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就是民族英雄,失败就是千古罪人,我不会找失败英雄来敬重的.
参考资料：||
英雄都有可敬之处。
我敬重英雄,虽然他失败了.
英雄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成功的英雄和失败的英雄。成功与失败二者水火不容，自古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莫非为王者即英雄，为寇者即狗熊哉？
项羽乌江自刎，英雄之名不因此而埋没；关羽败走麦城，英雄之名不因此而埋没；拿破仑折戟滑铁卢，英雄之名不因此而埋没。
由是观之，王者与盗寇可以成败评判，惟英雄不可以成败论之。真正的英雄，成亦英雄，败也英雄，成或败都不能掩其英雄本色，都不足以抹杀其人格魅力。以上帝的名义反对同一个上帝的使徒加尔文的塞尔维特和卡斯特里奥，手无寸铁的个人向掌控国家权力机构和教会组织的宗教独裁者发出抗议，他们为一种信念、为一种道义而成为宗教斗争的殉道者。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象“牛犊顶橡树”一样，象“蚊子斗大象”一样，面对强大的敌手，最终，他们失败了，宽容失败于严酷，良心失败于暴力，自由失败于专制。然而，在火刑柴堆面前，在扬扬得意的胜利者面前，他们才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英雄！
十六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场关于宗教的革命在欧洲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罗马天主教在宗教改革中分崩离析，而在旧的教会的废墟中崛起的新教会，由于路德、茨温利、梅兰希顿、布塞尔、卡尔斯塔特这些宗教革命领导者们陷入无休止的教义之争中，没有形成一个信仰统一的世界性宗教组织，犹如一盘散沙。 “到处都在产生单独的教会，而不是一个新教的世界教会；符腾堡不想接受苏黎世的神学，日内瓦又不想采纳伯尔尼的习俗，每一个城市反而都想以自己的苏黎世方式、伯尔尼方式和日内瓦方式进行自己的宗教改革；在那场危机中，事先已经在狭隘的地方观念缩小镜中，预言般地显示出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自负。”在日内瓦，纪尧姆法雷尔这个旧秩序的破坏者，正“束手无策地站在旧秩序的废墟面前”。此时，日内瓦未来的主人、新秩序的建设者适时而至，承担起历史交给他的使命，他成为所有争论不休的分裂的终结者，这个天才人物就是加尔文。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基督教原理》这部“新教教会的正经”，宣告了宗教革命的结束。从加尔文领导日内瓦教会那一天起，加尔文就决心按照他强有力的意志将这个自由城邦变成一个呆板、严酷、毫无生气的死城。为了实现他的神权政治，为了巩固他宗教独裁者的地位，在他那里已经扬弃了路德的“基督徒的自由”，他制定了维持教会权威的《教会法规》，成立了监督和执行其严酷纪律的管理机构——“教会评议会”，和历史上所有专制独裁者一样，通过血与火让所有反对者闭嘴，迫使他们放弃他们的自由，自甘“陷于奴役的状态”（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中。从此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意识按照加尔文的方式进行着。
在意识肃清的时代中，米盖尔塞尔维特这个有着“唐吉诃德”一样自负气质的西班牙人，这个否定三位一体的十六世纪的“阿里乌（Arius）”，他企图以一个神学家与另一个神学家对话的方式与加尔文就教义上的分歧进行辩论，否定加尔文的“得救预定论”。然而他太不了解他的对手了，他一次次地给加尔文写信，希望说服加尔文并赞同自己的论点，并将其尚未付梓的著作《基督教的恢复》寄与加尔文。他的所有举动极度刺激了那心胸狭隘、不能容忍任何与其教义不一致的意见的独裁者的敏感的神经，加尔文决心要置这个狂妄的“异端”于死地。加尔文将手中掌握的有关这个“异端”的信件和手稿，交到天主教异端裁判所那里，想借敌人之手，除掉这个加尔文教义的异议者。后来塞尔维特侥幸地从异端裁判所的监狱里逃走了，然而命运之神又将他赶往日内瓦，上帝决定牺牲塞尔维特来惩罚加尔文，让世人看清加尔文是怎样阴险而卑鄙地谋杀一个异议者的。在加尔文的一手策划下，1553年10月27日，这个被俄国基督教思想家梅列日科夫斯基高度评价为“主张科学神圣的人物之一，此类人物在全部人类历史上史只有十个或十二个”的宗教异端，被文火烧死在火刑架上。
在一个非基督教徒的眼里，任何关于上帝、关于圣经的争议甚至以上帝之名通过消灭异端肉体来维持教会的正确性的屠杀，都是毫无意义的。美国作家、《外观报》的主编阿勃特（Lyman Abbott）在1916年《回忆录》中写他的作家兼牧师爸爸老阿勃特（Jacob Abbott）有一次告诉他，凡宗教中的门户之争，十分之九都是名词之争。阿勃特感慨道，其实剩下的十分之一也是名词之争。在路德那里坚持的是同体说(Consubstantiation)，而在温茨利那里坚持的是象征说(Symbolism)。温茨利解释说不是"This is my body", 而是"This is symbolizes(signifies) my body"。他以约翰福音六章为根据主张肉体是无益的，惟独灵是有益的。他将圣餐比喻为新郎的戒指，正如妻子看着丈夫所给的戒指想念出远门的丈夫一样，通过圣餐纪念对耶稣的爱。他反对天主教的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味道、味和模样依然存在，但饼和葡萄酒的本质变为基督的身体之说法)和路德的同体说(Consubstantiation: 饼和葡萄酒虽不变，但基督的身体参与圣餐的说法)中出现的基督的身体的参与(feal presence of the body of Christ)。加尔文和塞尔维特，他们为着同一个上帝、同一部圣经而争来吵去，为之生，为之死的也无外乎“名词之争”罢了。如果从“名词之争”的角度看，塞尔维特的牺牲变成了一种无谓的牺牲。因此，我们必须从这些琐碎的纷争的泥潭中脱身而出，赋予这个牺牲者以更高的意义。他与加尔文不再是两个的神学家之间的平等对话，而是一个孤立的人与一种强大的精神专制之间的抗衡，是思想自由与精神独裁之间的战争。即使在严刑拷打、非人折磨面前，甚至对于敌手假惺惺的慈仁，他从来没有动摇过对上帝的信仰和理念的固守。他通过那把耻辱的历史之火，表达了对加尔文最大的反抗和轻蔑。塞尔维特为一种信念、一种理想而死，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世人永远记住他的名字.
