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视察东北林区穿戴过的雨衣、鸭舌帽
在刘少奇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一套普通的雨具。雨衣为灰色，长122厘米，肩宽57.7厘米，重750克，后开衩、小披领、敞口袖，扣为内扣，有里外双层；帽子为蓝灰色，晴雨布料，内印“国营上海第六制造厂制造”。该雨具是刘少奇视察东北林区时穿戴过的，经鉴定属国家二级文物，原来由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保存。1985年和1987年，王光美将它们捐赠给了刘少奇纪念馆。
我国的东北部，有一大片林海，包括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等天然原始森林。长期以来，由于采伐和培育比例失调，育林跟采伐脱节，森林资源有很大的浪费。
森林资源问题是刘少奇非常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他多次找林业部门的领导和有关专家谈话，了解情况，并叮嘱秘书：“收到林业方面的材料要立即送给我，不要压下。”当了解到林业存在的问题严重时，刘少奇决定到林区作一次实地考察。
出发前，刘少奇找林业部门的负责人谈话，提醒大家说：“林区工作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同其它部门一样也很重要。但是，往常很少有中央领导同志去那里深入了解情况。我国的森林资源相对较少，我们这一代不要把森林搞光了，搞光了我们死后都是要受审判的。”
为解决我国森林资源开发建设中的问题和制定林业工作的长远规划，1961年7月16日至8月10日，刘少奇率领一支考察队伍，对我国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进行了为期26天的视察调研。
林区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夏季的兴安岭，虽然凉爽，但天气反复无常，经常有雷雨的突然袭击。在浓密的树林中，阴暗潮湿，山路泥泞。蚊子也十分厉害，能穿透很厚的衣服吸吮人血。63岁的刘少奇全然不管这些，每天与大家一样，穿着雨衣、雨靴，戴着雨帽，在泥泞无路的林区里穿行。他手里拿着一根树枝，既当拐杖，又用来驱赶嗡嗡缠人的蚊虫。进入林区后，刘少奇白天深入林场，看采伐、集材、归楞等生产操作，观察林场的更新情况，访问工人生活区；晚间，在火车上召开工人、干部座谈会，听取汇报，并找人谈话。一天，刘少奇视察完吉林省伊春市寒月林场，坐火车回到伊春市，晚上又召集当地有关代表座谈，详细了解林业职工的生活情况。他突然问这里是否买得到酒。林区群众由于所处环境关系，有喝酒的习惯。可当时国家困难，缺粮少酒，林区交通又不方便，酒的供应极少。刘少奇了解这个情况后说：“林区工人的工作、生活条件都很艰苦，常年处于阴寒潮湿的环境中，必须要保证让工人有足够的酒喝。”他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保证供应，作为急需生活物资优先运到林区。刘少奇还提出，让林业工人就地安家，解决他们生活的困难。会后不久，林业部门的领导便派人到林区，给每个工人发了一双胶鞋、15尺布、一套秋衣裤，还送去了一些烧酒。以后工人的住房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
刘少奇不仅关心和积极解决群众眼前的问题和困难，更顾及到他们的长远利益。他常讲起，历史上长安、北京等地区都是林区，建了都城后，树就被砍了……原始森林能保存下来，就因为没人烟，来了人就剃光头，这样不行。
7月22日，刘少奇视察了小兴安岭带岭林业实验局胜利林场，以及丰林林业局和丰林林区。在丰林，刘少奇观看了采伐作业现场和原始红森林，作了许多指示。
在视察中，刘少奇发现森林资源浪费很大，采、育比例失调。刘少奇沉思良久，抬头望着那参天的松树，语重心长地对陪同的林区领导同志说：“百年之后，还能不能有这样的红松林啊！我们这一代人都把它们采光了，下一代怎么办？要后继有人，也要后继有林啊！我们要给后代留下一片青山。”接着他又说：“树木采伐后，森林更新必须跟上，人工育林与天然更新相结合，但要以人工育林为主。”
在住地，刘少奇应邀挥笔题词：“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
在林区视察期间，有一次他在观看红旗油锯手孟昭贵伐木，看到大树一倒下，就要损伤许多小树木时，心疼地说：“要想办法尽可能使小树少受损失才好。在采伐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小树和幼苗，更要注意造林育林。要做到伐区不断更新不欠账，生长量要跟上采伐量，才能做到青山长绿，后继有林。”
他还详细地查看了伐木后留下的树桩，指着一个树桩说：“伐木时向根部多伐一公分，就可以生产许多木材。”同时他询问了伐木的技术问题。当听到有人说站着伐最省力、速度快，但浪费很大时，刘少奇说：“过去日本占领时期，对林区进行掠夺性采伐，只伐不育，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的林业。我们国家的林业并不发达，从现在起必须狠抓这个问题。否则，过不了多少年，森林资源就要枯竭，这是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啊！在采伐的同时要造林、育林，这是统一的又是矛盾的，我们力求处理好这个问题。现在伐木的许多工序还是手工作业，工人很辛苦，生产效率也低，以后要向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发展。”
