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学者总结道，“总之，中国人看美国，可谓爱恨交融，欲说还休。在他们的脑海深处，美国的形象是一个奇异莫辨的混合体——霸权主义、感情冲动的帝国主义、严重的威胁、伪善的十字军、接触性传染病、成熟的政治体制、美丽富饶的国土、魅力十足的文化、不可或缺的伙伴、不可思议的迷梦、趾高气扬的老师，美国几乎集所有这一切于一身。”③
进一步看，中国人对美国这种“爱恨交融”的心态似乎又有章可循。总的来说，“当许多中国人把审视美国的视角放在它的本土时，他们眼中的美国的确是美好的：一个日新月异、治理有方的国度。然而，一旦他们把目光转向国际舞台上的美国，看到的是那个表现恶劣、令人反感的山姆大叔。”④ 中国的网民也坦言：反美不是反对美国的人，也不是反对美国的制度；恨的不是美国人民，不是美国的富饶、民主、自由，恨的是美国的某些霸道行径和对中国人的羞辱；反对美国的原因在于这些文明和民主都是美国的，它们并不能用以帮助中国，而且，它们时刻在威胁着中国。
反美情绪
在许多人看来，如果说中国人对美国“又爱又恨”的话，那么在过去的十来年里，似乎至少一度“爱”在变少，“恨”在增加。中美关系的变化曲折，国际环境的动荡，连同几起“偶然”事件，在中国民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对美国的疑虑和批评，并多次情绪化的表露出来。一时间，中国舆论“群起而批美”。⑤
这些在人权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奥运会申办权问题以及台湾问题上屡次表露的不满，到1996年春天被几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以一本书的形式，大声地喊出来，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并成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证据”之一。这本书就是《中国可以说不》。作者之一承认该书并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但相信它“与民间积蓄已久的一种民族情绪相契合”。西方舆论也认为，不论是“应合”了“民意的激荡”还是“迎合”了“非理性心态”，该书所反映的情绪并非无中生有，而是“确实‘拨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弦’”。⑥
反美的声音在1997到1998年间虽然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受到抑制，但并没有消失。激烈批评美国的人主要利用互联网，向主张在对美外交中采取缓和姿态的人发动声讨。他们对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充满怀疑，攻击“亲美派”是“投降外交”、“卖国主义”。中国的互联网上爆发了关于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外交的激烈争论。考虑80年代以来包括冷战后中国外交以美为重、以和为主的的取向，说这种争论本身就反映了反美情绪上升并不为过。1999年5月，由于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国国内的反美情绪被骤然激发。情绪激昂的示威者砸烂了美国驻北京使馆的玻璃和汽车，在出租车上经常听见司机批评政府反应“太软弱”。2001年4月发生在南海的军机相撞事件再次使这个“野蛮”、“霸权”的美国形象暴露无疑。这种情绪主导下，当纽约的世贸大厦在恐怖分子的袭击中轰然倒塌的时候，中国的互联网上出现了幸灾乐祸的叫好声。因为在很多中国公众的眼里，美国是“最不友好的国家”，是中国“安全利益的最大威胁”。比较下面的数据⑦，应该说，当时中国公众对美国的敌意比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敌意更大。
历史定式？
中国人对美国“爱恨交加”的情感在历史上早就存在。“爱”与“恨”或同时并存，或交替起伏。潮起潮落在有些人看来宛如历史定式。
晚清时期，美国在中国就已经具有了双重形象。对于“天朝”的道统、尊严和秩序，美国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蛮夷”中的一个；然而在变法自强的洋务运动中，美国又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主要所“师”的那个“夷”，“以夷制夷”中所“倚”的那个“夷”——一个相对友好和可资学习、利用的主要对象。世纪之交，美国是探求兴国之路的变革先驱心目中的一个制度样板，但也因暴虐、排斥华工被视为“强暴之尤”，成为现代民族主义锋芒所指的抵制目标。巴黎和会上，威尔逊被中国舆论称为主持公理正义的“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可是转眼之间，美国又成为20年代反帝运动中“口蜜腹剑”、“狼子野心”的“无耻的帝国主义者”，“西方美人”迅即成为“西方夜叉”。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在中国的形象达到最高峰。美国“是中国生死患难唯一之真友”，是“民主世界的双璧”，中国的友邦和强援，一度光辉灿烂。然而天翻地覆以后，到了五、六十年代，现代化的标尺对准了社会主义，美国在中国又基本被看成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国家。“友邦”变成了“死敌”。那段时间，绝大部分中国人认为美国国内阶级压迫、种族歧视、经济危机、道德沦丧，“正在一天一天烂下去”，已经垂死、腐朽；在国际上它是胡作非为的帝国主义“野心狼”、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是“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⑧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作为现代化“样板”的美国形象再次浮现于大部分中国人的脑海。回想80年代初，中国人看美国，满眼里是摩天大楼、高速公路、洋房汽车、现代工厂……在中国奔向现代化的路上，美国是一个跑在前面的“美女”，让人爱慕、追逐。正如一位中国年轻学者总结的，当时的美国在多数中国人的眼里是享乐的天堂，象牙塔的顶峰，“自由和民主”的典范。⑨ 不过，到了90年代末，中国人眼前的美国，美色尤在，却已不那么可爱，偶然间还露出狰狞的面目，变成一个挂满巡航导弹四处逞威的“野兽”。
