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前农业部长何塞卢林贝格是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经济学家，是“不幸福经济学”的创立者。一次，卢林贝格从瑞士乘飞机回国。当飞机飞越大西洋时，他忽发奇想：如果这时候飞机坠毁，他将得到一笔赔偿金。然后，因为这笔赔偿金，瑞士的国民生产总值马上得到相应的攀升。再后来，瑞士的航空公司因此再买进一架新的民航飞机，其国民生产总值将再一次得到攀升。他告诉人们，在关注经济增长速度时，更应关注“不幸福”的增长速度。
卢林贝格还举了个例子说明自己的“不幸福经济学”：有两位母亲，原来各自在家中抚养自己的孩子，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所以母亲尽心尽力，孩子们也充分地享受着母爱和幸福，但国民经济不会因为她们的劳动而产生任何变化。后来，这两位母亲来到劳动力市场，双双作为保姆彼此到对方家里照管对方的孩子，她们的劳动因此而产生了经济效益，当地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因此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但双方的孩子享受到的只是保姆而不是母亲的抚养。
近期我无意中发现，有人总是将“不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指向公务员群体，也有比较多的富人报道和评论，比如我手头上就有一份材料，说杭州一家医院组织的调查显示公务员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比较大，是社会中的弱者群体；另则材料则介绍富人压力过大而自杀，总之公务员、富人并非幸福无比，人人有本难念的经。
公务员富人幸福吗？对于幸福这个问题，不是一句二句就可以说清的，2002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就颁发给了对于幸福研究有突出贡献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卡尼曼。
两千多年前，希腊哲人很重视“幸福”这个概念。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东西。不过，进入中世纪，幸福这个概念几乎消失了，因为那时人们追求的是来世上天堂，而不是尘世浑浑噩噩的生活。文艺复兴重新激发了人们追求幸福的兴趣，但直到边沁(1748-1832)的功利主义学说出现，追求幸福的意义才被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其后，经济学家们谈论过一阵幸福。但从马歇尔(1842-1924)开始，在经济学里，“幸福”这个概念逐渐被“效用”所替代。人们主要关心的是物质需求“满足”和“福利”的增加。其隐含的前提假设是：一旦人们的物质需求满足了、福利水平提高了，他们还能不幸福吗？幸福于是跟人们占有多少商品，拥有多少财富划上了等号。
幸福之所以在研究中被一度忽略的一个原因是，这个概念难以衡量。一个人赚了多少钱，一个家庭拥有多少财产，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有多高，这些都可以衡量，政府甚至保存着翔实的数据。幸福却因人而异，只是一种主观感受，无法找到客观的指标。不过，了解社会上到底有多少人感到幸福依然是有意义的和可能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用来检测人们主观感受的问题是：“就自己的整体状况而言，您是感到非常幸福、有点幸福，还是感到不太幸福？”从六十年代起，一些国家已经积累了近四十年的幸福感受数据－主观幸福指标(subjective well-being)。2002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卡尼曼（ Kahneman） 和乔治梅森大学的史密斯（Smith ）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卡尼曼教授及合作者塔夫斯基（Tverskey） 的研究成果从很多方面证实了传统经济学的一些基础理论存在的错误。他们的新经济学涉及财富和广义的幸福。认为我们应该关心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本身，因为人们最终在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钱；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人们的幸福。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更小的因素之一，事实上幸福是由许多其他因素决定的。人们到底是不是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许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比如，有两类比较可以给人们带来幸福感，一种是时间性的比较，一种是社会性的比较。幸福的另外一个来源是脉冲式的变化所带来的。此外，记忆也是幸福的一个来源。更多的金钱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幸福，人们选的并不总是能使他们最高兴的。