通过视察，刘少奇了解到这个主要林产区的森林资源状况。并对我国林业的采伐与更新、木材的综合利用、工人生活区的建设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见。这些意见，后来都由中央有关部门形成了政策性文件。
据王光美回忆，在历时近1个月的视察中，刘少奇克服种种困难，踏遍大小兴安岭和牡丹江的几个林区。刘少奇当时已60多岁，却精神饱满，有时一天要跋涉几十里山路，忍受长时间的的蚊叮虫咬。在他换下的被汗水、雨露湿透的衣衫上，常常带有斑斑血点。这是人民交给他的工作，为了工作流汗出血，他愿意。
今天，重睹刘少奇穿戴过的雨衣雨帽，回忆起他亲切的叮咛与嘱托……那一幕幕，山林不会忘记，兴安岭的人民更不会忘记。回乡调查时乘坐的吉普车
这是一辆很普通的吉普车：型号为苏式嘎斯69，军绿色，长367厘米，宽175厘米，通高187厘米。该车原为中gong湖南省委接待处用车，“文革”中由一造反派组织使用。车子损坏后，丢弃在中gong湖南省委dang校。1988年，中gong湖南省委dang校将该车捐赠给了刘少奇纪念馆。就是这辆普通的吉普车，曾经伴随着国家主席刘少奇有过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共产风“五风”错误，带来的不是一厢情愿的大发展，而是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产一降再降。加上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为了走出困境，1961年3月，中gong中央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议题之一即是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以研究解决当时农村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人民公社的规模、体制、供给制、公共食堂等。会上，刘少奇针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农村政策上出现的失误，指出：“我们确实犯了不少错误，相当多的人吃了苦头，现在要引起注意，取得经验。”他强调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全dang要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并且身体力行。会后，他立即坐上了从广州到长沙的列车，4月1日回到湖南进行农村蹲点调查。这是中外历史上国家元首从未有过的长达44天的农村调查。
中gong湖南省委对刘少奇的来湘调查非常重视，对他的衣、食、住、行和安全保卫作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刘少奇知道后严肃地说：“这次是来蹲点调查，不住招待所，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稻草，既不扰民，又可深入群众。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4月2日下午，刘少奇向省委要了一辆苏式嘎斯69吉普车和一名工作助手，匆匆离开长沙，前往故乡宁乡县等地调查。从4月2日到5月16日，刘少奇走访了宁乡、长沙、湘潭各地10多个生产大队（村）。这辆吉普车陪伴63岁的刘少奇的累计行程达4000多公里。每当吉普车颠簸在湖南乡村的沙石公路上，刘少奇总是细心地观察，感慨万千。看山丘，山丘上光秃秃的，杂草丛生；看村庄，农民的住房拆得七零八落，一派荒凉。刘少奇的心情非常沉重。如何才能度过难关，刘少奇在车上不断地思索着。
刘少奇每到一地，总是认真地调查。刘少奇调查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开调查会、家庭访问、约人交谈、田头聊天、看望病人、实地观察、听取汇报等；刘少奇调查的对象很广，包括县、公社、大队、小队各级干部，普通dang员、社员、社办工业工人，少时的朋友、熟人和亲属，还有受过处分的dang员干部等；刘少奇调查内容很多，涉及到农民最为关心的各项问题，如食堂问题、粮食收购和分配问题、供给制问题、房子问题、退赔问题、山林问题、农业手工业问题、农村商业问题、干部队伍状况问题、商品价格问题、民主和法制问题等。
刘少奇对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可以说到了体察入微的地步。家访时，他要看看社员的坛子、罐子里有没有油盐，揭开锅盖看看吃的是什么饭。他甚至亲口尝过农民充饥的野菜、糠粑粑，亲身感受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正因为这样，刘少奇掌握了大量的农村、农民生产、生活的第一手材料，对我国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有了深刻的了解。