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三杰”之开国将帅陈赓 将军何处不战场
1946年陈赓在山西临汾军调执行小组时与美方人员舒曼合影
陈赓大将是开国将帅中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名将。他在黄埔军校时是“黄埔三杰”之一，国民dang黄埔系将领也对他敬重三分；他救过蒋介石一命，蒋介石却想要他的命。他在上海中央特种情报科深入虎穴，南昌起义、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法援越、抗美援朝常出奇兵制敌，创办哈军工、协力创建“两弹”为国防现代化殚精竭虑，功勋累累而不自居；他对事业的忠贞、出众的才能、透明的人格、豪爽的个性，深受上下称道。毕生虽仅58年，丰富的人生一部厚厚的《陈赓传》也只能叙其概要。
“中国最好的一个旅”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陈赓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抗日战争中，三八六旅在陈赓率领下，成长为一支屡屡重创日军的八路军主力。
三八六旅10月7日渡过黄河进入山西。陈赓接命令赶到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告诉他，娘子关告急，你率三八六旅依托太行山，配合正面防御的国民dang军队，侧击自娘子关西进之敌。三八六旅在半个月内进行了大小战斗26次。
陈赓初战日军，是10月21日夜袭长生口、蔡家岭之敌，日军大震，暂停正面进攻，整顿后方及运输线，解除了娘子关重要阵地旧关的国民dang部队之危。
陈赓根据情报判断，敌人正面进展不顺，因而企图从测鱼镇经七亘村等地，迂回进攻国民dang军队阵地的侧后。陈赓在察看地形后，料定敌人必经七亘村，10月26日和28日指挥七七二团两次在此伏击敌人，打乱了日军作战部署，使娘子关附近被包围的数千国民dang军脱险。七七二团缴获大批战利品，大部分人换成了日本装备，扛起三八式步枪，还缴获了向国民dang当局要不到的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国民dang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对七亘村连续伏击叹为奇迹，认为这是“兵家所忌”的一次大胆巧妙用兵。他多次对人说：“还是八路军的机动灵活战术好。”
但敌人更难展开。陈赓把手杖往两张桌子上一架，问：“在独木桥上打架，对谁有利呢？”
“谁先下手谁占便宜。”
“对呀！只要我们做到突然、勇猛，这不利的条件，就只对敌人不利而对我们有利了。”陈赓又叫七七二团抽一个连，绕到潞城背后去打敌人。
3月15日夜晚，部队进入伏击阵地。陈赓到各团督促大家搞好伪装，直至凌晨，黎城方面“钓鱼”袭击的枪炮声隐隐传来，才拄着手仗，拖着负过重伤的双腿一瘸一拐离开阵地。
驻潞城日军第十六师团下元兵团粕谷部队的精锐和第一○八师团屉尾部队派出步兵、骑兵1500余人及骡马1000余匹和部分车辆，前往增援黎城连带运送给养。正是陈赓派出去的那个连，在潞城背后“噼噼啪啪”一打，敌人害怕八路军乘虚攻城，只出来了一半。
日军队伍两头是步兵、骑兵，中间是大车队，拉得几里长。先头部队到达神头村后，突然停下来，出来30多个骑马的搜索队，沿着一条小路朝八路军阵地走来。眼看马蹄就要踩到头上了，大家心都快跳到嗓子眼。正如陈赓所料，敌人只注意了沟对面的申家山。日军觉得自己这样大的兵力，八路军根本不敢惹，见申家山没有动静，便大摇大摆爬上神头岭。斗智军调组
1946年3月21日，陈赓到达太原接任军事调处执行部太原执行小组中gong代表。3月初，阎锡山派出阎、日军3万余人，在白晋铁路沿线向解放区大举进犯，还让日军旅团长指挥作战。八路军缴获了日、阎的联合作战命令，揭露他们勾结日军挑动内战，阎锡山却矢口否认，还叫御用报刊造谣“增援之共军中，有武装之日人300余参加作战”等。
为了查明真相，经陈赓提议，3月23日，太原执行小组乘火车来到白晋铁路北段祁县境内的来远镇。阎军惧怕执行小组实地勘察，连夜埋了地雷，企图恐吓阻止。执行小组才走出镇子100米，就踏响了一颗地雷，炸伤3人，陈赓纵队的作战科长王兰亭伤势过重在医院逝世，陈赓也险遭不测，引起一些人的恐慌。陈赓不怕恫吓，拿着军调部的旗帜，冒着弹火纷飞，到火线去制止阎、日军向八路军阵地的进攻。陈赓在阎军炮兵阵地上抓住一个日本兵，举起相机就对准他“咔嚓、咔嚓”按了几下快门，然后把这个吓得失魂落魄的鬼子兵带回来远镇，作为阎军留用日军进攻八路军的证据。后来提起这件事，他哈哈大笑：“其实我的相机里没装胶卷。”
