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同姓不婚制度最早起源于西周。周公在为西周的统治者制定这样的婚姻缔结原则的时候，其目的有二：一则＂同姓相婚，其生不蕃＂，意思即同姓结婚违反优生学的原理而加以禁止；二则为了加强与异姓贵族的联系，增强本姓贵族的势力。这一婚姻原则最初只是作为“礼”存在，可是后来却演变成为国家的法律。从“礼”到“法”的转变，表明国家权力开始介入对同姓结婚的干涉，这一规范的强制性也就越来越来强了。自周之后，历朝历代都在国家的民事婚姻立法中规定了这一原则，并对违反者施以严厉的惩罚——杖刑、强行离异等等。有的朝代甚至把这一原则推到了极端，如规定不仅同字姓，连同音姓的婚姻缔结也加以和同字姓一样的惩罚！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对这一看起来强大得可怕的制度发出挑衅。其实就算是在对同姓相婚惩罚最严的封建社会，也不断有人在突破这一礼制、法制的羁绊而追求个人的爱情自由。这在战国时的齐国尤其突出。齐丁公、齐桓公的后代都曾经是同姓相婚的实践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同姓人之间，血缘关系越来越远，因此当初周公制定的这一民事婚姻领域的重要原则的理由已经没有了实际意义，相反，它只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人的婚姻自由带来不必要的限制。所以，近现代的婚姻立法果断地抛弃了这一原则。在近现代的婚姻立法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半个“同姓不婚”的字眼，现代的民事婚姻立法实际上只是对“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情形加以了禁止。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它代表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已经大大地推进了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其实也是人的进步。它表明：现代文明社会各种社会规则的制定和存在都是以方便人们的生活为宗旨和目标的。那些妨碍人们生活方便和自由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规则、制度、政策……都应该一一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而作为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应该考虑这一规则的制订是只出于个人价值观上的好恶，还是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更大限度地方便了人们的自由，还是给人的自由加以了并无实际意义的限制。
尽管如此，在实际的生活中，人们还是对突破这一千年的习惯十分畏惧。其原因，只不过是对同姓人“五百年前是一家”的恐惧感在作怪！事实上，前已有述，这些东西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任何实际意义。那么，如果你再对挑战“同姓不婚”的挑战者们大张挞伐的话，那么你是一个十足的封建卫道士！很多情况下，人们会认为这样的挑战者多半是“吃错了药”，“糊涂虫”，其实，他们寻找他们自己的真爱，寻找属于他们的并不违反社会公德的真爱，有什么过错呢？我们视“同姓相婚”为洪水猛兽，却对“包二奶”“找三陪”“搞外遇”这些给家庭、社会造成极大破坏的现象“习以为常”，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婚恋文化、感情文化的一个悲哀和失足！
总体上来看，这是我们的婚恋文化、感情文化领域真正需要进步的地方。而实际上，现实社会中已经有不少的年轻一代在挑战这一婚恋“禁区”，虽然他们一或付出极大的代价最终挑战成功、争取到了自己的幸福，一或付出极大的牺牲之后却以失败而告终，并且在之后的感情生活中踏上了一条痛苦的旅途。但是，毫无疑问，这些人，无论是成功的挑战者还是失败的挑战者，他们都是婚恋文化更趋文明化、自由化、人性化的卓越的推动者，是社会进步、文明的推动者，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功臣！！我们应该给予他们的，是由衷的崇高的敬意，而不是嗤之以鼻，冷嘲热讽——假使你这样的话，你才是真正的文明的落伍者，那只能证明你还处于蒙昧！！
各种报章、宣传、舆论天天叫发展要“以人为本”，什么叫“以人为本”？政治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为“以人为本”开列了若干个表述，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表述：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宽容人的自由，尊重人的自由，保护人的自由，实现人的自由”——当这种自由的存在不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个人私人利益为前提的时候——我们这样对待它，那就是我们的社会真正地作到了“以人为本”了。“同姓相婚”作为一种存在，它并不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基础，更不以损害个人私人利益为基础，它充其量就是冲击了一些毫无实际意义的习惯——我们凭什么去对它大惊小怪、围追堵截呢？只要同姓相恋者之间有着的是纯真的爱情，而不为了什么别的邪恶的目的，我们完全应该为这种存在大开宽容、理解之门！祝福一段纯真美好的感情，这样的美事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
给我们社会中的“同姓相婚”的存在以宽容的空间吧！以研究发展问题而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刘易斯说过：“人类幸福的提高包括自由的增加和选择半径的扩大。”每一个社会成员，掌好你的嘴，为缔造一个更适合我们人类生存的、自由的、有着大的选择半径的、宽容的、更人性化的社会环境而贡献你完全可以贡献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