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李商隐诗的“解人”
清代诗人王士祯说过：“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渔洋集》）这固然着重说明李商隐《锦瑟》诗的寓意深微，但也不妨认为兼指李商隐不少诗篇也都相当难解。
李商隐诗，特别是他的一些“无题”诗，在意境上的确表现为扑朔迷离的想象和绵邈深沉的寄托。有些作品的确难以索解，并曾引起众说纷纭；有些作品也往往需要经过一定的思考，才能理清脉络，而不同于那些含意显豁、一目了然的诗作。这些特点之所以形成，有的固然是因为作者运用的象征、比托手法偏于晦涩，但有的却也因为诗作的含蓄深沉而有待于读者顺理成章的探讨和细心的咀嚼。
诗歌本来就是一种较之其他文体更为凝缩，因而一般也更富于含蓄的文学样式，李商隐的作品在这方面似乎更为典型。因此我们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的诗篇的“解人”，就需要针对他创作的特殊性来进行阅读和鉴赏。下面谈谈我的浅见。
首先，对李商隐的生平，特别是贯穿于他毕生的牛。李党争同他的关系，要摸清其主要情况。
李商隐是历来运用比、兴手法相当突出的诗人之一。他曾经说：“楚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虽说未必每首诗一概如此，但他的作品言近意远、寄托遥深，毕竟是普遍现象。明明是写“北湖南埭水漫漫”的《咏史》，然而实质是“讽今”。他用“三百年间”的南朝不断改朝换代，如同短促的“晓梦”一般，证明钟山王气并不能帮助帝王永有天下。表面是讽刺南朝帝王，实际是对唐朝昏庸腐朽的国君进行诤谏。如果我们不了解开元、天宝以后唐朝国势衰微和帝王腐败的详尽过程，不了解诗人那回天转地的胸怀，那么我们对这首诗中着意点染的“钟山何处有龙盘”的警句，对警句中饱和着的作者的深沉感慨，就将无从领会。明明是登甘肃省泾原县北的安定城楼极目凭眺，明明是以抒发壮怀为主，然而在揭示“永忆江湖”和“欲回天地”两种思想矛盾的同时，却忽然从正面抱负的抒写，一转而为抨击和怒斥反面势力：“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这一个笔势的陡转和风格挺拔的结尾，实际怪而不怪。如果我们了解诗人落笔前后的处境，就会认识到作者是有感而发。原来处于牛李党争夹缝中的李商隐，考中进士以后，便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下当一名幕僚，并且娶了被目为李德裕党的王茂元的女儿。结果他遭到人们的嫉忌，说他是背牛党之恩。开成三年（８３８年），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果然受到朋党势力的排斥而落选。这里对“腐鼠”丑态的尖锐讽刺，恰恰表示了对排斥他的一些小人的怒斥。如果我们不了解李商隐在仕途上所遭受的这一个还只是第一次的打击，不了解这时他已开始无辜地被卷进党争的游涡，那么我们也将无法领会他那些自伤身世的诗作所包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些作品，一方面是揭露和批判党人的排除异己，遏抑人才；二方面是抒发自己处于党争峡谷中，迭受排挤，有抱负而不能施展的苦痛；三方面在尔后作者所写的对王氏的远念或悼亡诗中，更经常把深厚的夫妇之情和他们被卷入党争漩涡中同遭不幸的政治打击二者融合起来，以抒发其失意和悲痛。这些都说明李商隐的大部分“深情绵邈”（刘熙载：《艺概诗概》）的诗篇之所以发出“一弦一柱”的悲歌，无一不和他的毕生坎坷、沉沦有关。因而我们要了解他的一系列惆怅“华年”的诗篇，就不能不首先了解他咏叹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幸的“华年”，不能不考察他的生平事迹。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可以参看近人张采田的《玉溪生年谱会笺》、清人冯浩的《玉溪生诗集详注》以及钱振伦的《玉溪生年谱订误》（刊于其所辑注的《樊南文集补篇》“附录”中）。
