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百载。对于普通人来说，百年的生命是一种奢望，但对于一门新兴的艺术而言，百年却只是一个开始。“第七艺术”、“东方之珠”，当我们回望香港电影的百年历程，那起起落落、几度沉浮的酸甜苦辣仿佛就是发生在昨天的过眼云烟。
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由港方出品，港人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庄子试妻》剧照
1909—1933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虽然关于影片《偷烧鸭》的出品年代目前史学界仍有争议，但我们还是习惯将1909年美国商人本杰明•布拉斯基赴港拍摄的这部短片作为香港电影的缘起。这部由梁少波导演，黎北海、黄仲文等人参演的谐剧默片成为了香港电影制片业的前奏曲，也激发了香港演艺界人员对拍摄电影的兴趣。1913年，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由港方出品、港人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庄子试妻》正式拉开了香港光影百年的序幕。在这部影片中还诞生了香港电影史同时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位女演员严珊珊。她不仅用行动反击了当时不允许女性抛头露面的封建陋习，更是一举打破了严禁男女同台演出的惯例。从这种种制约中我们可以看出，初创时期的香港电影业面对着的是怎样的重重困境。
由于资金、设备、人才的匮乏，使得《庄子试妻》之后的十年时间里香港制片业一直停滞不前。1923年成立的“香港民新”公司作为香港历史上第一家大型电影制片企业只存在了短短两年就宣告解散，而更加雄心勃勃的“联华港厂”也在拍摄了四部故事片以及少量的新闻纪录片和科教短片之后无奈的宣告结束。香港电影一直到有声片的出现才真正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次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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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龙》导演汤晓丹(资料图)
1933—1945 第一次繁荣
1933年，一部并非在香港拍摄的粤语有声电影《白金龙》登陆港岛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是香港电影第一次开口说话，更让一大批上海和海外的技术人员和投资者看到了香港这片土地对电影的热情。随着内地战争的爆发，上海电影制片业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电影人南来香港，从而促成了香港电影的第一次繁荣。
这一时期，香港出现了包括“天一港厂”、“艺华港厂”、“香港大观”等在内的七大制片公司，其中五家都是由南下的上海影人经营。在拍摄满足本地及东南亚市场需求的粤语片的同时，他们也拍摄了诸如《孤岛天堂》、《白云故乡》、《前程万里》等一大批进步爱国、表现抗战的国语电影。可惜，这样的繁荣也没有能够持续多长的时间。
1941年的圣诞节，香港沦陷，港英政府在半岛酒店向日军投降，从此香港陷入了3年零8个月的黑暗岁月。在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体制、艺术、技术、人才等各方面均走向成熟的时候，香港电影却由于历史的外因骤然间跌入谷底。
周璇《清宫秘史》剧照
1945—1955 衣钵南传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香港电影又揭开了它新的一页。由于中国内地爆发了解放战争，大批躲避战乱的内地影人相继南下，形成了第二次的移民风潮。在这一时期先后来港的有何非光、朱石麟、卜万仓、但杜宇、任彭年、舒适、周璇、胡蝶、殷明珠等著名的导演明星，内地资本和人才的涌入也为百废待兴的香港电影业注入了一股活力。
战后初期，蒋伯英成立了大中华影业公司，拍摄了香港光复后的第一部影片《芦花翻白燕子飞》。李永祖同制片家张善琨合作，创办了“永华”，明星云集的大片《国魂》和《清宫秘史》等就诞生于此。而张善琨随后脱离“永华”成立的“旧长城”也出品了《荡妇心》、《血染海棠红》、《一代妖姬》等影片。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香港国语电影界形成了“左派”和“右派”两股势力，以“长城”、“凤凰”、“新联”为代表的左派电影公司在与右派的角逐中一方面延续着中国主流进步电影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香港国语片市场的良性竞争。战后，由于海外市场的需求，为香港制片业吸引到了大量的投资，但同时也助长了香港影坛粗制滥造的歪风邪气。“七日鲜”和“云吞面导演”之风对香港电影的发展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因而也就诞生了香港电影史上著名的“清洁运动”。吴楚帆、黄曼梨、白燕、关文清等164位影人联合签名，发表了“尽一己之责，期对国家民族有所贡献，不负社会之期望，停止拍摄违背国家民族利益，危害社会，毒化人心的影片”的宣言。而这一时期拍摄的粤语片和国语片，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具有着浓郁的旧上海电影特征。
邵氏当家邵逸夫、方逸华夫妇(资料图)