不仅纠正了当时湖南的“五风”错误，解散了公共食堂，而且为我dang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农村政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刘少奇100周年诞辰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对刘少奇这段历史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在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刘少奇同志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倾听群众呼声，坚决支持和指导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为我国经济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历史无言，记录着共和国主席劳苦功高的一生；吉普车无言，记录着刘少奇来湘调查的点点滴滴。今天，当人们来到刘少奇纪念馆，了解到这辆吉普车背后这段感人的历史后，无不从心底里升起由衷的敬意。此吉普车经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现正准备申报为国家一级文物。访苏时携带的牛皮箱
在刘少奇纪念馆第四展厅里，陈列着一只棕黄色牛皮箱。箱重5000克，长65厘米，宽39厘米，高26厘米。这只由上海荣顺制造的折叠手提式皮箱，是刘少奇去苏联出席苏共十九大及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胜利35周年庆典时用过的。为国家二级文物。
刘少奇作为我国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曾有过6次对自己的革命生涯、对国家建设和世界革命具有重大意义的莫斯科之行。这只皮箱是刘少奇1952年10月第四次赴苏的历史见证。刘少奇的这次访苏是中国共产dang执政以后，第一次公开派出dang政代表团参加苏共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刘少奇第二次专程赴苏同斯大林会谈。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1952年10月，苏共要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中国共产dang参加。中gong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并借机就国内建设征询苏联的意见。9月30日，刘少奇携带装有一般物品的棕黄色牛皮箱，率中gong代表团从北京出发，10月2日抵达莫斯科。10月5日，苏共十九大开幕后，刘少奇作为中gong代表团团长，被安排在主席台来宾席的第一排，相当引人注目。10月8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致词并宣读中gong中央的祝词。
斯大林同刘少奇已经熟识。大会闭幕后，他从克里姆林宫打电话向刘少奇表示问候，并致歉说，最近他忙得不可开交，一时抽不出时间会见中gong代表团，希望稍等几天。
来苏之前，毛泽东要刘少奇就中国共产dang准备实行的几项大政策，包括社会主义改造、全民选举、制定宪法、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dang代表大会，当面同斯大林交换意见。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2年10月20日，刘少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就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社会主义改造、制定宪法、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dang代表大会以及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过渡等主要问题的政策、思想作了详细的说明，其中有关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实际上是中国共产dang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最早文字说明。斯大林收到信后，十分重视，于10月24日和28日，两次会见刘少奇及中gong代表团其他成员。24日的会谈中，斯大林明确表示赞同中gong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意见，接着还谈了对中国土地国有化、对待富农政策等问题的意见；28日，斯大林在会谈中建议中国尽快进行全民选举和制定宪法，他对刘少奇说：“你们不制定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利用两种方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在宪法中可以规定：第一，全体人民，包括资本家、富农在内，均有选举权；第二，承认企业主和富农的财产权；第三，承认外国人在中国的企业的租借权。这些事实在中国都是存在的，并不妨碍你们搞宪法。我想你们可以在1954年搞选举和宪法。”