研究发现，当人们收入水平较低时，随着收入增加，人们的幸福程度增加；但是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如每月500美元（约4000－5000人民币），人们的幸福感再也不随收入进一步增加而同步增加，而是幸福随收入呈边际递减。解释之一是“习以为常”因素作用，尽管经济改善和物质水平提高令人快乐一阵，但不久感觉就烟消云散了，原来的奢侈享受都变成生活必须的一部分了，如电话、电视、手机和汽车的拥有。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人们的攀比心理。有研究显示，人们对于自己相对于别人的收入高低比自己收入的绝对值更关注；当人们得知周围其他人的生活比自己更好时，物质水平提高带来的快感会消失得很快。某人的财富给别人造成的不悦是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尚无法适当处置的“经济污染”。从这个层面讲，政府应该在经济增长目标之外确定另外的发展目标，如包括更高水平的满意度和幸福。
回过头来我们不难理解，首先公务员、富人的确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无忧无虑和无比幸福，幸福更多地是种主观感觉和感受。如果说公务员（还不是全部甚至不是大多数）掌握着许多资源分配的权利，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一定的话语权，那他是幸福的，而这幸福的背后掩藏着几许人格的异化、心理的扭曲、精神的颓丧。我不排除有人营造出公务员压力大的公共印象，意在凸显公务员的“弱者形象”，但不管怎么说其中的问题应该有人关注。扩而言之，在社会进步进程中，地位、收入颇高而自感不幸福的群体永远值得研究，如在美国最近40年间，自认“非常幸福”的人一直呈下降趋势。一项最新统计显示，在1960-2000年期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却从40%下降到30%左右。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等经济发展较快的欧美发达国家，最近的十几年间，精神抑郁的人数却在与年俱增，差不多占了总人口的11%左右，而在经济发展相对迟缓的非洲国家，此比例仅为7%上下。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收入水平与幸福之间并不是直线关系，而是曲线关系。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前，收入提高会增加幸福；但当收入水平超过一定高度时，它的进一步提高未必会明显增加幸福感。这是因为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以至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但是，当下中国“不幸福经济学”研究的当务之急还不这些地位、收入颇高而自感不幸福的群体。对当代西方国家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小康者、中产者的幸福感最强。据英国《太阳报》报道，在对1万名工人和5000个家庭进行的调查中，自称“最感幸福”的英国人每周平均只挣255英镑----从收入来讲这也属于英国的小康者。阿伯丁大学的利奥塔尔迪教授指出：“这些小康者之所以比高收入者更感幸福，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工作的时间短，责任轻，因此压力也很小，而且也能比高薪者拥有更多的时间或机会跟家人或朋友厮守在一起，充分享受天伦之乐或温暖的友情。由此看来收入并不是一切，虽然他们支付不起海外度假或购买名牌车，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对生活不满意。” 在我国，据对上海、北京、杭州等6个大城市居民幸福程度所作的调查，幸福指数最高的人是那些月薪3000元上下的收入中等或中等偏高的小康者。可是，占据我国社会多数地位的是低收入者群体，有农民、农民工、失业者等等。显然，“不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应描向他们。在国际上有一个衡量民生质量的通行指标，就是“民生痛苦指数”。民生的痛苦莫过于没有收入或收入不足，以及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的重压，还有老无所养的现实困境。哲人伊壁鸠鲁认为导向幸福的的元素包括友谊、自由和思想等主观因素，按我的体会，公务员的富人“不幸福”多是个人缺少友爱自由感等等，还是比较高层次的“不幸福”；民生的不幸福甚至痛苦与之相比则更为现实客观更加清醒清晰现实。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分析可以知道，衣食住行是最低层次的基本需求，安全和保障是第二层次的需求，社会归属感和认同是第三层次的，而个人价值的实现才是最高层次的。在我国正在面临的转折时代，百姓有着种种苦难，它们的最低层次需求、社会公平和民生质量更应在大众优先关注之列，在高薪养廉、廉政帐户、货币化赎买的研究成果之外，我们对平民“不幸福”的关注又有多少呢？
幸福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若即若离。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公民的整体幸福水平，往往与该国家或该城市的GDP有着紧密的有机联系，所以“幸福指数”首先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指标，而它的对象应实实在在指向平民大众。