1955—1966东方好莱坞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港英政府“积极不干预政策”的鼓励和“左右”政治势力影响减弱，香港电影迎来了它自由发展的黄金时期。光艺、电懋、邵氏等大型制片企业在港登陆，标志着香港电影工业由独立制片向“垂直整合”的流水线生产方式转型的完成。同时，香港电影也挣脱了旧上海电影的束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品位和商业特色。从此，有人开始将香港这块弹丸之地冠之以“东方好莱坞”的头衔。
在这一时期，“电懋”和“邵氏兄弟”在争夺市场方面进行着激烈的竞争。“电懋”以拍摄时装片为主，如《四千金》、《曼波女郎》、《空中小姐》、《香车美人》等；而“邵氏”则延续了前身“天一”公司的创作传统，提出了“大中华文化圈”的发展战略，积极制作《貂蝉》、《杨贵妃》、《江山美人》、《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古装片，并且在香港掀起了一股持续了十年之久的“黄梅调电影热潮”。凭借这股热潮，“邵氏”也在两强之争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
为了逆转不利的局势，“电懋”的掌门人陆运涛亲自上阵，先是花重金从“邵氏”挖走了林黛、乐蒂的当红明星，又说服李丽华和严俊自组公司，最后策反李翰祥带着凌波等一批“邵氏”的演职人员远走台湾，组建了“国联”。同时，两公司大闹“双胞胎案”，争拍同一题材的影片抢占市场。这种恶性竞争直到1964年双方签订“君子协定”才宣告结束。
不久之后，陆运涛意外辞世，“电懋”也无力再和“邵氏”抗争，香港电影的格局就此从“楚汉相争”变成了“邵氏”的一家独大。
张彻的《独臂刀》
1967—1978 “我城”崛起
1966年，内地风潮开始波及香港，同时，随着老一代人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土生土长的香港年轻一代开始标榜本土意识。香港作家西西发表的小说《我城》成了本土意识崛起的一个标志，而粤语电视业的兴起也从侧面影响了香港电影的发展方向。
随着“黄梅调电影热潮”的衰退，“邵氏”以胡金铨的《大醉侠》、张彻的《独臂刀》为始，又开创了一个“国语武侠新世纪”。港岛侠风四起，也迎合了那个动荡年代香港人发泄情绪的内心诉求。
1970年，“邵氏”重臣邹文怀联合何冠昌、蔡永昌、梁风等人自立门户，成立“嘉禾”。这一事件意味着香港电影业从大厂体制向更为先进的“卫星制”的过渡。在与“嘉禾”的竞争中，守旧的邵氏呈现出衰落的颓势。而随着李小龙、许冠文、洪金宝等人的加盟，“嘉禾”终于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的一页。
《英雄本色》中的发哥还年轻
1978—1993 黄金十年，百花齐放
上世纪八十年代被誉为香港电影的黄金十年。
七十年代末，电视业“三台争霸”的格局以“佳视”的倒闭而宣告结束，由此大量在电视台供职的年轻导演们也便争相投身电影圈。以1978年被公认为“新浪潮”第一部电影的《茄哩啡》开始，在短短的几年间内一下子涌现出了徐克、许鞍华、方育平、章国明、谭家明等一大批年轻才俊。这批人的作品以其新颖的美学形态迅速在香港影坛掀起了一股奔涌的浪潮。
不过，“香港电影新浪潮”并没有能够像“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电影运动”一样发展成一场美学革命，而是在几年后被主流的商业电影所吸纳了，但它的余波与影响所及仍历历可见。徐克、许鞍华等“新浪潮”的主将们依然在香港电影的世界中占据着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当初充任新浪潮健将副导、编剧的关锦鹏、王家卫、陈果等人到了八十年代末更成长为饮誉国际的著名导演，成了香港电影的一面面旗帜。
以“新艺城”的《最佳拍档》系列为代表的动作大片，洪金宝、成龙的功夫喜剧、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警察故事》为代表的警匪片、《英雄本色》为代表的黑帮片、《倩女幽魂》为代表的古装武侠片、以及《笼民》等社会写实电影纷纷亮相在香港的银幕之上，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赤壁》草船借箭一幕，诸葛亮(右)、鲁肃满载而归
1993—至今 路在何方
我们常说盛极而衰，在一个高峰之后紧接着的必然是一个低谷。从九十年代上半期开始，随着香港经济、政治态势的剧烈震荡，香港电影业也陷入了低迷的状态。1993年起，港产片的数量的票房收入均呈逐年下跌的趋势，“九七回归”的焦虑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更是令香港电影界弥漫着一片哀伤之气。影评人列孚甚至已经发出了“香港电影已死”的喟叹，“路在何方”成了每一个关心香港电影的人时常挂在嘴边的话题。
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的实施成为了香港电影的救命稻草。由于合拍片不再受外国片的配额限制，资金安排和票房分账亦比进口电影更加有利，香港电影人纷纷北进，将大陆看作自己最后的出路。《英雄》、《十面埋伏》、《霍元甲》、《伤城》、《赤壁》……动辄上亿投资的豪华巨制拉开了“大华语时代”的帷幕。北望神州，香港影业的机遇正在于幅员宽广、潜力无穷的内地电影市场的开放。在电影全球化的压力下，香港电影业只有在与内地相互合作的基础上才能抗衡好莱坞大片，从而打造跨国际化电影的双赢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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