斯大林的建议很有道理。刘少奇在会谈后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毛泽东和中gong中央作了详细的汇报。所有这些都对中国共产dang制定国内外政策，为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终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同刘少奇会谈，是斯大林最后一次会见中gong领导人。4个月后，斯大林突患脑溢血与世长辞了。
斯人已逝，旧物依然，曾经陪伴刘少奇1952年访苏的棕黄色牛皮箱，被刘少奇完好地保存下来。“文革”期间，这只皮箱被中央专案组封存。1980年，刘少奇平反后，专案组将其退还给王光美。1983年11月，刘少奇85周年诞辰之际，王光美将此皮箱捐赠给刘少奇纪念馆。
越南胡志明主席送的铁木茶几和礼帽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展厅里，陈列着1963年越南主席胡志明赠送给刘少奇的礼品——茶几和礼帽。茶几长87厘米，宽41厘米，由铁木制成，四周共10个突起，茶几由3根圆木支撑，上面由中心向四周发散木纹，呈棕色；帽子为灰色盔式礼帽，长轴为23.5厘米，短轴为8.5厘米，帽顶和帽檐有多层布帛拼成的图案。1985年和1987年，王光美将它们先后捐赠给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胡志明是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中国人民尊敬的朋友。在传奇般的革命生涯中，他同我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中越两国兄弟般友好关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1月18日，中越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国是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美国开始力图控制越南，遏制中国。1961年，美国在越南南方发动了“特种战争”。胡志明来华访问，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今后的越南形势。中国表示坚决反对美国违反日内瓦协议，对越南发动侵略战争，承诺将全力支持越南的正义斗争。随后双方签署了协同作战计划和向越方提供军援文件。1963年5月11日，在美国侵越步步升级的局势下，为表示对越南的支持，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对越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受到越南政府和人民盛大、隆重、热烈的欢迎。胡志明主席在机场发表讲话说：“越南人民早盼望刘主席的来访，因为‘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刘少奇对在机场上受到热烈盛大欢迎表示感谢，同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无论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中，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我们总是相互支援，密切合作。我们两国的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是牢不可破的。不断巩固和加强我们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我们共同事业胜利的保证。”欢迎仪式结束后，刘少奇和胡志明同乘一辆敞篷车前往主席府。在车队经过的长约10公里的道路上，20多万人夹道欢呼鼓掌。当天晚上，胡志明在主席府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刘少奇一行。宴会结束后，宾主到主席府旁边的花园中，观看正在越南访问的中国杂技团的表演。在晚风吹拂的花园中，成千盏彩灯在绿树中闪闪发光。杂技团表演结束后，胡志明和刘少奇上台祝贺演员们表演成功。
刘少奇和胡志明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认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刘少奇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应在广州创办培训越南革命青年“特别政治训练班”的胡志明邀请，给越南青年讲课。刘少奇专讲工人运动，给胡志明及越南青年留下了深刻印象。1946年3月，胡志明当选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政府总理。1950年1月底，他秘密访问中国，请求中方对越南的抗法战争提供经济、军事支持。当时，刘少奇代理dang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工作，在北京热情接待了胡志明，决定由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组成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解决办法，同时向在苏联的毛泽东汇报胡志明的请求。8月，中gong中央决定向越南人民提供全面的援助，并派罗贵波作为中gong中央的联络代表赴越工作、了解情况，为援越事务做好准备。1950年初，胡志明要求送21名学生来中国高级dang校学习。刘少奇立即批示马列学院负责安排，并提出可让越南再派30名学生来，凑齐一个班。1951年2月，胡志明当选为越南劳动dang中央委员会主席。1952年刘少奇去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胡志明也在莫斯科，他常到刘少奇住处交谈。1961年、1962年，胡志明曾到刘少奇家作客并照像留影。后来胡志明多次对中国进行访问。老友重逢，就像亲戚见面一样。