关于李商隐生平，论见分歧主要见于三个方面。在生年上持有二说：一为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８１３），一为生于元和七年（８１２）。最近还出现了一种生于元和六年（８１１）之说。这主要是由于年历具体推算的不同，而其实质则接近于第二说。至于在行踪考订上的分歧，主要是李商隐游江乡（今湖南长沙一带）以及同刘蕡（因反对宦官专政而被贬的名士）相会究在何时的问题。大致有唐文宗开成五年（８４０）和唐宣宗大中二年（８４８）两说。
分歧较大的是牛李党争问题。究竟李商隐是否与党争有关？他是否有意识地参加了党争？如果说参加了的话，是牛党还是李党？关于这一问题，过去长期聚讼纷纭。但建国以来，讨论的大体趋势似乎倾向于李无关党争之说。认为他早年确是受到牛党元老令狐楚的悉心培养和大力揄扬，而后来，也的确受到当时被看成李党中人的王茂元的器重，并与其女成婚，从而在人们心目中俨然成了一个“背弃家恩”的李党人物。但他本人确实是一个正直、耿介的文人，论者从来没有任何资料足以说明他利用党争，进行夤缘权势、翻云覆雨的勾当。他的毕生一直被卷进党争的政治漩涡中，并深受其害，是党争的牺牲者，然而却与党争无关。这是过去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最近却又出现一种新观点，即认为李商隐确实是有其政治倾向的。认为李德裕一派是一个进步的政治集团，而在李德裕面临失败、无可挽回的情况下，李商隐确曾寄予同情，为李辨冤，因而受到牛党的打击，表现了他的明确的是非感和高贵品质。至于王茂元，则不仅不是李党，并且当时也从来没有人把他看成李党，因此根本不涉及到党争问题。这一新论断的好处是，能从客观史料出发进行分析，突破传统的陈陈相因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和进一步探讨。（参看傅璇琮：《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文学评论》１９８２年第３期）
其次，要做李商隐的“解人”，我们还必须正确对待李诗的象征、比托手法，防止穿凿附会式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鉴赏。过去有一些李商隐研究者，往往自矜渊博，或者因为误解了“楚雨含情皆有托”的含意，在并无确凿论据可以说明诗篇本事或创作动机的情况下，先入为主，臆造框框，多方拼凑一些断章取义的史料，进行所谓考证。破碎支离，不一而足。特别是以“无题”为题的爱情诗，更成为他们“猜诗谜”的对象。如清初朱鹤龄，几乎把所有“无题”都说成是“美人香草”的“忠愤”之情的寄托，而对于李自伤坎坷的诗篇，则又认为它们几乎处处与令狐绹有关。不是说李对他一再陈情，就是说李因为受到令狐绹的排挤和疏远，表示无穷的愤懑和抑郁。继之有冯浩、程梦星以至近代的张采田、孟森等人，大体也都沿袭了这一种研究方法（当然，他们在李商隐研究上做出的不同程度的贡献，并不因此而抹杀）。
为了纠正这一偏差，我们必须尊重客观存在的艺术形象。李商隐的优秀诗篇往往是以“比兴”为主而兼用“赋”体的。如名篇《锦瑟》，虽然运用了蝴蝶、杜鹃、沧海明珠、蓝田暖玉等一系列空濛绰约的图景作为比托，很有点恍惚其辞。但如果我们抓住古人的所谓“诗眼”，掌握作为全诗的总领“思华年”这一关键进行分析，那么诗人通过回忆生平，抒写其家国和身世之伤，而尤其是抱负未展的悲慨，这一个底蕴就昭然若揭了。倘或相反，撇开总纲不管，而只是孤立地、烦琐地去考辨其颈、腹两联，奢谈什么“沧海”孰指，“蓝田”何在。典用“庄生”，则必指鼓盆而歌，事涉“望帝”，则必指唐帝失国，这样的瞎子摸象式的探索，就不免于“可怜无补费精神”了。由此可见，如果在作品中，作者在题目上或在篇章中有所提示，那么我们就应该紧紧掌握这有利的线索，顺藤摸瓜，而不应该掉以轻心，视而不见。至于有的作品，既无可靠的资料证明其寄托，同时也无法通过直觉看出其寄托的迹象时，我们只能着眼形象本身的分析，究竟本旨如何，只能作为“存疑”，再不然也不妨让比较圆融的两说（或多说）并存。如《无题二首》之一：“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从形象实际出发，把这首诗作为爱情诗来解释是很合理的。在灯红酒绿的宴会上，碰见了一位意中人，心有所通，但无缘接近，终于匆匆赋别。次日清晨，上班在即，回忆起昨宵的晤面，该是多么令人惆怅啊！这确是一首有感于心灵默契而身受阻隔的情诗。但也还有一种不同的看法。认为既明写“走马兰台”，又点出诗人的蓬转生涯，就有可能推定这诗的写作时日，应为其离秘书省前夕，而他与意中人的匆匆邂逅，则是在秘书省同僚为他送别的席上。他之离开秘书省原非得已，因此结尾一联的“官去”大有深意，而诗中欢乐气氛的渲染，适足以反衬作为全诗中心内容的对仕路坎坷的咏叹。这解释似乎也有理由。更有一种折衷的主张，则认为以上两种解释并不矛盾，在一首诗中兼而有之。
