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起来足有6英尺高。他不是纤弱的黄种人，而是个头魁梧，古铜色，和蔼，《圣经》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里，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神枪手。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195000人的主人。在今天，这样的人就是中国的一个最强者：冯玉祥元帅。
1928年7月2日，《时代》关于封面人物冯玉祥的报道，以上面这段描述作为开场白。
封面选用了冯玉祥的一幅特写镜头。他显得很健壮，巨大的头颅微微仰视。帽檐正好遮盖住前额。照片下面的说明很简洁：“中国的基督教战士，……变乌合之众为规矩之军。”这里是用“基督教战士”的称谓，而对更多的外国人来说，更喜欢称冯玉祥为“基督将军”，就像过去谈到吴佩孚时喜欢用“儒将”的称呼一样。
冯玉祥有着传奇般的经历，谈到他，人们总是会津津乐道于他皈依基督教的起因，以及他命令整个部队的士兵都念圣经，唱圣歌，按照牧师们的训导祈祷。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这些做法的确引人注目，也令人好奇。“冯的优点”——以这个小标题，《时代》为我们描述的便是一位在军阀群体中鹤立鸡群的人：
要一一列举出所有指责基督徒冯的污点的说法会显得可笑。这位最强者也会因他的诸多优点而令人难忘。
1880年(有误，应是1882年——引者注),他出生于安徽省，家境贫穷，因黄河这条“中国的忧患之河”年复一年发生水灾，他从小就频遭饥荒。
18岁时，冯在当时的清军中当兵，拳乱(1899-1902)之后，他很快升至军官。他患溃疡而受其折磨，两位中医告诉他是“不良生活所致”，想收他的医疗费，此事对他刺激和伤害甚大。这位年轻军官很清楚自己的品行，拒绝了中医的治疗，转而去北京教会医院求医并痊愈。为他治疗的基督教医生说的一番话，令他终生难忘：“你不必付钱。我只要你记住，是上帝爱你，派我来为你治病的。”
1913年，冯少校由一名卫理会牧师主持洗礼，此后，他又让自己的500名手下全部皈依基督教。1915年，他成为少将，在四川省主持了一次祈雨仪式，背诵《圣经》中以利亚先知为加尔默罗山祈雨而做的祈祷。
冯将军信奉上帝后采取的进一步行动，是在他被任命为一个省的统治者后，数年之间他满怀热情地反对鸦片、嫖娼、酗酒、吸烟。与此同时，他开始学习写作，还自己编写军歌，题为《士兵之精神》。有几个日本小偷被卫队抓住后，冯将军命令当地一名日本领事道歉，他对日本领事咆哮道：“我没见过一个好的日本人！难道你们都是坏人?日本人难道没有一点儿羞耻?”这位将军又以相当温柔亲切的感情这样写下他的敬佩：“伟大的林肯总统，解放了美国奴隶。”
中华民国此时变得越来越戏剧性。总统由诸如吴佩孚之类的军阀提名，不断更换。在此期间，这位基督将军则一直在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如今，这支军队的实力强大无比，它不靠抢劫生存，这本是其他中国军队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冯元帅会处以死刑。军队不再是强盗，为何不能成为能工巧匠?基督将军的答案是，教会每一个士兵一些有用的技能。学纺织、木匠、鞋匠，且价格“合理”。结果，在中国连年内战的长时间里，冯玉祥的士兵一直最忙碌，也最受欢迎。整洁，军纪严明，乌合之众变成了纪律严明、整洁的军队。(《时代》，1928年7月2日)
在上海主编《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曾和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一起去采访过冯玉祥，他讲述过这样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
《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自我介绍一番后，说：“冯将军，你长得真高大!”身高6英尺，肩阔腰圆的冯玉祥答道：“是的。你要是砍下我的头，顶在你的头上，那么我俩就一样高了。”这位记者听了这话后，吓得几天睡不着觉。(《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第90页)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另外一位在20年代多次采访过冯玉祥的外国记者。她第一次见到冯玉祥是在1925年冬天。在大雪纷飞的冬日，斯特朗乘坐火车，在寒冷中往北京西北方向走了两天，抵达位于内蒙古沙漠中的冯玉祥的军营。她说她是慕名而来，见到的是一个表情冷漠、高大健壮的人。两年后，斯特朗1927年4月再次来到中国，并随武汉政府代表团前往郑州，她又见到了冯玉祥：
冯玉祥本人在我们到达之后才来郑州，这也许是偶然的，也许是他出于对自己应有的威望的考虑。这后一种做法外国人难以理解。这样，他在车站受到了赴会的所有显赫人物的欢迎，而他们自己则只受到冯玉祥部下的欢迎。他故作俭朴地从一节货车上下来，他的发言人告诉我，他坐货车是“因为我的士兵兄弟也坐货车”。很久以后我才听说，冯玉祥在郑州的前一站才上了那节货车，在这以前他一直坐在同一列火车的一节舒适的私人包厢里。冯玉祥的俭朴，是故作的姿态，但比单纯的姿态更具深意：这是个有用的军事策略。他在郑州执行这样一条纪律：禁止举行任何每盘菜价值一元以上的宴会。这样就防止了中国官员通常在宴会上浪费时间和钱财的现象。用俭朴的名声来节省开支总比被说成吝啬要好听些。(《千千万万中国人》，第72页)冯玉祥也回忆过自己抵达郑州的情景：