如果说塞尔维特是因捍卫自我思想而殉道的，那么卡斯特里奥则是为自由、为人道而鞠躬尽瘁的；如果我们认为塞尔维特是一位理想主义者，那么我们可以说卡斯特里奥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与加尔文的冲突一开始也是因为神学上的分歧开始的，然而具备专制秉性的加尔文决不容忍神学上的争论，和他一贯的作法一样，精神领域的纠纷依靠世俗手段来解决。卡斯特里奥在日内瓦失业了，最终被迫离开这块只允许有一种声音的土地。塞尔维特事件成为卡斯特里奥向加尔文开战的序幕，卡斯特里奥并没有在教义上认同塞尔维特，他是为捍卫言论自由而战，如同伏尔泰说的：“我不同意你说的观点，但我愿意用生命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塞尔维特到底犯下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恶使得他不得不用自己的鲜血来清洗呢？仅仅因为他没有按照加尔文的教义来解释圣经！卡斯特里奥指出：当我思考一个异端究竟是什么时，我所发现的无非是，我们把所有那些同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称为异端。最卑劣的罪行往往都是假借最神圣、最高尚的名义进行的。加尔文把烧死“异端”当作为了维护“上帝的荣耀”，是为了主持上帝的正义。在良心的驱使下，卡斯特里奥从一片沉默之中向加尔文抗议：“烧死一个人从来不叫捍卫一种教义，而是叫杀死一个人。而日内瓦人处死塞尔维特时，他们并没有捍卫过任何教义，而是牺牲了一个人；但是，人们不是通过烧死别人，而只通过为信仰而被烧死的方式，才表达自己的信仰。”卡斯特里奥认为，上帝是人性的，富于同情心、悲悯之心的，只有通过“宽容”才能靠近上帝；因此，教会的争端应该用和平的方式而非暴力手段来解决。他深知，在一个专制的时代，个人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可是他决不宁愿保持沉默，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以悲剧人物的形象站在加尔文的对立面。然而过度的劳顿迅速燃烧了这具产生过无数智慧的凡躯，死亡让这颗宽容和自由的大脑停止了思想，1563年12月29日，四十八岁的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死于巴塞尔。
塞尔维特和卡斯特里奥，他们对加尔文的反抗以失败而告终了，历史的光环属于加尔文，而对于那些失败者，“历史没有任何时间去昭示公正”，他们“被埋入巨大的遗忘之穴”。“没有一个十字架，没有一顶桂冠（nulla crux，nulla corona）来赞颂他们被人遗忘的，因为是徒劳的牺牲行为……被战胜的失败者，即那些过早提出超越时代的理想的人，也实现了自身的意义；因为一种理念只有通过亲自造就这些为这种理念生、为这种理念死的证人和坚信者，才会活跃于世界上。从精神的层面观照，“胜利”和“失败”这些词便获得另一种意蕴，因此有必要再三提醒一个眼睛只盯着胜利者纪念碑的世界，人类的真正英雄并不是那些在几百万个坟墓和被摧残的生灵之上建立非永恒的王国的人，而恰恰是这些无力地被暴力战胜的人，正像卡斯特里奥为精神的自由，为人世间人性的最终到来而在自己的斗争中反对加尔文一样。”（茨威格《序言》）失败者——真正的英雄永远不会这么轻易地消失于历史的黑暗里，即使被侮辱、被镇压、被扼杀，宽容、博爱、自由这些永恒的主题在人类历史中从不曾灭绝过。我们不必溯远，请让我们回忆一下吧，那些令我们深情缅怀的名字：遇罗克、林昭、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黎莲……他（她）们，这些可敬的人，用宝贵的生命、青春的热血来捍卫自由和真理，用被侮辱的人性来控诉专制时代的残酷。正直的人，从不吝惜将他们的赞美、崇敬献给那些为反抗暴政而牺牲的人，为思想自由而殉身的“精神界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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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的，虽然失败但曾几何时也是英雄应该值得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