巴西前农业部长何塞卢林贝格是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经济学家，是“不幸福经济学”的创立者。一次，卢林贝格从瑞士乘飞机回国。当飞机飞越大西洋时，他忽发奇想：如果这时候飞机坠毁，他将得到一笔赔偿金。然后，因为这笔赔偿金，瑞士的国民生产总值马上得到相应的攀升。再后来，瑞士的航空公司因此再买进一架新的民航飞机，其国民生产总值将再一次得到攀升。他告诉人们，在关注经济增长速度时，更应关注“不幸福”的增长速度。
卢林贝格还举了个例子说明自己的“不幸福经济学”：有两位母亲，原来各自在家中抚养自己的孩子，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所以母亲尽心尽力，孩子们也充分地享受着母爱和幸福，但国民经济不会因为她们的劳动而产生任何变化。后来，这两位母亲来到劳动力市场，双双作为保姆彼此到对方家里照管对方的孩子，她们的劳动因此而产生了经济效益，当地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因此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但双方的孩子享受到的只是保姆而不是母亲的抚养。
近期我无意中发现，有人总是将“不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指向公务员群体，也有比较多的富人报道和评论，比如我手头上就有一份材料，说杭州一家医院组织的调查显示公务员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比较大，是社会中的弱者群体；另则材料则介绍富人压力过大而自杀，总之公务员、富人并非幸福无比，人人有本难念的经。
公务员富人幸福吗？对于幸福这个问题，不是一句二句就可以说清的，2002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就颁发给了对于幸福研究有突出贡献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卡尼曼。
两千多年前，希腊哲人很重视“幸福”这个概念。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东西。不过，进入中世纪，幸福这个概念几乎消失了，因为那时人们追求的是来世上天堂，而不是尘世浑浑噩噩的生活。文艺复兴重新激发了人们追求幸福的兴趣，但直到边沁(1748-1832)的功利主义学说出现，追求幸福的意义才被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其后，经济学家们谈论过一阵幸福。但从马歇尔(1842-1924)开始，在经济学里，“幸福”这个概念逐渐被“效用”所替代。人们主要关心的是物质需求“满足”和“福利”的增加。其隐含的前提假设是：一旦人们的物质需求满足了、福利水平提高了，他们还能不幸福吗？幸福于是跟人们占有多少商品，拥有多少财富划上了等号。
幸福之所以在研究中被一度忽略的一个原因是，这个概念难以衡量。一个人赚了多少钱，一个家庭拥有多少财产，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有多高，这些都可以衡量，政府甚至保存着翔实的数据。幸福却因人而异，只是一种主观感受，无法找到客观的指标。不过，了解社会上到底有多少人感到幸福依然是有意义的和可能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用来检测人们主观感受的问题是：“就自己的整体状况而言，您是感到非常幸福、有点幸福，还是感到不太幸福？”从六十年代起，一些国家已经积累了近四十年的幸福感受数据－主观幸福指标(subjective well-being)。2002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卡尼曼（ Kahneman） 和乔治梅森大学的史密斯（Smith ）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卡尼曼教授及合作者塔夫斯基（Tverskey） 的研究成果从很多方面证实了传统经济学的一些基础理论存在的错误。他们的新经济学涉及财富和广义的幸福。认为我们应该关心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本身，因为人们最终在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钱；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人们的幸福。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更小的因素之一，事实上幸福是由许多其他因素决定的。人们到底是不是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许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比如，有两类比较可以给人们带来幸福感，一种是时间性的比较，一种是社会性的比较。幸福的另外一个来源是脉冲式的变化所带来的。此外，记忆也是幸福的一个来源。更多的金钱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幸福，人们选的并不总是能使他们最高兴的。
