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记》

王朝干货·作者佚名  2011-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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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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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根据作者的感受记录或杜撰历史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简单说可分为三大点:

写人

抒情

语言。

具体发挥……

写人

抒情

语言。

——答:《史记》是我国古代的伟大文学著作,是一部史学和文学上的巨著,其艺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史记》善于描写人物,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细致入微。《史记》是我国写人艺术的开创者,全书有一百一十二篇人物传记。这些人物都有一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豪情壮志。给人予无限的鼓舞和钦敬。比如《项羽本纪》里项羽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从其开始“学万人敌”一直到乌江自刎时的“无言见江东父老”。处处都体现了司马迁对人物性格的把握。

1)。注意细节刻画,极力描摹人物的神情口吻。在描写项羽时,首先写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而学剑又是半途而废。说书剑不足以学,后学兵法,又只是略知其意。而在观秦始皇出游时却说自己可以取而代之。就此短短的两个细节就把项羽这个豪放不羁,胸怀大志的形象展现出来。

2)。善于通过矛盾冲突集中,尖锐的场面来表现人物。《鸿门宴》通过紧张、复杂的情节描写,揭示了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当曹无伤派人将刘邦“欲王关中”的野心告诉给项羽时,项羽大怒,准备“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可是在鸿门宴上,刘邦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席温顺言语对项羽讲过之后,他不但不杀刘邦,而且竟然说出“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天真、幼稚、轻信,缺乏最起码的政治斗争的意识,是个莽撞汉。而刘邦,当得知项羽要来攻打时,虚心听取了张良的建议,利用项伯度过难关。精细老练、会利用人,表现出刘邦机智权变的性格。刘邦鸿门宴脱险后,立即诛杀了内部的叛徒曹无伤;可是,项羽对项伯的通风报信、吃里爬外的做法不闻不问。通过这个戏剧性的情节,成功地展示了项羽和刘邦两个历史人物的个性:一个豪爽、无谋和轻敌;一个机智、老练和精细。

3)。善于通过渲染气氛来烘托人物,增强故事感染力。项羽被困于垓下之时,兵败被围,四面楚歌,已经是处境悲凄了。可是作者还加入了项羽的慷慨悲歌,“美人和之”使悲愤之气更盛。

其次,《史记》的人物带有浓厚悲剧性色彩。《史记》描写的人物中大多数都是一些悲剧人物。就项羽来说,本来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勇武过人,所向无敌,为人率直磊落,不善于也不屑于使用计谋,加上他刚愎自用,残酷暴烈,因而最终遭到了失败。作者是将他作为一个失败的英雄来描写和歌颂的,对于这样一个叱咤风云、不可一世,而又在短短的时间里骤然覆灭的人物悲剧人物,作者是抓住了他一生中的三件事来表现的。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钜鹿之战写他的叱咤风云,勇冠三军,一举摧毁秦军主力,成为天下瞩目的英雄的人物。鸿门宴写他坦率、天真,以“不忍”之心轻纵敌手,以至于坐失良机,为自己留下后患和悲剧的种子。垓下之围写他慷慨别姬,勇敢突围,斩将杀敌,所向披靡,后退至乌江,乌江亭长要他渡江,他不愿忍辱偷生,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而不肯东渡,终于从容不迫地把头颅送给了敌人,自刎而死。突现了项羽的悲剧性性格。

再次,《史记》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司马迁写的虽然是历史人物,但不是客观的记录历史,而是溶入了他深挚的爱憎感情的。他的文章从始至终都带有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这是《史记》文章充满激情的最重要的原因。

1)。《史记》中有的作品通篇像一首抒情诗。有的是一篇之中有一个或几个抒情段落的篇章也是很多的。有些篇章作者还特意引入一些歌谣谚语,让作品人物'自己'的即景作歌,突出地增强了文章的抒情性。如项羽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突出表现了一种悲壮的美。

2)。《史记》的文章常常夹叙夹议,这些议论往往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项羽本纪》最后的太史公曰。评价项羽的失败源于自身的缘故。也极具抒情色彩。

3)。语言古朴、雄浑。气势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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