却不可推卸。他点出了一连串征税的数字，任何人听了都会感到这是搜刮百姓；同时他还点出了一连串兵马的数字，任何人听了都会明白练兵毫无成绩。搜刮了巨量的银子，却没有练出兵来，这究竟应该算聚敛还应该算练兵，已经不言自明了。
后边的话还长。总之是蒋德璟顶嘴，皇上震怒，蒋德璟又为自己申辩，诸位大臣替他讲情。最后财政部长主动站了出来，说本部门的工作没有做好，把责任都揽到了自己头上。皇上听了这话，火气才消了一点。
这位蒋阁老是福建人，说话口音重，不擅长争辩，但是文章典雅，极其博学。蒋德璟回家后便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疏，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思想。奏疏的大意是：现在地方官以各种名义征税，追讨拷打，闹得百姓困苦，遇到贼反而欢迎，甚至贼没有到就先去欢迎了。结果，兵没有练出来，民已经丧失了，最后饷还是征不上来。因此我想追究倡议练饷者的责任。我这样做很冒昧，我又傻又直，罪该万死。随后引罪辞职。（注3）
请注意这几句话。蒋德璟向皇帝描绘了一种反向的关系：你不是想加饷平贼么？偏偏你筹饷的规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贼”就越踊跃，“贼”也就越多。百姓投了贼，饷更没处征了。这意味着一个空头政策换来了更多的敌人和税基的永久消失。为了表达这个意思，内阁最博学的蒋阁老惹怒了皇上，并且引罪辞职。
崇祯很要面子，心里却不糊涂。与这种矛盾的心理一致，他容许蒋德璟辞了官，但不久也取消了练饷。清朝的史学家赵翼推测崇祯罢练饷的心理，说了一句很简明的话：“盖帝亦知民穷财尽，困于催科，益起而为盗贼，故罢之也。”（注4）用现代汉语更简明地表达，就是：皇帝也知道征税越多盗贼越多。
说到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皇上转了一个弯。皇上的思维原来似乎是直线的，他想多敛钱，多练兵，从而消灭反叛者。在敛第一个、第二个、甚至第七八个一百万的时候，这种思维似乎还对头，银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乱也开始平息了。但是这条路越往前走越不对劲。敛钱敛到第十几个一百万的时候，老百姓加入叛乱队伍速度和规模陡然上升。皇上新敛到的那些军费，新增加的兵力，还不足以镇压新制造的反叛。如此描述这个转弯，带了点现代边际分析的味道，明朝人确实没有如此清晰地讲出来。不过他们显然意识面前存在一个致命的拐弯。这个死弯在我们两千多年帝国的历史上反复出现，要过无数人的性命，现在又来要崇祯的命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U形山谷，从侧面看，崇祯率领着官府的大队人马一路压将下去，挤压出更多的钱粮和兵员，镇压各地的叛乱，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越往后越费劲，最后他撞到了谷底。这时候，他的努力便造成了完全相反的后果。沉重的赋税压垮了更多的农民，逼出了更多的土匪和造反者，叛乱的规模和强度反而开始上升了。
总而言之，征税的压力越大，反叛的规模越大，帝国新增的暴力敌不过新生的反叛暴力。全国形势到了这种地步，崇祯便走投无路了。在我看来，崇祯和明朝就是被这个U形弯勒死的，故称其为崇祯死弯。
崇侦皇帝
年号 庙号 名字 即位时间 即位年龄 在位
年数 死时
年龄 世系
洪武 太祖 朱元璋 洪武元年正月(1368.1) 41 31 71 朱世珍之子
建文 朱允文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1398.6) 22 4 朱元璋之孙
永乐 成祖 朱棣 建文四年六月(1402.7) 43 22 65 朱元璋之第四子
洪熙 仁宗 朱高炽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1424.9) 47 1 48 朱棣之长子
宣德 宣宗 朱瞻基 洪熙元年六月(1425.6) 28 10 38 朱高炽之长子
正统 英宗 朱祁镇 宣德十年正月(1435.2) 9 14 朱瞻基之长子
景泰 代宗 朱祁钰 正统十四年九月(1450.9) 22 8 30 朱瞻基之次子
天顺 英宗 朱祁镇 景泰八年正月复辟(1457.2) 31 8 38
成化 宪宗 朱见深 天顺八年正月(1464.2) 18 23 41 朱祁镇之长子
弘治 孝宗 朱右樘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1487.2) 18 18 36 朱见深之第三子
正德 武宗 朱厚照 弘治十八年五月(1505.6) 15 16 31 朱右樘之长子
嘉靖 世宗 朱厚囱 正德十六年四月(1521.5) 15 45 60 朱右樘之侄
隆庆 穆宗 朱载后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2) 30 6 36 朱厚囱之第三子
万历 神宗 朱翊钧 隆庆六年六月(1572.7) 10 48 58 朱载后之第三子
泰昌 光宗 朱常洛 万历四十八年八月(1620.8) 39 1月 39 朱翊钧之长子
天启 嘉宗 朱由校 泰昌元年九月(1620.10) 16 7 23 朱常洛之长子
崇祯 思宗 朱由检 天启七年八月(1627.10) 18 17 35 朱常洛之第五子
都是明朝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