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经历知道的说下

王朝干货·作者佚名  2011-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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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阴县东方左家塅(今湘阴县金龙乡)人。左宗棠出生书香门第,其祖父是国子监生,父亲是秀才。3岁开始随祖父、父亲学习儒家经传,第一次应童子试便获得全县第二名的好成绩,但因母亲病重需要照料,未能参加“院试”;不久,其父病逝,家境穷困艰难。19岁到城南书院读书,受教于名儒贺熙龄,由于买不起昂贵的书籍,他经常到贺家去借书。贺家藏书很多,见他聪明好学,十分乐意将书借给他阅读。每次左宗棠来借书,贺老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经常同他讨论问题。1832年时,20岁的左宗棠参加本省乡试,与哥哥同榜中举,这是他在科举道路上获得的唯一一次功名。此时的左宗棠年轻气盛,自负不凡,极想由此一举登上仕途,先后三次到北京参加会试,均遭失败,于是绝意弃词章,将精力集中到经世致用方面。因为外患日深,加之受不少士大夫的影响,他悉心钻研地学,尤其是西北、西域的史地著作,加深了他对社稷安危的关切和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形成了比较远大的政治眼光。

1837年(道光十七年),左宗棠担任醴陵渌江学院主讲。这年,两江总督陶澍回湖南安化,路过醴陵,看了他代知县写的赠陶澍的对联,联中巧妙地嵌入了道光帝钦赐“印心石屋”予陶澍之事,称赞不已,约他长谈到深夜,后又主动提出与他结为儿女亲家。这对左宗棠来说,应该是攀高亲,求富贵的大好机会,但他婉言谢绝了,其人品、才学更令陶澍器重。此后,两人来往不断。1893年(道光十九年),陶澍病殁后,左宗棠受贺熙龄的重托,来到陶家担负起教育陶子的责任。在陶家的8年教书生涯中,左宗棠课读之暇,博观纵览,并从陶澍的往来书信中,知道了林则徐,在林则徐等人爱国思想影响下,他更注意观察社会,重视时务,努力寻找挽救清王朝衰败的途径。

1860年(咸丰十年),左宗棠奉诏命以四品京堂从曾国藩治军。他招募了5000人,组成“楚军”,这是左系湘军的起点,也是左宗棠人生中的一个转折。过来,他虽然倍受重用,名声不小,然而,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高级师爷而已,而这一来,他真正成为一员拥兵带队,手握实权的将领。此后,正是凭这一资本,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以至与曾国藩等并驾齐驱,成为同治年间的“中兴名臣”。

左宗棠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四岁时,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六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道光六年(1826),15岁的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道光九年,18岁的左宗棠开始读顾社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南的《水道提纲》。这些是完全不同于儒家经典的学问。正是这些不算是正统的学问,为左宗棠日后的成功奠定了知识基础。道光十二年,左宗棠以监生身份参加湖南乡试,中第18名。之后六年,三次赴京会试,均未考中。左宗棠最初的心态是复杂的、迷离的。

他后来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他没有在悲观中走向人生的沉沦,没有像有些酸酸的文人一样从此寄情山水,尽管他的诗文才华出众。他决定不再参加会试,何必像范进一样在考试路上耗尽生命年华?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寻找新的报国途径。

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气壮山河的宣言,是对自己的勉励,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三十年后的同治五年三月,左宗棠在福州寓所为儿女写家训时,也是写的这副联语。

1838年,左宗棠取道江苏南京,谒见赫赫有名的老乡陶澍,陶澍是连任了十多年的两江总督,是当时经世致用的代表之物。陶澍对左宗棠的到来,显得格外热诚。他们有过一段缘分。

——那是一年前的春天,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走进公馆,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意思是醴陵县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载陶公一腔凛然正气而生。小小醴陵,居然有我的知己!这位60多岁的封疆大吏,当即提出要见见这诗文作者。

