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过,在上世纪1936年.上海.不但是放映卓别林影片最多的中国城市，而且还有幸在20世纪30年代和这位喜剧大师有过一次亲密的握手。1931年卓别林拍完《城市之光》后，曾携兄一起作过一次世界旅行。事后他写过一本游记：《一个丑角所见的世界》，书中详叙了他周游世界各大城市的感想，但对上海，他却只能留下遗憾的空白。虽然在旅行中他曾两次路过上海，隔江远眺过这座世界闻名的东方大都市。事隔5年，卓别林在完成《摩登时代》之后，再度周游环球。这次他不但弥补了5年前的遗憾，而且在3个月内两次踏上上海的土地，见到了梅兰芳、刘海粟、马连良、胡蝶等新老朋友，并欣赏了中国的京剧。我们不知道卓别林是否再次著书记叙过这次旅行，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这次上海之行在他心中留下的记忆是美好而又难忘的。1954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见卓别林时，这位喜剧大师曾充满感情地对总理说：“我在1936年到过中国！”可见，卓别林对他的上海之行一直是非常留念的。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摇向70年前的上海，追溯一下卓别林的上海之行。
“我们是亲密的同行呀！”话音刚落，三位笑星几乎同时做了一个怪脸，这不约而同的和谐配合，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卓别林是1936年3月9日下午乘“柯立芝总统号”海轮抵达上海的，陪同他的是《摩登时代》影片中的女主角宝莲高黛。当时他与高黛已同居，但尚未正式宣布结婚，因此他们在上海并未以夫妻身分出现。敏感的记者已注意到了他们之间不寻常的关系，故卓别林一到上海就不断有记者追问此事。其中有人问：“卓别林先生，听说那位同你一起作环球旅行的高黛小姐，不久将要同你结婚，此事属实吗？”而卓别林则以其特有的幽默避免了正面回答：“这件事情，我想请诸位先生问她本人，我实在讲不出什么，抱歉得很啊！”卓别林在上海住在当时最高级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经理是卓别林同乡，英国人，他为卓别林准备了最豪华的5楼A字房间，有趣的是宝莲高黛住在同楼9号房，恰和卓别林房门相对。也许这是考虑到中国的风俗，但也说明了他们之间当时的微妙关系。卓别林在上海一共只逗留了十几个小时，活动内容安排得非常丰富。他在饭店稍事休息后，即驱车往市区观赏市容，参观邑庙名胜，并特地到江湾、吴淞一带凭吊了上海“128”战争的炮火遗迹。晚6时半，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大约有60名记者向他纷纷发问，他毫无一点大明星的骄矜架子，有问必答，态度非常诚恳。他幽默地对记者说：“只要我做得到的，我都愿意做，总之以使诸位记者先生满意为止。”卓别林的回答博得了记者们的满堂喝彩。会后，卓别林参加由万国艺术剧社举行的晚宴。晚宴由当时中国著名女影星胡蝶主持。席间，他向胡蝶谈了自己的从影经过和拍片心得。他所阐述的生活和艺术的关系，给胡蝶留下了深刻印象。事隔50年后，胡蝶在撰写回忆录时，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卓别林富有哲理的话题。晚宴陪客中有“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演出时曾会晤过卓别林，这次见面可说是旧友重逢，两人紧紧握手，感慨无穷。晚上，卓别林由梅兰芳陪同前往共舞台，去看当时流行的京剧连台本戏《火烧红莲寺》。他们进场时，舞台上正演出其中最精彩的一场“十四变”，卓别林对变幻无穷的舞台背景和热闹的武戏开打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在剧场休息室，他会见了电影导演史东山和喜剧演员韩兰根、刘继群。当他听说韩、刘有东方劳莱、哈代之称时，便热情地拉住两人的手说：“我们是亲密的同行呀！”话音刚落，三位笑星几乎同时做了一个怪脸，这不约而同的和谐配合，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由于后面还有安排，他们没等散场，梅兰芳就催促卓别林去新光大戏院(今新光电影院)看马连良主演的《法门寺》。他们进场时，又碰巧演到剧中最精彩的“行路”一场。台下寂静无声，观众都聚精会神地静听马连良的大段西皮唱腔，没有注意到有人进场。卓别林悄悄坐下，细细品味马连良的演唱，还用右手在膝上轻轻击着节拍，听得非常出神。散戏后，卓别林上台祝贺马连良演出成功，马连良来不及卸装，就在台上和卓别林紧紧握手表示欢迎。这极为难得的镜头，被记者抢拍了下来。从“新光”出来，卓别林游兴不减，又至百乐门参加通宵舞会，直到半夜3点才回住所休息。第二天上午9点，他就乘原轮离开上海往香港去了。
卓别林在游历了香港、小吕宋、西贡、曼谷、新加坡等地后，于5月12日再次回到上海。当他听到4月间上海首映《摩登时代》的盛况时，显得非常高兴。遗憾的是，由于旅途过于劳累，他没能实现上次许下的“回来时在上海多住几天”的允诺，只在百乐门饭店留宿一夜，翌晨就乘船转道日本，返回美国了。
卓别林的艺术属于世界，也属于中国；他生活在大洋彼岸，但又和上海很近很近。他的众多影片，他的喜剧艺术，他的音容笑貌，给上海这座城市留下了太多的故事和丰富的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回味。
卓别林与马连良的合影
1936年《电声》杂志卓别林专辑版面
年代.
没有,
上世纪30年代卓别林来过上海
来过
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