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０年冬，郭沫若从日本留学回国，一到上海就同青年志士、作家郁达夫、成仿吾在上海创办了创造社。其成员均是热血青年，写诗论文都充满青春活力，尤其是郭沫若的诗文如奔腾的长江、咆哮的黄河，激情澎湃，魅力四射，他的大名也随着诗文日渐深入人心。
此时，正从高等学府毕业的江浙才子陈布雷正怀着一腔救国豪情和壮志，应聘为上海的《天铎报》主要撰稿人，他以政论文章见长，因锋芒初露，又被《申报》、《四明日报》聘为特约撰稿者。
１９２０年冬，陈布雷以“畏垒”为笔名担任《商报》主笔，发表了若干有远见卓识的社论和杂文，笔力锋利如箭，观点十分明确，提倡民主革命，反对封建统治，一时博得社会好评，产生极大反响。郭沫若不止一次地称赞他“如椽大笔，横扫千军，令人倾慕”。二人虽未谋面，但相互敬慕之情却非同一般。
北伐战争开始后，郭沫若投笔从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与叶挺将军并肩作战，一武一文配合默契，一直打到南昌。陈布雷写了不少歌颂北伐的佳文，为之摇旗呐喊。两位才子遥相呼应，彼此敬慕。终于在１９２７年初春，陈布雷应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邀请，专程从上海赶到南昌，在北伐军总部见到了郭沫若。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在上海撕开革命的假面具，制造举世皆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郭沫若敏锐地觉察出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以笔作刀枪，与国民dang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先后写出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闻名的檄文。８月１日，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dang。这更使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即下令通缉郭沫若，并派军统特务对他暗中跟踪、追杀。此时已成为蒋介石幕僚的陈布雷，为郭沫若的人身安全捏了一把汗。为了以防不测，郭沫若经中gongdang组织同意，暂时旅居日本。
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开始全面抗日。陈布雷心想，中国已与日本成为敌国，郭沫若留在日本处境一定危险，过去的深情实在难忘，加上时任福建省政府委员的郁达夫多次找到他，要他给蒋介石做工作，陈布雷下定决心想办法说服蒋介石放过郭沫若。
一天，陈布雷故意在蒋介石面前说抗战在即，既需枪杆子也需笔杆子的事，遂将话题引到郭沫若头上。蒋介石板起面孔说：“郭沫若这个人哪，写我那么多文章，太刻毒了。”陈布雷为淡化往事，假装吃惊地说：“蒋先生，您的记性真好，都十年了，还记得那些小文章。”蒋马上说：“那不是小文章，而是在全国乃至在世界有影响的大文章啊！”老蒋接下来反问：“近十年郭在日本干些什么？”陈回答：“据我所知，他在日本仍不忘为中华民族争光，致力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甲骨文，在国际上影响很大。”蒋说：“他是研究乌龟和骨头？”陈点点头说：“听说，他想回祖国参加抗日，所以请示您，是不是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
蒋介石打断他的话，沉思好一会才说：“可他把我骂苦了。”陈见蒋有些缓和，便进一步说：“俗话说，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是一国之君，他是小小臣民，计较他没意思，何况他是个人才，人才难得呀！”蒋说：“如果你是我，我想也不会放过的。”陈鼓起胆子说：“我看这件事毕竟是历史，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各为其主。现在你把他搜罗起来，一可为国出力，二可说明领袖的英明大度，用人惟才。”蒋脸上颜色有些改变：“依你之见，我要忘掉旧账？”陈假意讨好说：“其实您早就宽容他了，要不在日本您照样可以把他缉拿归案啊！”蒋为难地说：“那我的通缉令怎么办？”陈进一步说：“郭是日本通，我们抗战借重他是上策，而且日本人正派人监视他，他的处境很危险。”蒋介石脸上呈现出笑容：“那我写一张手令，撤销通缉令。”
陈布雷心中一喜，暗定主意，对蒋说：“蒋先生海量，捐弃前嫌，器重人才，为海内外所敬仰，但这个撤销令不能马上公布，否则反而会给他带来危险。您将手令交给我，让我去办。”于是蒋介石将撤除通缉郭沫若的手令交给了陈布雷。
当夜，陈布雷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郁达夫和中gong李克农。郁达夫兴奋至极，当即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今晨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请速归。我已奔走见效，喜不自胜，多亏畏垒。当今强邻压迫不已，国命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海外……”
郭沫若接信后，即与南京驻日本大使馆联系，于７月２５日化装乘“日本皇后”号头等舱回到上海。９月１９日，蒋介石由陈布雷陪同召见郭沫若。１９３８年４月，郭沫若在周恩来的敦促和建议下，担任了国民dang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抗日宣传工作。因国共联合抗日，陈布雷与他联系和接触时间较多。
蒋介石赦了郭沫若，原以为郭会记住他的恩情，为他个人服务。可是郭沫若却态度鲜明，私下对陈布雷说：“我的笔是人民大众的，不是他私人的，为他老蒋拿笔杆子，可不是一件好差事啊！”陈布雷虽未表态，但内心还是赞同郭沫若的人格和骨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