车到郑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许多军队与人民团体，汪精卫……等先生亦都亲来欢迎。这情形出乎我的意外，觉得实在愧不敢当。我背着把雨伞，穿着一身棉布褂裤，束一根腰带，下车一一握手。(《我的生活》，第557页)
或真，或假，“基督将军”就是以这样的姿态吸引着世人目光。
斯特朗说，冯玉祥离开最后一次会议时，由他的外事代表把他对斯特朗书面问题的答复转给了她。他宣称对武汉政府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绝对忠诚，还宣布他的部队将要改组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斯特朗写道：“带着客客气气得来的胜利，火车向南驶去。我们这些旁观者以为联合成功了。”然而，几天之后，冯玉祥赶到了徐州，与那里的蒋介石也举行了会谈。最终，他选择了与蒋介石的合作。
冯玉祥转瞬之间的突变，令人诧异。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有过一次突变。身为直系主将之一的冯玉祥，反戈一击，转而与奉系联手，出奇兵攻占北京。先把曹锟软禁，复从背后进攻直系主帅吴佩孚，这被看作是冯玉祥一生中最大的一次突变。而现在，1927年，一周之内，在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之间，冯玉祥的态度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再次令世人瞠目结舌。
于是，在讲述冯玉祥的“优点”的同时，《时代》还以“叛徒的过去”这样一个小标题，用更多的笔墨报道冯玉祥“叛变”的故事，以及不同人的种种议论：
尽管几乎所有当代中国的记者、历史记载都把冯描述为“叛徒”，但直到上周，基督元帅的朋友一直对这一说法感到气愤。传教士们有充分理由得出与记者们完全相反的结论，在这一点上，山东齐鲁大学的迈纳(Miner)小姐的说法最有代表性。她上周写道：“人们指责冯元帅‘抛弃’或‘背叛’高官、盟友等与之相关的事件，我对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冯因他的‘背叛’不得人心，但与那些没有远见和勇气这样做的人相比，他并不丢脸。”
如此富有逻辑和奥妙哲理的看法无人能反驳。具有眼光背叛上司并将之打败，令其脸面尽失，这样的人不会获得普遍敬重，冯玉祥自然难逃此命。
具体来说，1924年10月，冯玉祥是坐镇北京的“儒将”吴佩孚元帅手下的一位将军。大军阀张作霖从满洲前来与吴交战。基督将军受到其上司吴佩孚的绝对信任，吴开赴前线与张交战，冯则指挥吴的另外三分之一的部队。接着发生的事情，由华盛顿大学的高恩(Herbert H. Gowan)教授如实地记录下来：“(当冯率军)离开北京时，请他的美国牧师、时任北京青年会干事长的盖利(Robert Gailey)为之祈祷，希望尽快打败张……10月22日，发生了吴的‘基督将军’的背叛事件，他放弃他驻守的热河要道，回到北京，强迫曹总统解除吴佩孚的职务……并从后面攻打吴。”(《时代》，1928年7月2日)
冯玉祥与苏联时而密切、时而疏远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话题，《时代》报道认为他并不是真正依靠苏联的人：
指责冯玉祥是“赤色分子”或者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明显很可笑。私人财产、上帝和三位一体的神圣性是他的牢固基石，他如一个古铜色的大人物挺立其上。不过，苏联政府发现，资助冯玉祥是有必要的。他在1926年访问莫斯科。1927年，在得到驻华使团的允许下，苏联驻北京的使馆被冲击，从中发现了一批文件，证明他从莫斯科那里得到了27350545发子弹、27970支步枪、10000颗手榴弹、11436发炮弹、640颗化学弹、3架飞机——冯的朋友说这些文件是伪造的。国民党政府也曾得到过苏维埃俄国的财政援助，但该政权目前的现任领导人已与莫斯科决裂；有迹象表明，他们以及这位最强者，一起开始与列强建立一种似乎很纯粹的友好关系
——因为在中国，没有比他们更合适的人选。(《时代》，1928年7月2日)
所有这些，都是过去的故事。新的历史在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张作霖去世、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后掀开了。人们自然对拥有重兵的冯玉祥有了新的观察和新的期待。只是，期待的同时，仍有人根据他以往的举动而怀疑他的真诚，甚至认为他还会改变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下面这段话，的确耐人寻味：
“但是，”冯的敌人特别强调地说——他的敌人有很多，白人、黄种人都有——“但是，大家都知道，冯过去早就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占领过这些城市……冯是个叛徒，一个犹大!不错，传教士们喜欢他。他是他们唯一相信的中国军阀。但是，还是注意盯住他吧!他从莫斯科得到军火，有2700万发子弹。他也会抛弃国民党，把北京变成自己的。”
上周，这位最强者似乎高兴地去掉了自己身上背着的“叛徒”这一烙印。有报道称，他完全与新政权融为一体了。并称，他和国民党的总司令蒋介石有可能短期访问北京，在那里参加庆典活动，庆祝整个中国在民族主义口号下得到了统一。(《时代》，1928年7月2日)
某些人的质疑和担忧，不到一年果然成了现实。1929年5月,冯玉祥宣布反蒋，“叛变”了与之曾有“金兰之交”的蒋介石；10月10日，蒋、冯战争爆发；1930年4月，冯玉祥在失败后再度与阎锡山联手，中原大战由此开始。过去的传言，再次成为现实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