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824)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为小官僚。
生平韩愈一生经历，大致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4岁以前。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究心古训，并关心政治，自称"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
第二阶段，25至35岁。先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原道》、《原性》、《答李翊书》、《师说》、《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山石》等。
第三阶段，36至49岁。先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山诗》、《秋怀诗》11首、《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石鼓歌》等。
第四阶段，50至57岁病故。先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最后这一阶段，政治上较有作为。重要诗文有《平淮西碑》、《论佛骨表》、《柳子厚墓志铭》、《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泷吏》等。
韩愈一生，在政治、文学方面都有所建树，而主要成就是文学。他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李汉《昌黎先生集序》）。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终于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他的诗歌有独创成就，对宋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文学主张韩愈的文学主张，与他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有密切关系。他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比较复杂，主要渊源于儒家，但也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他一方面谈仁义，谈性三品，继承孟轲、董仲舒的儒学传统，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原道》），僧徒返俗，佛经焚毁；另一方面又相信天命和鬼神。一方面赞扬孟轲辟排杨、墨，"功不在禹下"，认为"杨、墨行，正道废"（《与孟尚书书》）；另一方面又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读墨子》)。一方面主张"宗孔氏"，"贵王贱霸"(《与孟尚书书》)；另一方面又盛赞管仲、商鞅的事功，指斥后人"羞言管、商氏"为"不责其实"（《进士策问》）。一方面诋毁王□、王叔文集团的改革；另一方面却追随另一个比较进步的政治家裴度,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擅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反映。因此,韩愈虽然以儒学的卫道士自居,可是在宋代理学家看来，他是"为文所得处多"，但对儒家之道"却倒学了"（《二程遗书》），"其论著不诡于圣人盖寡矣"（杨时《送吴正子序》）。
关于散文和诗歌的写作,韩愈有整套理论。第一,他继承儒家的传统观点，认为道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主张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而道的内涵，就是仁义。第二，古道载于古人之文，尊尚古道，就要提倡古文。"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提出学习先秦两汉古文的主张，严格规定"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的学习标准。于五经外，也要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同工异曲"的作品，"沉浸□郁，含英咀华"（《进学解》），合"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旧唐书》本传）于一手。第三，学古的用意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惟善用古者能变古"（刘熙载《艺概》），所以他坚持"唯古于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的写作原则。第四，用古文的形式写有充实内容的作品，首先要求作者有扎实的道德修养。他根据《孟子》的养气说，提出了"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的养气论，认为"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第五，充实的内容又必须来自现实生活的土壤。他认为作者对社会现实的不平情绪是使作品思想性深化的原因，因而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送孟东野序》），"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等论点，"自言其文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词"(刘熙载《艺概》)。这就突破了文以载道观点的局限、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关于《诗三百篇》的"怨""刺"作用、屈原的"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等说，并对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起了重要影响。第六，在作品的风格方面，又强调"奇"。"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李肇《国史补》），可见韩愈的诗文，在"元和体"中代表着"奇诡"的一路，韩愈与元稹、白居易，都推崇杜甫，但发展的方向不同。元、白重杜轻李，韩愈则李、杜并重。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奇情壮思、幻想驰骋，更倾向于李白。他批判扬杜抑李论者"蚍蜉撼大树",推崇"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表示自己跟李、杜"精诚忽交通，百怪我入肠"，向往并追求李、杜那种"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调张籍》）的雄奇风格，这对同时代的作者如樊宗师、李贺、卢仝、皇甫□和宋代王令、清代胡天游等人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文学创作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践了他的理论。所作赋、诗、论、 说、 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 碑志、 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卓越的成就。
