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产主义阵线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生了历史性变迁，这是由中苏两大政dang之间关系的变迁引起。胡乔木是这一变迁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晚年胡乔木曾说，这是他经历过的最难忘的事件之一。
苏共二十大于1956年2月14日至26日召开。会上，赫鲁晓夫作了足以震动全球、实际上也确实震动了全球的秘密报告。
中央对此极为重视，11月下旬开始，毛泽东几乎每天晚上都要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分析形势。会议每天华灯初上时开始，一直开到旭日东升。
会上，毛泽东用深沉的语调说了一大段话：“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在莫斯科，是1949年他七十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发表在苏联真理报，是悼词。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向别人祝寿。”
毛泽东接着说：“第一篇我抛弃个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为缓和苏德关系而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受到西方国家舆论的攻击，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有生气。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dang发动内战，斯大林要我们不要自卫反击，否则中华民族会毁灭。新中国成立之后，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1949年我去莫斯科祝贺斯大林七十大寿，不歌颂他难道骂他吗？我致了祝词，但斯大林仍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我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文。”
毛泽东还说：“斯大林的一生当然有丰功伟绩，这是主要的一面，但还有次要的一面，他有缺点和错误。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不宜大讲他的错误，因为这不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苏联人民和苏联dang的问题，所以还是那样理智地写了。现在情况不同了，赫鲁晓夫已经揭了盖子，我们在4月间的文章，就不单不歌功颂德，而是既肯定了斯大林主要的正确的方面，又批评了他次要的错误的方面，但并没有展开讲。现在要写第二篇文章，就是进一步把问题讲透，既肯定他的功绩，也分析他的错误，但又不是和盘托出，而是留有余地。” (摘自：《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二十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