经过陈赓的坚决斗争，终于制止了阎、日军的进攻。执行小组回到太原后，4月1日太原各报发表的《太原小组答中央社记者》新闻稿里，被迫承认阎锡山利用日军攻打八路军的事实，说“中gong代表要求缴本区日本人之武装……本区日俘在4日内将可完全集中于太谷县”。
“他是黄埔老大哥”
陈赓的智谋为国民dang军队黄埔系将领所熟知。解放战争中，他们与陈赓交手时，常告诫部下要小心，但仍难免成为陈赓手下败将。
1946年6月底，国民dang军队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太岳解放区处于华北前哨，是国民dang军队全面进攻的战略方向之一。7月，国民dang军队以胡宗南的6个旅与阎锡山部，共7万余人大举进攻，企图一个月内打通同蒲铁路，聚歼解放军主力。
陈赓率改编后的第四纵队担负了战略性的重要任务，既要阻止胡宗南打通同蒲铁路，又要保卫太岳、太行根据地，还要保卫陕甘宁边区东侧的安全，中gong中央决定，第四纵队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蒋介石的爱将胡宗南，是陈赓黄埔军校一期的老同学。那时陈赓是“青年军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胡宗南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头头，在政治上势不两立。两人在战场上也多次交过手，1932年在大别山，1934年在陕甘宁边区的山城堡，胡宗南部队都受到不小打击。如今胡宗南不仅部队众多，而且全部美械装备。
7月10日，胡宗南先头部队两个旅深入解放区70多公里，态度骄横，部队分散，被陈赓得知，以两次夜战、近战就吃掉一个旅。胡宗南吃了亏立即改变战术，急令各旅收缩，白天并肩前进，夜晚猬集宿营，构筑工事，加强警戒……陈赓一时扯不散这股敌军，就留下一个旅与胡部周旋，率第四纵队主力隐蔽绕道北上300里，歼击同蒲铁路线上的阎锡山部队。
胡宗南飞到运城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增调他所谓的“天下第一旅”等精锐部队，沿同蒲线北上，要求阎锡山的第三十四军南下，以15个师（旅）约十万之众南北夹击陈赓部队。
第一旅是蒋介石的王牌部队，旅长黄正诚是中将，整编前为第一师，第一任师长就是胡宗南。陈赓从敌电台和报话机密语中判断出第一旅行踪，该旅从临汾跟上来准备在临浮公路中段驻防，策应占领浮山的敌2个旅。这是难得的歼敌良机。22日，陈赓指挥3个旅沿公路中段一字摆开，趁敌军还未宿营构筑防御工事就打。当夜就向第一旅第二团发起攻击。第二天拂晓，又与黄正诚率领的第一团接上火，黄昏时趁他们刚进村架锅做饭就冲了进去。23日午夜刚过，就全歼敌第二团；24日天亮前，第一团也被消灭，俘虏黄正诚。
黄正诚不服气，“你们违反战术法则，我们的炮火还没展开，你们就偷偷摸进来；你们的大炮在10米内使用，也违反射击教程；你们采取夜袭，这种打法不正规……”殊不知，近战夜战、火炮抵近射击、不等敌人火力展开就猛打猛冲，正是陈赓战胜优势装备敌军的法宝。黄正诚起先见了穿粗布军装的解放军还要摆摆架子，可是一听到司令员是陈赓时，立刻恭敬地说：“他是我们黄埔军校有名的老大哥，我很尊重他。”陈赓开导了他一番，指出他们是不义之师必败。他开始若有所思：“老大哥言之有理，启我茅塞，请容我三思。”1948年3月，陈赓部队和陈士渠、唐亮兵团攻克坚固设防的洛阳，全歼蒋经国一手培养控制的“御林军”青年军第二○六师，俘虏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蒋介石的宠将、师长邱行湘。邱行湘自称出身贫农，陈赓狠狠教训他做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
黄维也是黄埔一期同学。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在双堆集攻坚战中被歼灭18个团，其中被陈赓指挥的两个纵队歼灭了13个团。黄维兵团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是黄埔军校第三期，陈赓叫人带去亲笔信还想劝说他，他仍犹豫不决，这时总攻开始了，他在逃跑中被击毙。