左宗棠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时任渌江书院山长。陶澍决定推迟归期,与素昧平生的左宗棠彻夜长谈,共议时政。左宗棠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拜陶澍为师,毕生仿效。陶公爱才,欣然应允。

于是,一个落魄的穷举人,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四品幕僚。陶澍甚至以一代名人之尊,提出要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年仅五岁的惟一儿子陶桄,许配给左宗棠为婿,表明他对左宗棠才学与人品的器重。左宗棠正是在这里开始接触军国大事,开始了解夷人的船坚炮利与世界大势。他将自己的命运与朝廷的命运连在一起了。

左宗棠开始初试锋芒。以至几年后的1849年,民族英雄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隐逸在老家读书的左宗棠。

去见林则徐是在夜里。37岁的左宗棠行色匆匆,心情激动,一脚踏空,落入水中。林则徐笑曰:“这就是你的见面礼?”

林则徐一见他,混沌的眼睛顿时一亮,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可以托付终身大事的人找到了。他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他还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年逾花甲的林则徐是用滴血的心说这段话的,好比临终托孤,后来左宗棠征战新疆,带的就是林则徐绘制的地图。此刻,左宗棠的眼睛湿润了,心里暗暗立下誓言,决不负重托!临别,林则徐还写了一副对联相赠: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这是传世名言,左宗棠将这对联当做自己的座右铭,时时激励自己,他说:“每遇艰危困难之日,时或一萌退意,实在愧对知己。”回福建后,林则徐身染重病,知道来日不多,命次子聪彝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

左宗棠的名字引起了京城的注意。

左宗棠

“清代名将 左宗棠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是清朝著名将领左宗棠20岁时作的一首自勉联,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阴县东方左家塅(今湘阴县金龙乡)人。左宗棠出生书香门第,其祖父是国子监生,父亲是秀才。3岁开始随祖父、父亲学习儒家经传,第一次应童子试便获得全县第二名的好成绩,但因母亲病重需要照料,未能参加“院试”;不久,其父病逝,家境穷困艰难。19岁到城南书院读书,受教于名儒贺熙龄,由于买不起昂贵的书籍,他经常到贺家去借书。贺家藏书很多,见他聪明好学,十分乐意将书借给他阅读。每次左宗棠来借书,贺老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经常同他讨论问题。1832年时,20岁的左宗棠参加本省乡试,与哥哥同榜中举,这是他在科举道路上获得的唯一一次功名。此时的左宗棠年轻气盛,自负不凡,极想由此一举登上仕途,先后三次到北京参加会试,均遭失败,于是绝意弃词章,将精力集中到经世致用方面。因为外患日深,加之受不少士大夫的影响,他悉心钻研地学,尤其是西北、西域的史地著作,加深了他对社稷安危的关切和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形成了比较远大的政治眼光。

1837年(道光十七年),左宗棠担任醴陵渌江学院主讲。这年,两江总督陶澍回湖南安化,路过醴陵,看了他代知县写的赠陶澍的对联,联中巧妙地嵌入了道光帝钦赐“印心石屋”予陶澍之事,称赞不已,约他长谈到深夜,后又主动提出与他结为儿女亲家。这对左宗棠来说,应该是攀高亲,求富贵的大好机会,但他婉言谢绝了,其人品、才学更令陶澍器重。此后,两人来往不断。1893年(道光十九年),陶澍病殁后,左宗棠受贺熙龄的重托,来到陶家担负起教育陶子的责任。在陶家的8年教书生涯中,左宗棠课读之暇,博观纵览,并从陶澍的往来书信中,知道了林则徐,在林则徐等人爱国思想影响下,他更注意观察社会,重视时务,努力寻找挽救清王朝衰败的途径。