在这些起落的背后，我们首先隐隐约约地看到，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随现代化与民族主义两种思潮在中国的交替兴衰而起伏。近代以来，中国人反复争辩的论题之一就是“现代化不应当也不可能就是西化”。但实际上，现代化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向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学习、借鉴。因此，每当变革、启蒙与开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时，理性实用主义往往占据上风，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就相对“可爱”。相反，当尊严、救亡、独立在中西关系中更被中国人关切，而美国的位置又难以顺应这一民族主义的主题时，它在中国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中可能就变得比较“可恨”。过去十年左右的矛盾心理和反美情绪的上升似乎是这一历史定式的再现。
其次，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自然地随中美关系的性质和状态而起伏。回顾历史，中美利益在战略、安全、经济、文化上的交融促进中国人对美国的正面看法；中美两国的利益冲突强化中国人对美国的敌对情绪。我们由此发现，美国在中国的形象更像是中美关系的应变量。这即使在过去十年中也一目了然。实际上，90年代中国人对美国的双重态度很大程度上正是中美关系性质不清和状态起伏的产物。冷战后两国既是伙伴也是对手、既合作又对立的复杂关系造成“爱恨交融”，而中国的反美情绪也呈现较强的“事件驱动性”。
第三，中国人如何看自己往往也影响他们如何看美国。在国势衰微的年代，美国是一个“黄金国”；在自信“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美国是一个“纸老虎”。把自己看小了，就会相对把美国看大，产生钦慕和接纳的态度；反之，就可能倾向于排斥或拒绝。零点研究集团近些年提供的数据显示，1995年，美国还以35.3％被列为“印象最深刻的国家”，中国是13.1％；2001年，中国已经以37.4％位居第一，美国以26.5％退居第二。相应地，1995年，35.7％的被调查者最想去美国，到2001年这一数字已下降为15.5％。2001年市民感到中国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的占50.9％，2002年则达到了65.9％。报告分析说，“美国依然‘先进’，而中国，却不再那么‘落后’了”，“中国人日益增强的民族自豪感和本土化情结是美国吸引力下降的内在原因”。⑩ 很显然，中国人对美国说不的时候，既是在否定对方，也是在肯定自己。
咎由自取？
也有人认为，“爱恨交织”的情结存在于中美关系虽然是历史事实，但9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出现的反美声浪却完全是对美国在国际行为和对外政策中单边主义、狂妄自大、假公济私、谋取霸权的自然反应。特别是，美国一直不放弃“西化”、“分化”和压制中国的战略。所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国的反美情绪是美国外交失策，咎由自取。
^民意调查的结果部分地支持了这种观点。在中国市民反感美国的原因中，多数都表明中国公众对美国的对外特别是对华政策难以理解。中国人恨的不是美国人民，不是美国的富饶、民主、自由，恨的是美国的某些霸道行径和对中国人的羞辱。
一位参与网上辩论的人直言说：举一个例子说，一个有缺点的孩子，改正了自己50％的缺点，老师应当如何对待他呢？一种方法是鼓励他，并且帮助他改正其他的缺点；另一种方法是对他说：你还有50％的缺点没有改正，所以你仍然是一个坏孩子。中国真正开始现代化的改造，至今只有20年的时间，我们今天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的确还有许多缺陷。我们的政府需要鼓励和帮助，而一个号称世界上最文明开化的国家，却只看到你的缺点，不承认你的优点，难道这不让人觉得奇怪吗？
反美情绪的高涨自然离不开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中出现的那几次“意外”。自以为比较理性和了解美国的“专家”，至今恐怕也难以说服公众去相信美国的“聪明炸弹”会因为一连串的“低级错误”落到了中国大使馆。中国老百姓也不明白，美国间谍飞机为什么一定要飞到离中国那么近的地方执行“例行任务”。“亲美派”的人忧心忡忡，担心轰炸使馆和撞机这两起事件可能摧毁“美国从1972年开始的对中国的信誉投资”，使中国人不再区分美国的内政和外交，“使中国人在强烈的反霸权狂热中，也把美国式的自由和民主一起反掉”。
当然，也有人说，美国，连同它的对外包括对华政策中的阴谋，都被过分神话了。中国人对美国的担心和反对，是由于自身的心理需要或思维定式导致的，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按照这样的说法，中国的反美情绪不是美国咎由自取，而是中国人“庸人自扰”。这一解释，虽然并非没有道理，但至少目前还难以为公众所接受。
结语：塑造理性
现在，中国人有着更多的直接和间接了解美国的机会，也拥有了更多的讨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是对于“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国家”，仍然莫衷一是，甚至比以前更糊涂了。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里，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徘徊在理性实用主义和感性民族主义之间。中国公众对美国又爱又恨，钦羡与排斥、推崇与恐惧交织在一起。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呈现了明显的双重特征。爱恨交融之中，反美情绪再次上升。
毫无疑问，历史的印记会重叠在现实之上。美国在中国形象的背后，既是发展与安全、开放与自主、学习与排斥这些困扰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主题在今天的延伸，也是目前中美关系双重性的体现。中国公众对美国的看法，既是对美国国际行为和对华政策的回应，也反映了自身的心理需要和思维定式。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和中国在美国的形象一样，折射了各自国内政治和心理的需要，并成为双边和多边的国际关系的应变量。
美国在中国的形象或许永远不可能与真实的美国一模一样。这并不奇怪。学者们或许不应该否定而是应该重视公众多样化的看法，何况学者们本身也意见不一。我们崇尚理性，但理性又常常源于公开的争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对中国纷嚷的声音感到高兴。
强大的民主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