研究发现，当人们收入水平较低时，随着收入增加，人们的幸福程度增加；但是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如每月500美元（约4000－5000人民币），人们的幸福感再也不随收入进一步增加而同步增加，而是幸福随收入呈边际递减。解释之一是“习以为常”因素作用，尽管经济改善和物质水平提高令人快乐一阵，但不久感觉就烟消云散了，原来的奢侈享受都变成生活必须的一部分了，如电话、电视、手机和汽车的拥有。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人们的攀比心理。有研究显示，人们对于自己相对于别人的收入高低比自己收入的绝对值更关注；当人们得知周围其他人的生活比自己更好时，物质水平提高带来的快感会消失得很快。某人的财富给别人造成的不悦是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尚无法适当处置的“经济污染”。从这个层面讲，政府应该在经济增长目标之外确定另外的发展目标，如包括更高水平的满意度和幸福。
回过头来我们不难理解，首先公务员、富人的确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无忧无虑和无比幸福，幸福更多地是种主观感觉和感受。如果说公务员（还不是全部甚至不是大多数）掌握着许多资源分配的权利，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一定的话语权，那他是幸福的，而这幸福的背后掩藏着几许人格的异化、心理的扭曲、精神的颓丧。我不排除有人营造出公务员压力大的公共印象，意在凸显公务员的“弱者形象”，但不管怎么说其中的问题应该有人关注。扩而言之，在社会进步进程中，地位、收入颇高而自感不幸福的群体永远值得研究，如在美国最近40年间，自认“非常幸福”的人一直呈下降趋势。一项最新统计显示，在1960-2000年期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却从40%下降到30%左右。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等经济发展较快的欧美发达国家，最近的十几年间，精神抑郁的人数却在与年俱增，差不多占了总人口的11%左右，而在经济发展相对迟缓的非洲国家，此比例仅为7%上下。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收入水平与幸福之间并不是直线关系，而是曲线关系。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前，收入提高会增加幸福；但当收入水平超过一定高度时，它的进一步提高未必会明显增加幸福感。这是因为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以至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但是，当下中国“不幸福经济学”研究的当务之急还不这些地位、收入颇高而自感不幸福的群体。对当代西方国家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小康者、中产者的幸福感最强。据英国《太阳报》报道，在对1万名工人和5000个家庭进行的调查中，自称“最感幸福”的英国人每周平均只挣255英镑----从收入来讲这也属于英国的小康者。阿伯丁大学的利奥塔尔迪教授指出：“这些小康者之所以比高收入者更感幸福，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工作的时间短，责任轻，因此压力也很小，而且也能比高薪者拥有更多的时间或机会跟家人或朋友厮守在一起，充分享受天伦之乐或温暖的友情。由此看来收入并不是一切，虽然他们支付不起海外度假或购买名牌车，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对生活不满意。” 在我国，据对上海、北京、杭州等6个大城市居民幸福程度所作的调查，幸福指数最高的人是那些月薪3000元上下的收入中等或中等偏高的小康者。可是，占据我国社会多数地位的是低收入者群体，有农民、农民工、失业者等等。显然，“不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应描向他们。在国际上有一个衡量民生质量的通行指标，就是“民生痛苦指数”。民生的痛苦莫过于没有收入或收入不足，以及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的重压，还有老无所养的现实困境。哲人伊壁鸠鲁认为导向幸福的的元素包括友谊、自由和思想等主观因素，按我的体会，公务员的富人“不幸福”多是个人缺少友爱自由感等等，还是比较高层次的“不幸福”；民生的不幸福甚至痛苦与之相比则更为现实客观更加清醒清晰现实。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分析可以知道，衣食住行是最低层次的基本需求，安全和保障是第二层次的需求，社会归属感和认同是第三层次的，而个人价值的实现才是最高层次的。在我国正在面临的转折时代，百姓有着种种苦难，它们的最低层次需求、社会公平和民生质量更应在大众优先关注之列，在高薪养廉、廉政帐户、货币化赎买的研究成果之外，我们对平民“不幸福”的关注又有多少呢？
幸福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若即若离。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公民的整体幸福水平，往往与该国家或该城市的GDP有着紧密的有机联系，所以“幸福指数”首先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指标，而它的对象应实实在在指向平民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