全国解放后，许多黄埔出身的原国民dang起义将领、被俘获释的黄埔系军官、流落社会的原黄埔军人，经常前来找陈赓叙旧，或者带着一些个人难以解决的问题向他求助；dang和政府有关部门，也常请他出面接待这些朋友。虽然陈赓工作繁忙，以后又重病在身，但他总是热情接待，从不推辞。
牵“牛”伏牛山
1947年夏，解放军一年来已歼敌百万，蒋介石被迫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毛泽东说“好得很那，蒋介石这两个拳头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将战争引向国民dang区域”的战略决策下，决定组成陈谢集团，与陈粟大军，刘邓大军互相配合，在中原大地上向敌人展开大规模进攻。
陈谢集团由第四纵队、新组建的第九纵队和起义的第三十八军组成，共8个旅加2个师8万余人，陈赓为前委书记、谢富治为副书记。陈谢集团1947年8月23日突破黄河，到12月，南进千里，先后在陇海西线、洛阳外围、伏牛东麓、豫南鄂北、平汉南段五战五捷，5个月间，总计歼灭国民dang正规军及地方部队和土顽5.6万余人，解放县城36座、人口近千万，创建豫陕鄂根据地，解放区东西宽600余里、南北长千余里，与苏鲁豫皖和鄂豫皖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蒋介石急令从陕北战场和围攻大别山刘邓大军的部队中抽调军队，数次企图夹击陈赓部队均未成。陈赓部队南下时，国民dang李铁军第五兵团尾追南下，想与陈赓决战。李铁军与陈赓也是黄埔军校一期同窗，所以在指挥追击时，在自己司令部提到陈赓时还一直尊称“陈大哥”。他为人狡黠、用兵谨慎，7个旅猬集一团，一动全动，一停全停，不给陈赓留什么空子。当时陈赓能调动的作战兵力不过5个旅，但不歼灭这股敌人又休想在豫西立足。
11月8日，陈赓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对打不打李铁军兵团，会上争论激烈。最后，陈赓提出“牵牛进山”，扯散它、消耗它，主力隐蔽，时机成熟再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伪装主力引诱李铁军兵团进伏牛山的任务就交给第四纵队十三旅和第九纵队二十五旅。
“牵牛”部队沿途故意大造声势，多路行进，大路小路都是喧嚷的部队，夸大部队番号，进村用粉笔多号房子，多造行军灶，弄得满村烟雾弥漫……老乡们第二天就传开来了很多老八路。可是老谋深算的李铁军并未轻信，而是继续侦察陈赓的主力究竟在哪儿。十三旅旅长陈康急了，发急报向陈赓请示，陈赓回电“继续南进，攻打镇平”。11月16日，陈康率部包围镇平，把全旅仅有的几门山炮和所有的各种火炮集中起来，一齐急袭，激烈的枪声密得像爆竹，镇平刹时陷入硝烟与火焰交织的火海中，城里敌人声嘶力竭向李铁军求援：“共军主力正在攻城，几百门大炮轰击猛烈……”李铁军再也沉不住气了，率主力整编第三师急忙赶来。肥“牛”终于“牵”上了。第十三旅又攻打内乡县给“牛”看，在鱼关口再设伏狠揍他一顿，李铁军反而深信不疑追上了陈赓主力，山路崎岖，他竟然丢掉辎重，扔下大炮，带着轻装部队拼着老命向深山追去。
陈赓主力部队却在伏牛山东麓的平原地区展开了攻势。指挥33个旅围攻大别山的白崇禧这才恍然大悟，陈赓主力不在伏牛山里，不得不抽兵回援。筋疲力尽的李铁军也调头回驰平汉路，部队受冻挨饿，士气低落，军心涣散。陈赓要把拖瘦的“牛”赶到预定“屠场”。李铁军赶到铁路附近，接触到陈赓第十一旅的一个连队就以为咬住了大部队，陈赓将计就计，令十一旅节节抗退，“牵”着他北上。李铁军求功心切，竟催促整编第三师孤军深入，12月26日被陈赓部队和华东野战军合围全歼。李铁军只身逃跑之前，对天长叹：“我半世英名，被陈大哥毁于一旦了。”为“两弹”事业开道
从1952年6月，中gong中央从抗美援朝战场上调陈赓回国，创办我国第一所高等军事工程技术院校——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起，陈赓就为国防科技现代化发展殚精竭虑。
1954年10月，陈赓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仍兼哈军工院长。9月10日，他随彭德怀和刘伯承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参观有原子弹爆炸的实兵对抗演习。演习总结会上，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送给彭德怀一把飞行员投放原子弹的金钥匙，大家争相传看，陈赓看了一眼说：“光给把钥匙，不给原子弹有啥用！”彭德怀立即说：“你是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你可以组织研制嘛！咱们还是自己干吧！”