对这类诗我们不必看得太死。作为抒情诗的美感内容，本来就包含多种方面、多种层次，因而人们在鉴赏时，也必然各有所侧重，各有其接近作者美感核心的渠道。由于如此，读者鉴赏时再现的境界，有可能和作者基本相同，但也有可能较多地超过和有异于作者的意象。这说明“味外之旨”（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愈为丰富的诗歌，给读者想象的天地就愈加广阔。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李商隐的诗，有些确是过分晦涩，犯了钟嵘说的“意深则词踬”（《诗品序》）的毛病。其结果确是引起了读者解释的极大分歧，这是不足取的。但象上举的《无题》，由于其比兴而兼赋体，所以尽管意象比较空灵，而读者对其解释也不无出入，但因为感情脉络清晰，人们完全有可能在大体一致的共鸣的基础上，进行各自不同的玩味。对于这种“余味曲包”（刘勰）的作品，我们就不必要求把几种都还说得过去的论见硬行统一，并且“定于一尊”了。清人屈复说得很有意思：“凡诗有所寄托，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知其有寄托而已。若必求其何事何人以实之，则凿矣。今但就诗论诗，不敢牵扯。”（《玉溪生诗意凡例》）用这一态度研究李诗，我看是可取的。尽管他并没有能完全做到。
再次，要做李商隐诗的“解人”，我们还必须在陆续分析李商隐若干诗篇的不同文体和不同艺术特色的基础上，逐步摸清诗人的创作个性。有了这样的前提，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地了解他的每一首名诗的意境、韵味。
清人赵执信曾推崇吴乔的话：“诗之中须有人在。”（《谈龙录》）只有真正了解诗人的个性，才能深刻领会诗人的风格。只有深刻领会诗人的风格，我们对同一作者的不同诗篇，就不仅会认识其特殊性，而且还可以通过风格的特殊性，认识其所显示的风格的普遍性。也唯其能掌握普遍性，我们才能高瞻远瞩，了然于某时代某一作品的特定风格，以及它在诗人的全部作品中和整体风格中处于何等地位：在这以前是什么风格，在这以后是什么风格，在作者不同创作阶段中，风格又有什么异同，等等。
清代诗人王士祯说过：“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渔洋集》）这固然着重说明李商隐《锦瑟》诗的寓意深微，但也不妨认为兼指李商隐不少诗篇也都相当难解。
李商隐诗，特别是他的一些“无题”诗，在意境上的确表现为扑朔迷离的想象和绵邈深沉的寄托。有些作品的确难以索解，并曾引起众说纷纭；有些作品也往往需要经过一定的思考，才能理清脉络，而不同于那些含意显豁、一目了然的诗作。这些特点之所以形成，有的固然是因为作者运用的象征、比托手法偏于晦涩，但有的却也因为诗作的含蓄深沉而有待于读者顺理成章的探讨和细心的咀嚼。
诗歌本来就是一种较之其他文体更为凝缩，因而一般也更富于含蓄的文学样式，李商隐的作品在这方面似乎更为典型。因此我们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的诗篇的“解人”，就需要针对他创作的特殊性来进行阅读和鉴赏。下面谈谈我的浅见。
首先，对李商隐的生平，特别是贯穿于他毕生的牛。李党争同他的关系，要摸清其主要情况。
