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封建社会能延续二千多年之久，说明它的权力配置、机构设置都有其合理性因而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使中国的封建社会带有很强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同时，这种持久性稳定性也给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负面效应，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当世界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时候，中国仍像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封建制度就成了中国历史进步的障碍。今天，我们审视过去的权力配置，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看到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又要看到它留给我们这个民族的消极影响。对当时的统治者在治国方面的经验，既要看到它属于执政方面所具有的共性或者说是积极性东西，也应该明鉴其中消极的东西。积极的东西，不仅在那个时期发挥过历史功效，就是在今天，仍必须继承并加以借鉴（如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东西）。对于其消极因素（如封建专制的东西）给我们民族留下的消极影响，则应当在建设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引起极大的注意。
我们先分析它值得肯定的东西。
第一，逐步探索出一套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的权力配置制度。周朝建立后，为了保证自己“家天下”，曾大封诸侯，以求达到“以藩屏周”的目的。这种举措在初期还是奏效的，但随着后世血缘和亲情关系的逐渐疏远，各诸侯国都只顾经营自己的小天地，甚至为扩大实力而互相征伐，形成长达几百年的分裂时期。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明确指出，“树国即树兵”，采纳李斯建议，废分封而行郡县，从国家的根本体制上保证了国家的统一。但因秦朝二世而亡，有人在总结秦王朝短命原因时，不是从秦王朝对人民残酷压迫上找原因，反认为没有实行分封制，以至子孙孤单，一遇风险，无有股肱相助。受此影响，汉朝建立后，刘邦在诛杀异姓王的同时，大封同姓王。结果，仍然事与愿违，很快就出现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公元前154年，爆发“吴楚七国之乱”，汉景帝武力平叛后，经过景帝、武帝两代人的“削藩”，才解决了诸侯割据的隐患。自此以后，大多数王朝只是准许王、侯享有封地上租赋权，封国行政一律收归中央。有些王朝还严格禁止诸王同朝臣或外官结交，否则严厉制罪。到朱元璋时，又把自己的儿子们分封到全国各要害之地为王，并授予他们领兵之权和朝中有奸臣时“清君侧”的权力。结果，在他死后不久，他的四子朱棣就同自己的侄子朱允炆爆发了一场争夺皇位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有鉴于此，清朝对所封诸王，只给府地和较高待遇，取消封地，因此，有清一代，虽发生过诸王争权争储的事，却从未发生过封国割据的事。事实证明，分封制是造成国家分裂的祸根，而郡县制则无此弊端。历代王朝对少数民族，则根据不同的情况，或准其自治，或“改土归流”。对于边疆或重镇，善于施政的统治者则因地置宜进行权力配置。汉唐时曾在边庭设都护府，清则设将军，为维护国家统一都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第二，“不以官职赏有功”的思想值得肯定。封建社会里，皇帝“论功行赏”，最常见的办法就是赏以官职。但实践证明这不利于官吏队伍的建设，因为，在某种条件下或某一件事中立了功的人不见得都有治世之才。久而久之，造成很多官位用非其人，行政效率大为降低，人们逐渐感到有必要将赏功与选贤加以区别。这样，韩非关于将功臣和贤臣相区别的观点受到了重视。《韩非子人主》中说：“夫有功者受重禄，有能者处大官”。就是说，授功臣以爵禄，褒奖其以往的政治贡献，任贤臣以官职，以使其在治国治世上有所建树。换句话说就是，不以官职赏有功，而只授给那些有行政管理才能的人。有功者只能以“爵禄”奖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执政者凡是吸收了这一观点，将有功者只赏俸禄、爵位而不使其任事（当然是指那些没有行政才能的人，有功又有治世才能的另当别论），而将官职只授给那些有管理才能人的，就容易建立起一支高效率的官员队伍，从而容易形成治世的局面。
第三，“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这是治国理政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经验。就是说，任何制度都要根据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及时的调整更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与时俱进。制度也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反过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历史上的对社会发展起过推动作用的改革家和顽固派的区别往往就在这里。顽固派往往死抱着“古训”和“祖宗家法”不放，而改革家往往则能“顺时应变”。王安石正是因为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敢于大刀阔爷地进行改革，才被列宁称赞为“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三不足”体现了他的勇气、远见和卓越所在。
