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人物》：《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可以说延续了您之前在戏剧上的实验与探索，不知道第二轮全国巡演您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期待？
林奕华：我不敢说它是一个很新的探索，但我觉得它有我的关注，也有我们这个组里面一种视野，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考量在里面，比如我们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先锋，只不过我需要想想看我希望吸引谁来看这部戏。这部戏我希望可以跟大众产生某一种互动，这才是我做这样一部戏的目的。可能他以为我是在跟他谈这个冰红茶，但其实我是在跟他说这个冰红茶为什么要在这里卖这么贵，如果他到西边去就便宜十倍。可是，如果我一开始就跟他说，这部戏我要跟你谈北京经济学，那他可能就会觉得闷，我压力很大，为什么要来研究这个经济学，你先跟他说，茶喝了之后你会舒服一些，那他会想说，也许我需要喝一口茶。这个东西是在讲怎么进去，怎么出来，所以我才一直在坚持有一个语境。
语境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它包含了我们所有的沟通是建立在一个怎样的背景下。这部戏是想很多人能看得到，但不代表说每个人都能付那个价钱，这是一个矛盾。你不要以为一部戏它的存在的时间跟它存在的价值就只有在它演出的那两场，或那几轮，一部戏就好像一个蝴蝶效应。我们现在如果做一个小剧场的作品也许很多人看得起，但它的蝴蝶效应就不能够去得很大，因为很多人看得起它其实还是在一个小圈子里面。这部戏可能某些人的经济能力不能承担，但不代表说有一天他不可以看到这部戏的另外一个面貌的另外一部戏。这部戏其实对他来讲只是勾起了它的好奇，他今年可能10岁，但因为看报纸看到了有这个东西对他开始产生一个好奇，当他13岁的时候，如果我这样一个作者还存在的话，他就会对我的了解增加了3年，当他17岁可以去买第一张票的时候，他前面已经有7年了。
《月度人物》：您刚刚也提到了票价，我其实还挺想知道您对现在小剧场的那些低价实验话剧是怎么看的？
林奕华：戏剧的定位还是有很多层次的，我们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常常把戏剧定位于小剧场和不是小剧场，这其实很过时了。戏剧从一百年前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经历了很多历史的动荡、社会的变更和城市的发展，现在这个阶段它也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位置，因为我们的教育其实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培养人文的模式。西方的戏剧是一直发展的，它一直问问题，而我们中国人做戏剧不大问问题，我们只是把外国戏剧的一种模式拿了过来，但那个精神到现在真正明白的还不是很多。
一直以来我们都敢于做一些形式的实验，因为我们希望用这个形式的实验来忘记我们其实内在还有哪些没被开发的地方。戏剧本身一定是要用人来呈现，人如果在我们的戏剧里永远都只停留在一个表面探索的话，那我们的戏剧永远都只会是一个表面的感动，而不是深层的感动。
我一直觉得：形式是你自己的眼光看到一个东西后，你提出了自己想到的问题，而不是说人家已经问过一千次了，你把这个接过来是你继续问的问题。我从来不觉得问问题的精神光是培养这么简单。在香港做戏剧，很多时候我很纳闷，因为很多人认为自己有提出问题，但我常常觉得真正的提出问题跟只是做出一个提出问题的样子的分别就在于你是站在哪里看问题。
中国文化最忽略的就是自我探索，很少人有那个勇气可以把自己当成实验品，然后告诉大家说，我就是拿我自己开刀，但你不去拿自己开刀的话，也不可能让很多人感觉到他们有被启发。我们一方面是一个个体，理论上是独立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受到了很多社会的限制。如果你不去碰自己的顾忌，或幽暗的地方，你也不会碰到很多别人不敢去想，或不敢去碰的地方。
《月度人物》：第二轮巡演肯定是想有更多人可以看到，但您为什么没选择走一条亲民的低价路线呢？
林奕华：每件事情都有这样的一面跟那样的一面，它的高票价有一部分是一个代价，因为它找了这些价值比普通人来得大，来得高的一些人参与，这个东西是很实际的，因为它永远都有一个它的效应存在。不过，现在已经有出版社跟我联络说希望出这部戏的剧本，如果顺利的话9月份剧本出来，然后我们会送一张光碟，里面有我跟张艾嘉的创作对谈，今天买不起这个戏票的人，即便他们没有看到这部戏，但这本书二十几块，他们可以从这里认识到一部所谓的实验大剧院的戏是怎么做出来的。
《月度人物》：这些明星在这部话剧里又充当了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