抒情文中的祭文，表现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写,突破四言押韵常规的,如《祭十二郎文》,是一种类型；表现朋友交谊、患难生活，用四言韵语写的，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又是一种类型。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
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具有小说意味,但和当时一般传奇小说仍有区别。《毛颖传》多少带有作者的身世感慨，《石鼎联句诗序》或以为是讥讽当时宰相之辞。这类作品,时人"大笑以为怪",而柳宗元独以为奇（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答杨诲之书》）。柳宗元也写了几篇类似的文章。韩愈的门人沈亚之，则是著名的小说家。他们多少受到韩愈的影响。
韩愈的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具有多样的艺术特色。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说是"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与司马迁"相上下"而"过扬雄远甚";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说是"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很能形容出韩文的主要风貌。这样的散文,对六朝以来柔靡的骈俪文风,具有扫荡作用。韩愈又是语言的大师,善于对前人的语言推陈出新,对人们的口语进行提炼。如"蝇营狗苟"(《送穷文》)、"贪多务得"、"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原道》）等新颖词语，韩文中为数不少，一直沿用至今，丰富了中国语言的宝库。他主张"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创造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另一方面，他还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来一部分文人也有影响。
韩愈的诗也有独创成就，向来亦称大家。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奇特雄伟、光怪陆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一类诗,不仅是"怪怪奇奇"的几幅"西藏曼荼罗画"（沈曾植评《陆浑山火》诗语），而且具有深刻的时代现实内容。那种雄奇境界，也存在于不少写景诗如《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抒情诗如《孟东野失子》等作品中。但韩愈诗在追求奇谲的同时，往往也有填砌僻语、生字、押险韵等近于文字游戏的缺陷。韩诗艺术特色的另一表现为朴素无华。一些反映社会现实、关心政治得失、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长篇如《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继承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的传统;短篇如《汴州乱》,接近白居易、张籍的风格。一些写景咏物诗如《山石》、《南溪始泛》、《杏花》,一些抒情诗如《题驿梁》、《答张十一功曹》,也都具有不尚雕绘、本色天然的好处。
韩愈写诗的方法，是"以文为诗"。这是他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主张在诗歌领域的贯彻。主要表现为：①把散文的篇章结构、句式、虚词等运用于诗歌写作，使诗的形式散文化。如《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清人方东树指出它们使用了"古文手笔"、"古文章法"（《昭昧詹言》）。《泷吏》则用古文《进学解》的结构布局为诗。这种诗体散文化的长处，是比较自由流畅,扩大了诗歌表达的功能。缺点在于有时把散文的虚词过多地引进诗中，如"放纵是谁之过欤"（《寄卢仝》）"知者尽知其妄矣"（《谁氏子》）之类，其实都是文章语句而不是诗句。后代诗人如钱载、翁方纲等，就受了这种影响而变本加厉。②把大量的议论成分引进诗中，以议论为诗，有时甚至通篇是议论。如《君子法天运》一首,通篇用《荀子》的议论和语句为诗,味同嚼蜡。《谁氏子》、《谢自然诗》的后半篇排斥道教，《送灵师》头一段排斥佛教,则是押韵的《原道》、《论佛骨表》。《荐士》上半篇，概论诗歌发展，又是《送孟东野序》一类文论的翻版。这些，都不符合形象思维的写作规律，和《诗》三百篇以及杜甫诗中结合少许议论的作品不同。宋人如欧阳修、王安石的部分作品，尤其是理学家的诗，就受了这种影响。③用辞赋家铺张雕绘的手法为诗。传统的文学作品分类，赋是列在文章体裁之内的。韩愈的以赋为诗，也是以文为诗的一种表现。《南山诗》最有代表性，宋代洪兴祖指出它"似《子虚》、《上林赋》"（《韩集五百家注》引）；朱□尊说它是"以赋为诗，铺张宏丽"(《韩昌黎诗集》两色批点本)。这首诗中连用50多个"或"、"或如"、"又如"，又连用14个迭字句，吸收《高唐赋》、《神女赋》、《洛神赋》、《七发》、《文赋》以及佛经《佛所行赞》中的句式并加以扩展,排比形容,层出不穷，别开长篇雕绘的途径,在山水诗的发展史上,一变谢灵运以来五言的清丽风格，跟杜甫的五言短篇也不相同。《城南联句》写长安各种事物,用的也是赋体。这类诗,有光怪陆离、雄奇纵恣的艺术特色，但也有累赘堆砌、晦涩呆钝、僻词怪字满纸的缺点。
韩愈以文为诗,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沈括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吕惠卿却说："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惠洪《冷斋夜话》）各着眼于一面，得出褒贬不同的结论。
韩愈
韩愈
（768～824）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文学主张与创作
文创作理论上：
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调张籍》立意高妙，构思新奇，千百年来，有口皆颂。“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是千古不易的定论；“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是千古流传的比喻。好诗，名句，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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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今属辽宁）。故他又自称昌黎人，世称韩昌黎。
韩愈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朝官或地方官。但其“三岁而孤”，由其兄韩会抚养。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可能与韩会的抚育有关。父辈能文者有韩云卿，李白称他“文章盖世”。韩愈也说：“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由此看来，韩愈既出生于官宦之家，叔父与兄又都以文章名世，这样的门第对于他后来的趋向有一定的影响。韩愈时，家道已中落，而且韩会早死，韩愈随寡嫂颠沛流离，《祭郑夫人文》云：“就食江南，零丁孤苦。”韩愈二十岁时，赴京师求官，又曾“穷不自存”。
韩愈初到长安谋考进士，在《答崔立之书》中说：“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但此后举进士，三次落第，终于寄食于人。