第四，注意到行政区划和官职设置合理性，科学性。在行政区划上，一般既注意到山川河流形成的自然地理因素，也考虑到历史沿革和风俗习惯等人文因素，特别是注意到了防止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人们常说，“府见府，二百五”，有时，有时在大府之间还插上一个直隶州，未尝没有这个意思。在行政区域的级别命名上，或郡县，或省府州县军监，让人一听就知道其级别高低及性质。官职的名称上也尽量让人一听就知道是哪一级哪个部门。这一点对我们机构改革、行政区划级别方面具有借鉴意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城镇化建设，县改市后我国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这样一来，“市”多则多矣，在行政级别称谓上却容易为后世造成一些麻烦和混乱。同样称“市”，同是“市长”，级别却相差悬殊，有省级、市级，还有县级，多少年后，难免还得历史学家去一一考证。官职设置也是这样，“主任”不知大小，局长难分上下，应制定出更加科学的行政序列名称。
虽然我们可以找出一些封建社会权力配置中可以值得肯定的东西，但从整体上看，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肯定的过时的，腐朽的。
第一，家天下的政治制度不合社会的历史潮流。天下者人民的天下，国家者人民的国家，因而对国家的治理自然应该走民主政治的道路。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主义社会进步的地方。尽管我们说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虚伪的，是少数人的民主，同社会主义民主有本质的不同。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它比封建专制的社会制度还是进入了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
第二，高度集权又失去制约使封建制度越来越走向腐朽。从权力配置的沿革中我们可以看到，秦汉时的“三公”还可以“坐而论道”，有相当大的权势，受到皇帝的礼遇，越到后来，地位越低，而皇帝的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这就决定了封建制度不可能有更大政治前程而只能是越走路越窄。
第三，叠床架屋的官僚配置使国家积贫积弱。有些朝代（如宋朝），为了防止大臣专权、擅权，在权力配置上处处设防，故意使其互相掣肘。造成官僚机构叠床架屋，臃肿庞杂，不仅降低了行政效率，而且因为冗官冗费，使老百姓不堪重负，国家积贫积弱，成为亡国的诱因。
第五，“内臣专权，外戚干政”的警示。内臣并非没有好人，外戚也不乏干将。但正象亲人虽好但不能提倡任人唯亲一样，从治国施政的角度看，“内臣专权、外戚干政”的确对国家的治理、社会的进步有好处的时候不多，即使在封建社会里也经常危及到皇权自身。这种现象源于皇位的独占性和权威性，同时又是一种皇权的异化。随着皇权的不断强化和集中，外戚和宦官往往凭借他们最亲近皇帝的特殊身分和社会地位，借用皇帝及皇权的力量，来达到篡权乱政、独操权柄的目的，反过来危及皇权自身。这是封建专制下无法根治的毒瘤，皇权制度是这种权力异变的制度根源。因此，尽管很多朝代都有过“内臣外戚不得干政”的规定，但大多有始无终。明令禁止却禁而不止，这种现象很耐人寻味，发人深思。出现“内臣专权、外戚干政”，首先要具备两大社会条件，一是权力高度集中而又失去制约，另一个是任人为亲，任人唯近。权力失去制约必然带来腐败，任人唯亲唯近就会良莠不分。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府机构与职官设置，从无到有，由沿袭到变革，从粗糙到完备，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起着主导作用。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到唐宋的三省六部，及至明清的内阁、军机处，可以说其间的每一次反复曲折，每一回沿革变化，无一不是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巩固。当封建地主阶级处在上升阶段的时候，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和发展，还比较重视发挥各级政府机构的统治效能，也比较注意政府机构与职官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但是当封建地主阶级逐步走向腐朽的时候，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就越来越暴露出它的极端无规则性和虚弱性，宋以后在封建政府机构与职官设置上表现出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弊病即肇端于此。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既创造过辉煌的文明，也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今天我们进行政治文明建设，不能不注意荡涤历史留下的这些污泥浊水，特别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作用和影响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