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诚勿扰》剧照：舒淇
比起现今太多没谱的喜剧电影，冯小刚和葛优这对黄金搭档对于平民喜剧电影的回归，带给了人们在岁末不约而同回归影院的机会，也让2009年的贺岁档回归了这一档期的应有之义——不再是《集结号》中洋溢的沉重悲情，而是一个关于中国男人的美梦：靠胡思乱想的发明发了横财，艳遇空姐，在梦境一样的北海道收获久远的爱情，股市也因为爱情的到来而牛气冲天……一切看上去如此美好，给经历了2008年雪灾、地震、金融危机等诸多劫波而身心疲累的人们一剂迷幻药，麻痹思想，取媚感官，在一派廉价的笑声中迎接新年到来。
“跌破发行价”的大龄不靠谱海归（秦奋），征婚的过程中邂逅美丽空姐笑笑（舒淇）。尽管笑笑爱着一个有妇之夫，但是在秦奋的执着追求下，两人的爱情终得圆满。显然，影片风格是前后迥异、自我分裂的。前半段很搞、很喜剧，穿插了各种笑料，风格类同《甲方乙方》的小品式拼贴，靠征婚过程中不断遭遇的奇奇怪怪状况来装填笑料。从“你怎么知道没有勇气面对”的同性恋，到“一年一次”的性冷淡；从飞机、拖拉机、汽车、牛车全上的少数民族姑娘，到给肚子里的孩子找后爹的“宝马不管修”……除了葛优愕然状和一成不变的调侃腔，似乎什么都没有剩下。后半段，电影又摇身变成北海道的公路片。三人团每到一地，固然照例抖出一段笑料——找上门参加大佬葬礼、找四姐妹吃花酒、找神父无休止忏悔——但整个段落支离破碎的，松松垮垮，与剧情并没有产生有机的关联。片头“分歧终端机”的出现和结尾股市一片飘红，生衔硬接的痕迹更其明显。
依然是冯氏喜剧的醒目标签：每一段单独掰开来都让人发笑，但组合在一起就显得逻辑松散不堪，无法进行整合性的读解。当然，没有人否认导演的“诚意”和“放下”的心态，但作为中国比较能讲故事的导演，这一次他的“本色”讲述，多少有些令人落寞和失望。
《非诚勿扰》是冯小刚接连放弃《温故1942》、《贵族》、《特务》三个剧本之后的临时之作，去年5月开始策划剧本，两个月拍摄和两个月后期，最后跌跌撞撞地进入了贺岁档，而且因为《赤壁》的临时上映而提前了档期。这样的进度，粗糙在所难免。让很多人费解的是：就是这样一部成色等而下之的平庸之作，国内票房却轻松突破了两亿。一方面不得不说完全归功于冯小刚这一品牌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则显现出中国电影的一种尴尬症候。
冯小刚曾自述道：“一个人的身份决定了他的思想方法，我给自己定位是个市民导演。”在这样一种身份定位下，冯小刚自觉疏远了宏大叙事的意旨，而是将目光始终锁定在平民阶层。通过种种滑稽、幽默、调侃、嬉闹、插科打诨的手法，他将当下中国普通百姓的生存际遇和世俗梦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喜剧化表述。有意味的是：冯小刚电影中小人物成就梦想的经历暗合了他自身的“奋斗史”。戏里戏外，戏梦人生，冯小刚的人生经历如此，其早期电影中所塑造的“中国梦”亦是如此：无论是《不见不散》中的刘元，还是《甲方乙方》的姚远、《没完没了》的韩东，一成不变的是都市中凡俗人物的追求和奋斗，尽管他们的梦想常常荒谬无稽，但渗透其中的改变自身命运的渴望和自我抚慰、自我满足的精神力量却足以揪动人心。