林奕华：今天很多人在问为什么要用明星，为什么要用郑元畅，因为这些人他不是明星，他是一个时代的欲望图腾，欲望图腾就能吸引到很多人把欲望投射到他身上，他们能够反映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用明星是要符合我们这部戏，符合现在这个阶段我想达到的目标，想表达的东西。
明星是不是每一个都能吸引观众进来，这也不见得，我反对把明星归类成为都是同一种人，而且，不是只有我去选择明星，明星也会选择我，今天我要多少明星他们都不愿意来，也有明星要进来，但如果我觉得角色不适合他的话，我会说这不是时候，所以，这是互相的挑选，互相的观察，其实还是一种灵性的互动，不单纯只是一种商业的计算。
我觉得时代一直在往前走，我们不知道那叫进步，还是用往前走的方法退步，这都可以成立，但我们不能够永远抱着以前的那一套。中国，特别是文人、知识分子看事情看得不是很宽，到最后讲得还是安全。香港那些做学问的人其实很多不管你怎么做，到最后他还是说你只不过是商业化，你把剧场带到了商业化里面。对，有很多剧场都很商业化，而且像我们这样做也有它商业化的一面，但你也要去评估，不商业化又怎么样，商业化素质只有一个等号，就是助纣为虐吗！？不见得，任何事情都要付出某些代价。商业也是一个手段，这个手段有时候不是你现在就能够把这个结论给定下来的。
《月度人物》：可是说实话的话，您不会一点明星效应都没有考虑吧？
林奕华：嗯……对，我肯定有考虑，想想看，这个时代不也是人人是明星的时代？有谁不想做明星？大家都说你为什么要找明星，但是他很少会跟你平心静气的讨论一个事情：张艾嘉是一个怎么样的明星？他们把张艾嘉等同所有人，总之就是明星，所以张艾嘉等同于巩俐吗？张艾嘉等于林青霞吗？不会啊。张艾嘉跟林青霞不一样的就是她来这里是因为她跟我有一个7年的交往关系。这7年当中我们不知道聊过多少次天，我们不知道交换过多少张光碟，我们不知道一起看过多少个东西然后才找到这个合作的基础，才找了她写她第一个舞台剧剧本的契机。她其实是一个创作人跟另外一个创作人的化学作用，可是，很少有人会去谈化学作用是什么，他们马上就把你放到一个有明星等于商业，商业就等于只是噱头，噱头就等于你没有内容，没有内容就代表说你只是要赚钱，所以这样一条方程式在某些事实上有存在，但是他们不会拿这样的一条方程式去度量外国的模式，外国一样有很多明星去演话剧啊，外国一样有很多商业的行为，比如百老汇、伦敦的西区，大家在看到它们的时候，不会觉得这是明星、炒作，说不定他还去膜拜，那为什么会有双重标准呢？！因此，我们一方面要面对创作，但同时我们也要再面对一些社会的约定俗成。你可以说，戏剧作为一个广大的传播方式，我们才刚起步，所以才会引来那么不了解的眼光。
《月度人物》：现在做戏剧，您会关注些什么，您觉得自己的话剧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林奕华：我们做戏剧的人扮演多重角色，一种就是社会的医生，要去帮社会把脉，所以，看到哪里有点儿不对了，我们希望通过表演来让这个问题呈现，让观众再当他们的医生，自己把这个病拿回去再检查；第二个也是跟这个时代的潮流很有关系，在超级市场主导的这么一个时代，你跟时装设计师是一样的，要能够带动潮流，用表演艺术带动一个思潮。在七十年代、六十年代，我们有结构主义和各种各样的主义，大部分现代人马上消解很多东西，这不是一个学者明星的时代，而是模特明星的时代。我们要带动思潮就不能沿用七十年代那一套，我们就要用2.0时代的这一套，所以，我们要反思什么是2.0时代，什么是网络语言，什么是Facebook游戏，这些有关欲望的东西就是大家会把焦点投放到那边的东西，我们做戏剧不了解人类的欲望、现在、未来是什么，怎么做出大家愿意看的作品。
今天有些东西很有趣，第一，整个人类沟通的语境已经跟一百年前不一样了，我们用电脑大量的在网络上建构不同的身份，因为现代人越活越害怕。现在，人最害怕的就是人，很夸张，人的自我越来越膨胀，但他们的胆量越来越小。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戏剧命题。
戏剧还是用来记录一个时代的面貌，处理这个时代的焦虑跟所有的问题。如果你用我的标准来看现在的戏剧的话，其实很多所谓的实验话剧是不碰这条的，它可能拿西方的经典过来去实验一些什么，然后又用这个实验的过程来证明莎士比亚曾经讲过的话是对的，但你呢，你会是下一个莎士比亚吗！？有时候这种实验跟我们去买名牌是一样的，就是我必须要拥有这样一个话语权，但这个话语权不是从我来的，而是我把别人的话语权用得非常熟。做戏剧这样子的话，其实一直都在做博物馆作品，而不是说你已经有在思考这一分钟、整个世界，或起码你自己所处的那个社会、人群当中它遇上了怎么样的问题。
作为现代的中国人，我觉得自己做这出戏也是在从城市或整个中国文明的发展当中去找寻一些养分，而不是去找寻一些灵感，它是一个延续性的，而不是一部戏就这么着停下来，像这样的戏真的是要演上200场，或许从这出戏生出另外一出戏。我觉得我们目前可能还是在开发，从微观的角度来讲是在帮这部戏开发一些观众，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是帮中国的戏剧慢慢在往前开发。我们的文化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重视戏剧对人文素质提升的这种影响，还是带来一个旅游，对不同文化的交流也好，统统都还是在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