尽管如此，胡志明还是为刘少奇的此次来访，准备了铁木茶几和礼帽作为礼品，在适当的时候送给了刘少奇。茶几和礼帽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礼物，但表达了越中两dang、两国，以及胡志明与刘少奇之间的深厚情感。
《论修养》——dang建理论不朽的篇章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藏品中，有一本《论共产dang员修养》。此书是1986年4月在延安纪念馆征集的，是1939年抗战时期在延安出版的单行本。书长17厘米，宽12厘米，厚0.5厘米，重123克，共计128页。这本《论共产dang员修养》属于目前保存较少的早期版本，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1939年7月8日和7月12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dang员的修养》的报告，在学员中引起强烈反响。该院院长张闻天根据学员的要求，请刘少奇将报告整理成文，并由延安中央机关《解放》周刊责任编辑吴黎平亲手送交毛泽东审阅。仅3天时间，毛泽东就批阅了全稿，并附短信一封，信中称赞刘少奇的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并指示尽快发表。
对于这部阐述dang的自身建设的重要著作，邓小平在刘少奇追悼大会上曾高度评价：“他的《论共产dang员的修养》一书和其他关于dang的建设的著作，教育了全dang的广大dang员，是我们dang宝贵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多次称赞《论共产dang员的修养》是一本很有益的书，认为对dang员同dang的关系、共产dang员进行思想意识上的修养等问题，讲得很透彻。当时，在延安的新老干部人手一册。大家认真学习，常用它对照检查自己。
当年，在延安马列学院亲聆刘少奇教诲的王首道深切回忆：“多少年来，广大dang员和dang外知识分子，热爱这本书，甚至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我看到烈士的衣兜里，也珍藏着《论共产dang员的修养》，为鲜血所染红。”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加强共产dang员的修养。”这是江泽民在1991年3月11日参观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后的题词。
那么，《论共产dang员的修养》何以具有如此的理论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呢？那是因为它有着深刻的、不平凡的思想内涵。在1962年修订再版时，刘少奇曾对负责这部著作编辑的同志说过：这部书是根据多年对dang内生活的观察，在思想修养方面作的一些总结。
《论共产dang员的修养》写作于抗战时期。当时，我们dang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同时又需要巩固的时候。抗战爆发后，大批具有革命热情的积极分子被吸收到dang的队伍中来，这一方面壮大了dang的力量，但同时也使革命队伍的思想意识复杂起来。因此，如何加强dang的思想建设，对全dang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特别是帮助新dang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达到共产dang员的标准，成为巩固我dang的一个重要问题。刘少奇的《论共产dang员的修养》就是为回答这一问题而写作的。他从中国共产dang自身的实际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系统地提出了共产dang员的修养理论。深刻地论述了共产dang员在改造社会、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加强自身各方面的修养。特别指出了修养同实践和理论学习的密切关系，强调了实践和理论学习对共产dang员修养的重要性。它是毛泽东dang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部伟大的关于dang的思想建设的经典性的不朽著作。据考证，刘少奇的《论共产dang员的修养》的报告在1939年八九月由《解放》刊出，11月7日由延安新华书店首次出版单行本后，一些地方即开始翻印。1943年《论共产dang员的修养》被编入《整风文献》出版后，各根据地和解放区纷纷翻印，翻印本不仅渗入国统区，而且也在香港和国外流传。现在中央档案馆的该书早期版本就有12种。1949年的第一次修订本到1952年就发行了近70万册。1962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次修订本，至“文革”前，印数竟达1800多万册。几十年中，该书先后印刷了数十次，还有英、日、捷、荷、西班牙等多种译本在数十个国家发行。人们赞誉它是“一部培养合格的成熟的共产dang员的教科书”。