直到贞元八年（792），韩愈二十五岁，始中进士。这次考试，由陆贽主考，梁肃、王础为佐，号称得人。“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除韩愈外，还有李观、李绛、崔群、欧阳詹、王涯、冯宿等，“皆天下之选”①。韩愈此后又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但前后三年，终于落选。此后，韩愈便上书宰辅，以求闻达。贞元十一年（795）三月之内三次上书，竟无消息。于是离开京师，到地方为佐吏，先佐汴州，又佐徐州。直到贞元十八年（802），韩愈才得国子监四门博士。贞元十九（803）年十月，又与柳宗元、刘禹锡等同为监察御史。
韩愈以书生而得官，立即上书言事，却不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奏，即得罪“专政者”，贬为连州阳山令②。十年谋官，两月即贬。当“永贞革新”的期间，韩愈正在贬所。永贞元年（805）八月，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为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奉诏回长安，充国子博士。因避谤毁，求为分司东都，移官洛阳。又因“日与宦者为敌”，降职河南县令。
韩愈这几年的贬官生涯，对于思想文章都有裨益。可惜贬官不久，又回长安。元和六年（811），迁为尚书职方员外郎，坐论柳涧，调为国子博士。元和八年，迁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十二年，因附议裴度用兵淮西，被任为行军司马，功成之后，迁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正当宪宗妄图福田，迎接佛骨之时，他又上书直谏。《论佛骨表》一疏，引起宪宗震怒。一封朝奏，夕贬潮阳。一到贬所，他立即上表请罪，长庆元年（821）又返长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京兆尹。
韩愈二十年间，两次贬官，都由极谏，说明其人确有正直的品质。但贬官不久而又升官，则是他的不幸。如果长期被贬，成就可能更高。晚岁定居长安，没有写出更好的文章。
韩愈卒于长庆四年（824），终年五十七。韩愈的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六○、《新唐书》卷一七六及皇甫湜所撰《神道碑》、李翱所撰《行状》。著作有《昌黎先生集》。
行道和明道
韩愈一生，积极求官，努力为文。据他自己说，求官不仅是为衣食，也是为了行道，为文也不仅是好古人之辞，而是为了明道。韩愈为人所行之道，及其为文所明之道，都可从他一生实践得到证明。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韩愈的“道”，是主张“忧天下”而不赞成“独善自养”的，也即是主张“兼济天下”而不赞成“独善其身”。可以看出，他虽然继承了儒家“兼济”的思想，却又有所不同。对于这一点人们一向很少注意，其实应该着重指出。这在当时是相当积极的一种政治态度。其《上宰相书》至于再三，固然是为了做官，但他做官确有行道的目的。
为了行道，韩愈还曾希望做个谏官。他在《龊龊》诗中说：“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做个谏官，这是唐宋两代一些忧国忧民的庶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一个共同愿望。因为谏官的地位虽不高，却有言事进谏的机会。韩愈写《争臣论》一文，就曾以言责批评谏议大夫阳城。当他自己一旦做了御史，有了言责，便立即上书言事。《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是一篇体现韩愈行道的重要文章。
第二，韩愈之道也是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他反对藩镇割据，还不仅因为自幼身经藩镇割据所造成的生活困苦，主要还是因为他看到了藩镇割据给国家造成的危害。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言行是明显的，最突出的表现是他积极主张讨伐淮蔡，并且亲自参加了这次战役，淮蔡平定之后，韩愈还奉命写了《平淮西碑》，此碑行文鲜明地表达了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其文有云：“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这是维护皇的大一统思想，立场是明确的。
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他奉命宣抚王廷凑一事。长庆元年（821），镇州叛乱，王廷凑自立。二年，韩愈奉命宣抚。当时执行这个使命是有危险的。《新唐书》本传说：“（韩愈）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但韩愈无所畏惧，竟“疾驱入”。他在论辩中正告王廷凑：凡是割据作乱的藩镇，从安禄山、李希烈，到吴元济、李师道，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在这里，韩愈反对割据、维护统一的言行也是突出的。在当时，反对藩镇割据是个重要的政治态度，也是韩愈行道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韩愈的道又是关心社会现实、反对佛老的。在唐代，反对佛教虽不始于韩愈，但兼辟佛老，则以韩愈为最。一篇《原道》竟然提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还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这是十分激烈的主张。当然，韩愈更激烈的言论还是《论佛骨表》。他在表中首先历数自古帝王长寿者不曾奉佛，而奉佛者大都短命。这话和当年傅奕所言者似乎相同；但因讲话的时间不同，对象不同，韩愈这话就有更强的针对性，也冒更大的风险。这时正当淮蔡初平，宪宗自以为太平天子，幻想福田长寿，而韩愈竟说奉佛短祚，这等于冒“天子”之大不韪，在当时真是敢发狂言。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情况下，而能独立不惧，是很难能的。
第四，韩愈之道又是主张重视人材、选拔人材的。重视人材，这是韩愈为人行道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终其一生，始终注意培养人材、推荐人材。《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韩愈不但自己培养人材，也向别人推荐人材。《行难》一文反复说明选拔人材的重要；《与祠部陆员外书》曾向陆■推荐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沈杞、张苰、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等。韩愈认为，为国家选拔人材，乃是一种“深思长虑”，是“为国家树根本之道”。
在唐代，选拔人材也是庶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一个共同愿望。韩愈培养人材、重视人材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在隋唐以前，在贵族世袭的制度之下，庶族地主子弟很少参与政治的机会。韩愈当时重视人材的言论具有新的时代特征。重视人材，这是韩愈行道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参考资料：http://www.cdyz.he.cn/yuwen/book2/shishuo/xiangguang/shishuoxg3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