陈赓参观回国后，就考虑哈军工要着手培养研制导弹、原子弹的人才。他深知国内这方面人才奇缺，曾向周恩来等领导人建议，要争取留美的中国科学家和学生，如钱学森等回国效力。
1955年10月，钱学森回到祖国。陈赓知道后，立即向彭德怀建议，哈军工有懂航空、火箭的专家，也有教学仪器和设备，最好请钱学森去参观一下，再听听他对中国研制火箭的意见。此议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支持。哈军工当时是军事保密单位，地方上也只有省委委员以上才能参观。钱学森到哈尔滨参观东北工业的第二天，陈赓大清早就乘专机赶到哈军工，亲自全程接待钱学森，并在欢迎辞中说：“对于钱先生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密要保的。”这使钱学森很感动。
陈赓看到钱学森对小火箭试验台很感兴趣，就试探地问：“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来？”
钱学森很有信心地说：“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
陈赓兴奋地握住钱学森的手说：“钱先生，您说得真好！我就要您这句话。”
后来钱学森回忆说：“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
自此，陈赓开始为研制导弹积极奔走。他立即飞回北京，向彭德怀汇报了钱学森的信心和看法，说得很激动。陈赓又多次和钱学森讨论导弹问题，不久陪同钱学森到北京医院与彭德怀讨论研制导弹需要的人力、物力、设备条件和时间。
1956年2月初，一个周末的下午，叶剑英会见并宴请钱学森夫妇，陈赓也应邀共进晚餐。席间谈话的主题还是导弹，三人越谈兴趣越浓，心情越加迫切。饭菜摆好，陈赓突然说：“今天是星期六，周总理晚上一定在三座门跳舞，吃了饭我们就去找他，请总理亲自抓。”
饭后，三人驱车来到三座门，周总理果然在。一曲刚终，叶剑英就急步走向周总理，汇报刚才谈到的想法。周总理认真听着，频频点头，脸上露出微笑道：“好啊！”说完，走过去握住钱学森的手说：“学森同志，刚才叶帅向我谈了你们的想法，我完全赞同。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包括如何组建机构，调配人力，需要些什么条件等等，以便提交中央和军委讨论。”钱学森尽力抑制内心的起伏，只说了两个字“好的”。这就是钱学森《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的由来。
意见书受到中gong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1956年3月14日，周总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直属国防部，尔后任命聂荣臻为主任，钱学森等为委员；不久，中央军委又决定，由航委负责，组建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和导弹研究院（国防部五院，钱学森为院长）。
国防部五院成立后，中国导弹事业正式起步。当时需要解决的最大难题，一是技术力量不足，二是争取苏联技术援助以少走弯路。陈赓为调配五院的技术力量问题，如同几年前创办哈军工那样，倾注了大量心血。中国政府请苏联政府对中国研制现代武器提供技术援助一事，经过整整一年半的商谈，也终于有了松动。
1957年9至10月，聂荣臻副总理率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赴苏谈判，签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时，向中央建议，由陈赓和主管原子能方面的宋任穷为副团长，钱学森等为科学顾问。有关原子能、导弹、作战飞机等技术的《协定》签订后，陈赓非常高兴，拉上刘杰一起去看望中国留学生。他们对留学生们说：“好好学习，把在苏联学到的东西变成自己的财富，将来报效祖国，把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搞上去……”台下的留学生们欢呼起来。1958年5月至7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加强军队建设问题，毛泽东提出了研制、试验核武器的任务。10月，航空工业委员会改组为国防科委，聂荣臻兼主任，陈赓为副主任。