《论共产dang员的修养》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成为每一位追求进步、向往真理的青年的必读书。它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dang人和进步青年。其影响之深，传播之广，在马列主义著作史上也是罕见的。今天，仍然是每位dang员同志必备的读物。
今天，我们重读这部不朽名著，将使我们的每个dang员在思想上、作风上受到新的洗礼，将使我们dang在思想上更加坚定，组织上更加坚强，从而我们的国家将更加稳定、繁荣和富强。
刘少奇的万册藏书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里，收藏和陈列着王光美于1992年捐赠的刘少奇生前的万册藏书。藏书中以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较多，包括马列与毛泽东著作，法律、军事、外交、宗教、历史、伦理道德、文学艺术以及少量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其中有不少古典线装本和俄、日、英等国文字的版本，还有10多种反映一些国家和我国少数民族历史风情的图册原本。这些珍品是他留给三湘故土的一片深情和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王光美捐赠时一再叮嘱要珍藏好，使用好。
刘少奇很爱读书，幼年时代在宁乡老家炭子冲就有“刘九书柜”的雅号。据王光美回忆，刘少奇读书有个特点，就是认真、过细、喜欢联系实际思考问题。凡是他读过的书，有眉批、尾批、圈圈点点，重要的地方还夹上小纸条，以备日后查看。
解放后，刘少奇利用休假的时间专门读书的经历有3次。第一次是1951年秋，去杭州休病假1个月，时年53岁的刘少奇特意带去范文澜所著厚厚的几本《中国通史》。每天早饭后，除了在住处附近散散步之外，便是戴着老花镜，阅读此书，每天学习不少于10小时。他一边读，一边思考，手里的铅笔不时地在书上圈圈点点，有的书页上还写满了眉批。在休假的1个月里，他系统地读完了《中国通史》。身边的工作人员满怀敬意地说：这哪里是休假呀！第二次是1959年11月在海南岛休养时，他刚住下便召集身边的工作人员开会，动员他们同他一道利用休假这段时间，结合1958年社会调查的材料，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第四、五、六、七分册。在一个多月的假期里，他们上午读书，下午讨论，学习气氛异常浓厚。当时主持广东工作的陶铸、林李明也应邀常去参加学习。刘少奇在这段时间里，查阅了许多资料，还和陶铸、林李明、薛暮桥、王学文等讨论当时国民经济中出现的新问题和解决办法。后来，人们把这次学习称作“海南读书会”。休息疗养又成了有名无实。第三次是1961年冬他在广东从化温泉疗养期间。刘少奇这次读的是古典小说《红楼梦》。刘少奇读它既是当文学名著来欣赏，也是当政治历史教材来研读。
刘少奇读书总是联系实际读。王光美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末，人们大讲“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组织上发了一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的书给王光美，刘少奇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他最先读完，还加上了很多结合当时实际的批语、记号。后来，他又把这本书送给当时担任石油工业部长的余秋里去看了。
结合实际读书，理论联系实际开展工作，是刘少奇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习惯，也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据王光美讲述，刘少奇往往是先下去听汇报、调查研究，把实际中遇到的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作出回答，形成正确的理论，指导实际工作。刘少奇的一些重要文章和报告，往往都是这样写成的。刘少奇写报告，往往都是自己动手起草，一坐就是几天，甚至十几天。
刘少奇一生酷爱读书，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这可以从刘少奇纪念馆陈列室里萧劲光将军写的《忆早期赴苏学习时的少奇同志》这篇文章得到佐证。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dang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今天，当我们站在刘少奇的万册藏书前，仿佛看到了当年日理万机的刘少奇在查阅资料，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他那勤于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和勤奋读书的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见深情的小烟嘴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文物库房里，珍藏着刘少奇生前用过的一只小烟嘴。它是1983年王光美捐赠的，为国家二级文物。
