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政治成熟的国家，不仅有“左右之争”，更有“上下之争”。后者主要体现在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的救济与博弈。就像“公平正义”的提出意味着政府职能某种回归，眼下中国政府着重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之外强调“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同样是中国社会力量培育与再造政府的重要契机。
一个国家的整体性繁荣，有赖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三维建设，任何一维的错位与忽略都有可能祸及其他。让政府回归“仲裁者”、“服务者”与“监管者”的角色，无疑是防止公权力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代言人与保护伞的重要路径。
改革开放的一大贡献，就在于承认人有一己之私，并在此基础上承认社会有不同阶层与利益，有随时可能被激化的来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社会矛盾。近三十年的改革，中国社会利益格局分化与重组，产生了新的利益群体、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其中包括当下媒体热议的“特殊利益集团”。通常，后者被描述为资本与权力的合谋，通过种种“钱权交易”分利，并因此损害公共利益。严格说，“特殊利益集团”同样包括权力对权力的庇护。
“特殊利益集团”的提出，不由得让我想起以往人们常常讲到的“既得利益集团”。然而，在我看来，“既得利益集团”这一词语并不准确。谁也不能否认，随着改革的发展与利益的博弈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集团”。整体上说，每个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倘使有人让这个社会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改革前，相信很多人会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群起反对，如果没猜错的话，参加者还应包括经济学家张维迎所同情的在经济改革中“利益受损最多”的干部。
进一步说，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人都是“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分子。但是，既得利益不但不可怕，而且还会激发人们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的坚决来保卫。有理由认为，改革若不能给民众带来“既得利益”，就失去了自己的合法性。
事实上，在一个相对开放、尊重契约的社会，不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会因为市场得到细分。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的企业同样会因为政治、经济与社会等三大组织影响自己的营销，这包括政策性的干扰，来自同行的竞争，以及社会力量的抵制。比如，一个企业因为不合格产品最终被用户抛弃。
所以，从这方面说，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不是“既得利益”或“既得利益集团”，而是“既得权力集团”，是人们欲抛弃而不得的权力困境。当权力与既得利益捆绑成集团，一方面，权力不断通过“看得见的脚”操控市场“看不见的手”；另一方面，即使面对民意压力，仍会在具体调控与管理过程中表现得各怀鬼胎、离心离德，甚至对于社会力量的参与给予打压。正因如此，在人们慨叹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的时候，中国社会力量除了在网络报章上发出零星抗议外几乎无所作为。诸如“自主建房”、“不买房运动”终于昙花一现，在各方开始关注它时销声匿迹。在一些地方，资本与权力的联盟虽说是惟利是图的“露水婚姻”，但它足以使社会力量长期处于避孕状态。
从这方面说，“既得权力集团”造就“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本质上是“特殊权力集团”。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权力职能回归，让利益走向市场。
未受制约的权力，是天底下最大的垄断。其后果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接受“既得权力集团”的劣质产品与服务。事实上，近年来公众对中国的电力、交通、电信、能源等垄断行业的不满，正是因为这些部门凭借权力垄断市场，并将公共利益沦落为集团利益。所以，当国际油价上涨时中国油价要和国际接轨，国际油价下跌时则要尊重本土事实－－或者说，涨价时搞“国际主义”，挺价时搞“爱国主义”。
参考资料：www.yiso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