李商隐是历来运用比、兴手法相当突出的诗人之一。他曾经说：“楚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虽说未必每首诗一概如此，但他的作品言近意远、寄托遥深，毕竟是普遍现象。明明是写“北湖南埭水漫漫”的《咏史》，然而实质是“讽今”。他用“三百年间”的南朝不断改朝换代，如同短促的“晓梦”一般，证明钟山王气并不能帮助帝王永有天下。表面是讽刺南朝帝王，实际是对唐朝昏庸腐朽的国君进行诤谏。如果我们不了解开元、天宝以后唐朝国势衰微和帝王腐败的详尽过程，不了解诗人那回天转地的胸怀，那么我们对这首诗中着意点染的“钟山何处有龙盘”的警句，对警句中饱和着的作者的深沉感慨，就将无从领会。明明是登甘肃省泾原县北的安定城楼极目凭眺，明明是以抒发壮怀为主，然而在揭示“永忆江湖”和“欲回天地”两种思想矛盾的同时，却忽然从正面抱负的抒写，一转而为抨击和怒斥反面势力：“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这一个笔势的陡转和风格挺拔的结尾，实际怪而不怪。如果我们了解诗人落笔前后的处境，就会认识到作者是有感而发。原来处于牛李党争夹缝中的李商隐，考中进士以后，便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下当一名幕僚，并且娶了被目为李德裕党的王茂元的女儿。结果他遭到人们的嫉忌，说他是背牛党之恩。开成三年（８３８年），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果然受到朋党势力的排斥而落选。这里对“腐鼠”丑态的尖锐讽刺，恰恰表示了对排斥他的一些小人的怒斥。如果我们不了解李商隐在仕途上所遭受的这一个还只是第一次的打击，不了解这时他已开始无辜地被卷进党争的游涡，那么我们也将无法领会他那些自伤身世的诗作所包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些作品，一方面是揭露和批判党人的排除异己，遏抑人才；二方面是抒发自己处于党争峡谷中，迭受排挤，有抱负而不能施展的苦痛；三方面在尔后作者所写的对王氏的远念或悼亡诗中，更经常把深厚的夫妇之情和他们被卷入党争漩涡中同遭不幸的政治打击二者融合起来，以抒发其失意和悲痛。这些都说明李商隐的大部分“深情绵邈”（刘熙载：《艺概诗概》）的诗篇之所以发出“一弦一柱”的悲歌，无一不和他的毕生坎坷、沉沦有关。因而我们要了解他的一系列惆怅“华年”的诗篇，就不能不首先了解他咏叹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幸的“华年”，不能不考察他的生平事迹。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可以参看近人张采田的《玉溪生年谱会笺》、清人冯浩的《玉溪生诗集详注》以及钱振伦的《玉溪生年谱订误》（刊于其所辑注的《樊南文集补篇》 “附录”中）。
关于李商隐生平，论见分歧主要见于三个方面。在生年上持有二说：一为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８１３），一为生于元和七年（８１２）。最近还出现了一种生于元和六年（８１１）之说。这主要是由于年历具体推算的不同，而其实质则接近于第二说。至于在行踪考订上的分歧，主要是李商隐游江乡（今湖南长沙一带）以及同刘蕡（因反对宦官专政而被贬的名士）相会究在何时的问题。大致有唐文宗开成五年（８４０）和唐宣宗大中二年（８４８）两说。
分歧较大的是牛李党争问题。究竟李商隐是否与党争有关？他是否有意识地参加了党争？如果说参加了的话，是牛党还是李党？关于这一问题，过去长期聚讼纷纭。但建国以来，讨论的大体趋势似乎倾向于李无关党争之说。认为他早年确是受到牛党元老令狐楚的悉心培养和大力揄扬，而后来，也的确受到当时被看成李党中人的王茂元的器重，并与其女成婚，从而在人们心目中俨然成了一个“背弃家恩”的李党人物。但他本人确实是一个正直、耿介的文人，论者从来没有任何资料足以说明他利用党争，进行夤缘权势、翻云覆雨的勾当。他的毕生一直被卷进党争的政治漩涡中，并深受其害，是党争的牺牲者，然而却与党争无关。这是过去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最近却又出现一种新观点，即认为李商隐确实是有其政治倾向的。认为李德裕一派是一个进步的政治集团，而在李德裕面临失败、无可挽回的情况下，李商隐确曾寄予同情，为李辨冤，因而受到牛党的打击，表现了他的明确的是非感和高贵品质。至于王茂元，则不仅不是李党，并且当时也从来没有人把他看成李党，因此根本不涉及到党争问题。这一新论断的好处是，能从客观史料出发进行分析，突破传统的陈陈相因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和进一步探讨。（参看傅璇琮：《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文学评论》１９８２年第３期）