很难说清，究竟是冯小刚成就了贺岁片，还是贺岁片成就了冯小刚。但冯小刚拍摄电影的目的显然不仅仅局限于“贺岁”——从《一声叹息》到《手机》、《天下无贼》，从《夜宴》到《集结号》——都可以看作是他对于创作路数的一种拓展性尝试。《一声叹息》展示了都市人在家庭伦理和情感肉欲之间的尴尬抉择；《手机》融入了对科技文明带来的悖论式后果的反思；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天下无贼》，也夹杂着人心向善的劝诫以及对淳朴人性的向往。如果说上述几部影片虽然已经脱离纯粹的喜剧形态，但依然不同程度延续了“冯氏贺岁片”惯有的戏谑基调和幽默风格的话，《夜宴》和《集结号》则利落地将喜剧元素淘洗一空，完完全全再造了一个令人惊奇和陌生的冯小刚。前者直接摹写的是《哈姆雷特》，直面人在欲望和生存困境中的沉沦，包蕴着莎士比亚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精神。后者，以谷子地历经周折为战场上死难兄弟正名为线索，拨去历史尘灰，完成了对逝者荣誉、尊严的追认，也委婉地渗入了对战争中生命伦理的反思。至此，“升级版”的冯小刚放弃了耍贫式的调侃，其大众化叙述策略已然缝合到不无深刻的人文思考当中，难能可贵地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种兼容娱乐品性与人文格调的成功范式。
然而，当《非诚勿扰》突兀地出现在我们眼前时，一定有人惊诧了。回归？返朴？还是向青春致敬？答案其实出奇地简单。华谊兄弟“诚恳”地要求冯小刚拍一部当代题材，以弥补先前因《夜宴》、《集结号》无法植入广告获得盈利的遗憾，作为公司股东之一的冯小刚只能够妥协。况且，走过风雨交加的2008年，走进影院的观众太需要放松紧绷了一整年的身体和思想，笑一笑，博自己一个时辰的开心了。
细心的观众从《非诚勿扰》中读到的，也许不仅仅是空洞的欢乐。影片中，秦奋送给乌桑一笔钱，说：“钱对我不算事，就是缺朋友，几个要好的已经各奔东西，我现在真想你们，我真的很孤独。”接下去的段落中，乌桑一个人开车行进在路上，口中吟唱着歌颂友情的日本歌曲，直至泣不成声。从整体戏剧解构来理解，这段冗长且完全游离于剧情架构之外的情节，似可以窥见冯小刚某种尴尬而微妙的心境？人生多无奈，但须得坦然面对，不同的生活阶段无不如此，走一步算一步，谁又可以预计未来的际遇和去路？教堂忏悔那一段，在冷幽默的荒诞不经下，隐藏着的是一颗饱受时间和世故摧残的心。尽管努力和世界和解，躲避崇高、追求世俗，但背后却寄寓了无法被放逐的理想和深刻的悲情——这是冯小刚、王朔这一代人的“宿命”。上述两段情节尽管是对叙事节奏的一种破坏，但在我看来，恰恰是冯小刚的另一种“清醒”——它们是创作者内心感受的投射，既可以看作对商业法则的背叛，也是一览无余展露取媚市场的“诚意”过后的反思。
成于商业，也困于商业，这是存在于冯小刚身上的两难悖论。媒体报道：快60岁的冯导演，这次为了《非诚勿扰》可以说是不余遗力，在全国各个城市奔波宣传，马不停蹄。其中有一个细节：一次，成都一个影城开业，因为堵车，冯小刚导演困在了路上，为了赶上观众见面会，冯小刚下了车，小跑着奔向了影院，大汗淋漓。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采访中，冯小刚不无得意地提到：他不担心《非诚勿扰》的票房，因为他有观众给他撑腰就够了。我想，他是做到了。问题是，这真的足够吗？
梁振华，1977年生，湖南邵阳人，集新锐学者、随笔作家、影视编剧、中央台策划人于一身，现任教于北师大文学院，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影视艺术研究。曾出版个人随笔集《时尚的谎言与魅惑》、《枫林冷雨》，为电影《幸福村庄》、电视剧《密战》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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