这年秋，陈赓邀请核物理专家钱三强到三座门军委会议室。陈赓说，导弹的事落实了，现在究竟能不能研制原子弹？时间能不能再提早一点？钱三强说：“我们的科技力量还是有的，关键是核反应堆的问题还卡着脖子。”陈赓问：“咱们不是有了反应堆吗？”钱三强答：“那个研究型的反应堆不能搞，要搞浓缩铀的。”陈赓在了解情况后，向中央有关领导人反映，采取措施抓紧浓缩铀工厂的建设和扩散厂技术骨干的培养。
陈赓办事向来快刀斩乱麻，走一步看两步，他已经在为“两弹”研制做各方面的准备了。1958年2月，中央批准在内蒙古和甘肃境内建设综合导弹试验靶场，陈赓病中点将，建议让二十兵团副司令员孙继先到基地当司令员。1958年8月初，陈赓把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叫到家里，说：“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这是我推荐的。好好搞，靶场建设好了交给别人，可以吗？”张蕴钰回答：“我服从命令。”张蕴钰成为第一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1959年，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李觉回北京疗养，陈赓去看望他，笑着对他说：“好好休养，过几天部队准备欢送你。”李觉一怔：“是不是要我改行？”陈赓笑而不答。李觉身体复原后，总干部部正式通知他转业，核工业部长宋任穷对他说：“调你来是dang中央决定的，准备让你搞原子弹。”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两弹一星”取得了辉煌成果。
“只有陈赓敢”
陈赓在政治运动中，总是想方设法保护知识分子。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了“彭、黄”路线，哈军工接到上面文件，让学院停课搞“反右倾”运动。
因病在家休养的陈赓从北京打电话给学院dang委负责人刘居英，严肃而亲切地说：“庐山会议批判彭、黄路线是dang内的事，可是咱们这个学校非烧到教授们不可。知识分子遇事爱发表意见。这次你就带老教师们出去走上一个月，参观学习各地方的‘大跃进’成就和先进经验，他们有什么意见就出去和你边走边谈吧。出了问题由我负责。”
刘居英立刻组织了高教六级以上近百名老教授组成参观团，亲自带队去吉林长春第一汽车厂、机床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等参观、座谈。不知不觉过了三个星期，刘居英给学院打电话，得知运动高潮已过去，教授参观团才高兴地返回学院。
开始有的教授还迷惑不解，甚至有人埋怨参观活动时间太长，后来才知道陈赓的真实用意。教授们外出参观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也就没有一个被打成“右倾”分子。刘居英坦言：“这是陈赓院长让我这样干的。只有他敢这样，我们不行，别人不敢。”
谈起这事，刘居英回忆说：“陈赓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有一次，毛主席召见他。陈赓接到通知立即驱车直奔中南海。警卫不认识他，挡着就是不让进，陈赓好话说尽也无效，一挥手让司机打道回府。毛主席左等右等不见陈赓来，就让人打电话问。陈赓说，我已经去了，中南海的警卫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去，我只好又回来了。毛主席知道后发了火，让秘书立即去办，以后陈赓到中南海，谁也不准拦。”
还有一件事，也足见陈赓的个性。一个炎热的夏天，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作报告，忽见台下最前排的陈赓抓耳挠腮，东张西望，然后整衣起立直奔主席台。毛泽东一愣，奇怪地问：“陈赓同志，有何急事？”陈赓不语，伸手拿过台上毛泽东的搪瓷杯，“咕咚咕咚”就喝下去。然后擦嘴、立正、敬礼，报告说：“天太热，借主席一口水喝。现在没事了。”全场顿时哄堂大笑，毛泽东也宽容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