其次，要做李商隐的“解人”，我们还必须正确对待李诗的象征、比托手法，防止穿凿附会式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鉴赏。过去有一些李商隐研究者，往往自矜渊博，或者因为误解了“楚雨含情皆有托”的含意，在并无确凿论据可以说明诗篇本事或创作动机的情况下，先入为主，臆造框框，多方拼凑一些断章取义的史料，进行所谓考证。破碎支离，不一而足。特别是以“无题”为题的爱情诗，更成为他们“猜诗谜”的对象。如清初朱鹤龄，几乎把所有“无题”都说成是“美人香草”的“忠愤”之情的寄托，而对于李自伤坎坷的诗篇，则又认为它们几乎处处与令狐绹有关。不是说李对他一再陈情，就是说李因为受到令狐绹的排挤和疏远，表示无穷的愤懑和抑郁。继之有冯浩、程梦星以至近代的张采田、孟森等人，大体也都沿袭了这一种研究方法（当然，他们在李商隐研究上做出的不同程度的贡献，并不因此而抹杀）。
为了纠正这一偏差，我们必须尊重客观存在的艺术形象。李商隐的优秀诗篇往往是以“比兴”为主而兼用“赋”体的。如名篇《锦瑟》，虽然运用了蝴蝶、杜鹃、沧海明珠、蓝田暖玉等一系列空濛绰约的图景作为比托，很有点恍惚其辞。但如果我们抓住古人的所谓“诗眼”，掌握作为全诗的总领“思华年”这一关键进行分析，那么诗人通过回忆生平，抒写其家国和身世之伤，而尤其是抱负未展的悲慨，这一个底蕴就昭然若揭了。倘或相反，撇开总纲不管，而只是孤立地、烦琐地去考辨其颈、腹两联，奢谈什么“沧海”孰指，“蓝田”何在。典用“庄生”，则必指鼓盆而歌，事涉“望帝”，则必指唐帝失国，这样的瞎子摸象式的探索，就不免于“可怜无补费精神”了。由此可见，如果在作品中，作者在题目上或在篇章中有所提示，那么我们就应该紧紧掌握这有利的线索，顺藤摸瓜，而不应该掉以轻心，视而不见。至于有的作品，既无可靠的资料证明其寄托，同时也无法通过直觉看出其寄托的迹象时，我们只能着眼形象本身的分析，究竟本旨如何，只能作为“存疑”，再不然也不妨让比较圆融的两说（或多说）并存。如《无题二首》之一：“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从形象实际出发，把这首诗作为爱情诗来解释是很合理的。在灯红酒绿的宴会上，碰见了一位意中人，心有所通，但无缘接近，终于匆匆赋别。次日清晨，上班在即，回忆起昨宵的晤面，该是多么令人惆怅啊！这确是一首有感于心灵默契而身受阻隔的情诗。但也还有一种不同的看法。认为既明写“走马兰台”，又点出诗人的蓬转生涯，就有可能推定这诗的写作时日，应为其离秘书省前夕，而他与意中人的匆匆邂逅，则是在秘书省同僚为他送别的席上。他之离开秘书省原非得已，因此结尾一联的“官去”大有深意，而诗中欢乐气氛的渲染，适足以反衬作为全诗中心内容的对仕路坎坷的咏叹。这解释似乎也有理由。更有一种折衷的主张，则认为以上两种解释并不矛盾，在一首诗中兼而有之。
对这类诗我们不必看得太死。作为抒情诗的美感内容，本来就包含多种方面、多种层次，因而人们在鉴赏时，也必然各有所侧重，各有其接近作者美感核心的渠道。由于如此，读者鉴赏时再现的境界，有可能和作者基本相同，但也有可能较多地超过和有异于作者的意象。这说明“味外之旨”（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愈为丰富的诗歌，给读者想象的天地就愈加广阔。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李商隐的诗，有些确是过分晦涩，犯了钟嵘说的“意深则词踬”（《诗品序》）的毛病。其结果确是引起了读者解释的极大分歧，这是不足取的。但象上举的《无题》，由于其比兴而兼赋体，所以尽管意象比较空灵，而读者对其解释也不无出入，但因为感情脉络清晰，人们完全有可能在大体一致的共鸣的基础上，进行各自不同的玩味。对于这种“余味曲包”（刘勰）的作品，我们就不必要求把几种都还说得过去的论见硬行统一，并且“定于一尊”了。清人屈复说得很有意思：“凡诗有所寄托，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知其有寄托而已。若必求其何事何人以实之，则凿矣。今但就诗论诗，不敢牵扯。”（《玉溪生诗意凡例》）用这一态度研究李诗，我看是可取的。尽管他并没有能完全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