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益物权的客体，是用益物权在使用、收益意义上的支配权所作用的对象。它既有民法上的物的一般属性，又符合物权客体的法律特征，还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用益物权在性质、效力、结构等方面的一系列特点都是与其客体联系在一起的，其客体的含义、范围和特性对用益物权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一、用益物权的客体具有民法上物的一般属性
罗马法中，对物的理解是广义的理解，物（res）是指除自由人以外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切东西。如山川、大地、阳光、空气等皆为物，外延十分宽泛。罗马人有时也称物为Bona，意指那些对人们有用而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包括权利、利益、权利客体等等，而这里的物的有用且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特性，是以物在法律上具有金钱价值来衡量的。[1]
《法国民法典》中物的概念，承袭了罗马法对于物的理解，其所称之物既包括有形之物，也包括无形之物。只要能够成为财产的一部分并且能被占为己有的财富即为物，如对物的所有权，以及与物的有关的各种权利（用益权、地役权）或与物无关的其他权利（作品的著作权）等等。[2]这一点可以从《法国民法典》的体系中明显地看出来，即把物理解为财产权，因此在第二编中没有用“物权”一词，而是以“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变更”为标题。《德国民法典》则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物的，该法典在第90条中规定：“法律上所称物，仅指有体物而言。”这一定义为大多数国家所沿用，如《日本民法典》第85条的规定就是直接承袭了《德国民法典》。
我国民法经常是在不同的含义上使用财产这个概念的，如《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为“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这里的“财产”指物。《继承法》第3条规定的“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中的“财产”则指物、财产权利和财产义务。另外，还有专指财产权利或财产义务等用法。因此，对于财产这一用语，必须注意它在不同场合中使用时的特殊涵义。
二、用益物权的客体具有物权客体的物的特征
1、作为物权客体的物原则为有体物。在大陆法系国家，物权的客体是否仅限于有体物？这在各国的立法中不完全相同。法国民法的物权的客体既包括有体物，也包括无体物。而在德国民法和日本民法中，在法典中明确规定了物为有体物，但在担保物权中则明确规定了权利可以为其客体。从我国《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规定的各种物权来看，其客体都是有体物。将有体物作为物权的客体，立法技术上较为科学，法理上较为严谨。物权是所有制在法律上的反映，所有制指物质资料的所有制，物权的客体限于有体物，能较好地反映物权的经济属性。同时，物权的客体原则上为有体物，是区别物权与其他财产权，尤其是所有权与其他财产权的基本界限。立法例和法学中有把权利也作为所有权客体的。“以权利为所有权之目的。故不得不认地上权之所有权，债权所有权，甚至所有权之所有权等。”[3]甚至有的学者把身体权、健康权、消像权等人身权也列入所有权的范围。[4]这样就混淆了所有权与他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和人身权的区别，不仅法律概念缺乏科学性，而且会导致适用法律原则的错误，实不可取。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知识产权中的知识产品，是一种无体财产，知识产权人对之亦享有排他性的支配权，但知识产权不能与物权，特别是所有权等同，它们是在性质、效力、保护等方面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的两类权利。
2、作为物权的客体，在物权法上有“物权客体特定主义”，即一物一权主义原则。对此原则，我国民法学者多将之理解为“一个物权之客体，应以一个物为限。在一个物上只能成立一个所有权。”[5]其实，在一个物上不能同时并存两人以上不相容物权的要求，并非是物权客体特定主义原则的本义，而是物权优先效力原则的内涵。就物权客体特定主义原则而言，它是有关物权客体的基本要求，即一个物权客体应以一个物为原则，一个所有权或他物权不能存在于数个物之上。
3作为物权客体的物可以是流通物，也可以是限制流通物。流通物，亦称融通物，是指法律允许在民事主体之间自由流转的物。限制流通物是指法律对其进行民事流转的范围和程序给予一定限制的物，如专属国家所有的矿藏、水流等财产，以及土地、金银、文物、武器、烈性麻醉剂、毒品等。限制流通物往往不能成为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的债权的标的，但它却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例如，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条的规定，土地可以由国家、集体所有；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文物可以由国家、集体、个人所有。
但是，由于流通物、限制流通物的性质和种类的不同，存在于其上的物权的主体范围和主体的权利范围是不一致的，例如，对于流通物，任何主体（公民、法人）都可以依法取得其所有权或其他物权，而土地就并不是任何主体都可以成为其所有人，只有国家和农村集体组织才享有土地所有权。