1860年(咸丰十年),左宗棠奉诏命以四品京堂从曾国藩治军。他招募了5000人,组成“楚军”,这是左系湘军的起点,也是左宗棠人生中的一个转折。过来,他虽然倍受重用,名声不小,然而,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高级师爷而已,而这一来,他真正成为一员拥兵带队,手握实权的将领。此后,正是凭这一资本,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以至与曾国藩等并驾齐驱,成为同治年间的“中兴名臣”。

经略新疆,是左宗棠一生重头戏中的重头戏。同治年间,浩罕国将领阿古柏趁清政府无暇外顾之机,侵占新疆。沙俄趁火打劫,于1871年(同治十年)侵占伊犁,并向准噶尔盆地渗透。当时,东南沿海防务十分紧张,李鸿章等主张放弃新疆,全力加强海防,但也有一些“塞防论”者起而反对,于是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就此掀起,清廷举棋不定,“密询”在西北边防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左宗棠,左宗棠慷慨陈词,把收复新疆提到保障国家安全的高度,坚决主张打击沙俄气焰:“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不可偏废”。他的见解、胆识和魄力,得到了清廷的肯赏。1875年(光绪元年),清廷遂命左宗棠为饮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出兵平叛。次年3月,他统率清军三路进疆。采取先北路而后南路,即首先拿下乌鲁木齐,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北路,然后挥师南下,直捣阿古柏的老巢,收复整个南疆的作战方针,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仅半年时间即平复北疆大部。1877年(光绪三年),乘胜进军南疆,经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三次激战,彻底击败了阿古柏。次年又光复和田,处决金相印,至此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全疆领土。对赖在伊犁不走的沙俄,左宗棠不顾七旬高龄,移营哈密,准备武力收复,却因腐朽的清政府将他调离新疆而未能如愿。在新疆3年,他率军共收复失地16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8个湖南省的面积,是我国历史上收复失地最多的将领。新疆建省,是左宗棠长期关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他多次向清廷陈述建省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建省的具体方案。1884年(光绪十年),清廷正式批准新疆建省,开创了新疆建设的新时代,进一步密切了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在疆期间,他还十分重视屯田开荒,推广蚕桑事业,便利交通,发展地方经济。“左公柳”就是他在新疆留下的又一段佳话。当年,左率军西进时,针对沿途荒凉,风沙浸地的状况,规定部队在路旁种植柳榆,在由潼关到嘉峪关3700里的路线上,形成了马路宽4-8丈,驴马车对驶,柳榆三四排的盛况,他既注重修路植树,也注重严格管理。他在平定入侵新疆的阿古柏之后回到酒泉,见街道两旁的树林都没有皮,行将枯死,十分气恼,决心查明究竟。一天,他微服简从出巡街头,见一些乡民把毛驴拴在街道树上,任驴子啃树皮,便解绳拴驴到鼓楼,击鼓聚众,当众将毛驴宰杀,弃之街头,宣布:“今后若再有人拴驴于街树啃食树皮者,驴和驴主身同此驴。”

收复新疆的左宗棠

左宗棠是洋务运动的著名首领,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及设备、人才,振兴民族工业,加强国防。在闽浙总督任上,他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计划。镇压太平天国后,开始筹办福州船政局。1866年5月(同治五年),他奏请朝廷批准,任命法国人日意格为福州船政局正监督,法国人德克碑为副监督,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并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正当左宗棠雄心勃勃地实施“五年计划”时,清廷调他任陕甘总督,他身虽西行,心犹东注,遥控着船政局。至1874年(同治十三年),船政局共建有工厂16座,船台3座,船槽1座,成为洋务派兴办的最大的船舶制造厂,并为中国建立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打下了基础。此外,他还在1880年创办了兰州机器织呢局,利用西北盛产的羊毛与外国输入的毛织物竞争,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1885年(光绪十一年)9月5日,左宗棠病逝于福州,终年73岁,赠太傅,谥文襄。有《左文襄公全集》134卷流传于世。今距湘阴县城南30公里的左家塅尚存左太傅祠,在城关八甲亦有左文襄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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