三、用益物权的客体只限于不动产
用益物权的标的物只限于不动产。从性质上说，用益物权属于不动产物权。
（一）民法上动产与不动产的分类
在民法上，根据物是否具有可移动性而将之分为动产和不动产。[6]动产是指能够移动且不损害其价值和用途的物。而不动产则是指不能移动或者移动即会损害其价值和用途的物。从物的分类意义而言，由于不动产的种类较为有限、具体，易于确定，而动产的种类繁多、范围广泛。所以一般认为，不动产之外的一切物都是动产。不动产一般是指土地及其定着物（主要是建筑物，还包括树木、庄稼等）。而作为用益物权客体的不动产，则限于土地和建筑物：
1、土地。土地是人类生存之本，是人类社会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物质财富，“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7]在财产法上，它是公认的一类最重要的财产。因此，有关土地的法律制度，历来为立法者所重视，并成为任何社会形态的法律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
但是，“土地”一词却具有非常广泛的意义，人们可以从地理、生物、经济、社会、政治等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之作出界定。正是由于土地涵义的广泛性，在各国民法及土地法中，大都未对土地作一般的定义：从一般社会观念上讲，土地作为地球表面的陆地的土地资源，是气候、水文条件作用下，由地貌、土壤、植被等因素组成的自然综合体。[8]但这种土地的概念与土地作为一种财产的概念还有一定的差距。我国有的学者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对其所使用的土地的概念进行了研究，即：（1）根据《宪法》第9条、第10条，土地的范围只是指已被开发的土地。尚未承载人们劳动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及水面，均是与土地并列的概念；（2）1986年颁布的《土地管理法》第6条、第9条的规定，土地的范围既包括已开发的土地，也包括林地、草原、水面、滩涂等自然资源的土地；（3）在19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第16至19条、第21条、第25条、第26条中，土地的范围包括耕地、山林、鱼塘、茶山、桐山、桑田、竹林、果园、芦苇地、荒地、水利工程、盐田、沙田、矿山及湖沼、河港、牧场以及道路、护堤土地、飞机场等。[9]可见，在我国法律中对土地这一概念的使用并不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土地之作为用益物权的客体，在横的方面，是以地界确定其范围；在纵的方面，则依权利的内容、目的，依土地的地面、地上空间及地下地身确定其范围。
2、建筑物。建筑物，“谓为一定面积空间之利用，于地上地下所建筑之物。”[11]建筑物包括房屋，它是土地的定着物。所以因建筑物总是要经常发生为其保存和利用而使用他人土地的地上权问题。
（三）用益物权的客体限于不动产的意义
在传统民法中，动产和不动产的分类是物的最重要的分类之一。这种分类虽然依据的是极简单、平常的物是否具有可移动性的标准，但它却决定着动产和不动产的不同法律地位，而且民法在对这两种物的不同对待中建立了两类不同的规则体系。具体地说，用益物权的客体限于不动产具有以下的意义：
1、用益物权以不动产为客体使得用益物权成为最重要的财产权利之一。由于土地和建筑物作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的重要性，同时其经济价值一般也都比较大，所以“从古代起直到工业革命时代，土地（一种不动产）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种财产，所以逐步制定了详细的规定来保障有关土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16]用益物权作为不动产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自己的主要途径，直接支配不动产并排他性地享受其利益，它在财产权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2、用益物权的客体限于不动产使其法律规则有自己的特点。除了在用益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上不同于动产物权以外，用益物权的法律规则的重点在于明确其效力及于不动产的哪些部分，其行使在法律上受有哪些限制。而动产物权的法律规则则不同，它着重保护的是权利人如何更充分地行使其权利，更关注的是动产物权变动方式的多样和便捷。
3、用益物权以不动产为其客体对物权法的体系结构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从现代大陆法系各国的物权法看，不动产物权仍然构成物权的主体部分。甚至可以说，一部物权法，主要就是关于不动产物权的法律。在物权法中，用益物权以其对不动产进行特定支配的性质，成为与所有权、担保物权鼎足而立的一类物权。对用益物权予以确认、保护的规则在物权法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物权法的编制体例安排必须考虑用益物权的独立地位。
人身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与特定人身相联系而又不直接具有财产内容的民事权利。它与财产权相对应，共同构成了民法中的两大类基本民事权利。人身权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人身权与特定的民事主体的人身密不可分，具有转属性。
（2）人身权是一种没有财产内容，不直接体现为一定的财产利益的民事权利。
（3）人身权虽无财产内容，但与权利主体的财产权有一定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