这个颇为精致的烟嘴，上端为黑色有机玻璃，下端为白色金属，金属部分能伸缩，便于去除烟头。烟嘴上有五条呈条状的花纹，并刻有外文。
据王光美回忆：该烟嘴是刘少奇20世纪60年代用过的。系德国进口，原为毛泽东所有。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将这个烟嘴送给了刘少奇。刘少奇对此十分钟爱，长期将它带在身边使用，还经常让王光美帮助擦洗。
刘少奇在生活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就是爱抽烟。这习惯可能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养成的。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习惯地一边慢慢地踱着步子，一边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在艰苦、危险的革命战争年代，他一天常常要工作10多个小时，遇到紧要关头，他更是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工作和思考。而在工作时，他又必须靠着吸烟来提神。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担任了dang和国家重要的领导职务，香烟仍伴随他日理万机。不管是批阅文件还是思考问题，他总是少不了烟。在不少反映刘少奇工作和生活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少奇或拿着香烟，或正在吸着烟的静止瞬间。
刘少奇爱抽烟，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建设时期还好办，在条件艰苦的战争年代就常免不了“资源”枯竭。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时，工作人员不论职位，月薪都是15元。刘少奇常常等不到发薪，烟盒就空了。为了备烟荒，刘少奇将平时吸剩的烟头留下来，没烟抽时，就用纸卷着这些剩下来的碎烟头抽。有一次，保卫人员张明生又看到了这种“苦情”，就提前给他领了月薪，买来烟送给他。刘少奇看着日历便问：“买烟哪来的钱？”张明生只好吐露了实情。刘少奇没等张明生说完就正色道：“薪金发放的时间是主任团决定的，我们大家都要遵守，要不当家的（指管财经的）怎么办？”张明生被刘少奇的话深深感动了。从此以后，他就用自己的钱多买点儿烟，见刘少奇没烟抽了，就偷偷地往他的烟盒里面塞上几支，帮他熬过烟荒。
到了西柏坡，刘少奇每月的津贴费除1元交dang费外，所剩2元全部用来买烟。即便是这样，他也常常烟荒不断。那时，烟的供应是有限的，刘少奇又不许工作人员替他多领。有一次，警卫员见刘少奇深夜工作又断了烟，第二天便到外边买回一包瓜子，晚饭后放到刘少奇的办公桌上，想让他夜间没烟抽时嗑几个瓜子，解解烟瘾。刘少奇发现后，不但没有谢他，反而严肃地问：这包瓜子是哪里弄来的？不要乱花钱，能不花的就不要花，今后再不能这样了。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条件好了一点，中央领导人中抽烟的大多抽大中华，只有刘少奇抽大前门，偶尔抽抽“恒大”。当时大中华0.5元1包，大前门0.15元1包。
一次为商谈工作，刘少奇步行到西花厅找周恩来。周恩来把刘少奇让进办公室，立即有卫士送上茶水、烟灰缸、火柴等。刘少奇说：“我要尊重你不吸烟的习惯，临时戒烟。”周恩来却连忙从柜子里拿出一听罐装大中华，说：“难得你来一次，破例破例，为你准备着呢！”刘少奇呵呵笑着，仍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盒大前门，说：“你那高档品留着招待别人，我抽这个习惯了。家里老小十几口人吃饭，还亏了光美精打细算。烟瘾如官瘾，不能像我们那位同志（指高岗）一心向上。”
一天晚间，刘少奇来到丰泽园菊香书屋大书房。毛泽东请他抽云南玉溪烟厂特制的“云烟”，说：“是云南省委的‘贡品’，很不错。不过请放心，我已经要田家英从我的著作稿费里汇钱给他们，我不能带头刮共产风。”
刘少奇恭敬地笑着，拿起一支“云烟”闻了闻，赞了声“好烟”，将手中的烟敬给毛泽东，并替其打上火。接下来，他才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包大前门来，燃上一支吸着。毛泽东颇有感触地说：“倒是难得你进城后一直坚持抽大前门。进城那年我也抽过几条，很一般，大众化，缺点劲道。”刘少奇笑起来：“不是不想抽好烟，是怕自己上瘾，上去容易下来难。我几次想戒，可是一熬夜赶材料、文件，就靠它来提神，欲罢不能了。”
1958年，在成都开会时，刘少奇带的烟抽光了，秘书吴振英拿了盒云烟，让他抽着试试。刘少奇抽过后觉得不错。吴振英说：“那就弄一些来。”刘少奇马上说：“一定要付钱！人家不要钱，我可不要烟。”烟买来了，刘少奇看了发票才放心地抽起来。
刘少奇工作时抽烟较多，也喜欢喝比较浓的茶。一般在家里召集会议，商谈工作，或在外开会，公家都预备水果、烟、茶，但他从来不用，总自己带茶叶、烟。会见外宾时，即便不能喝自己的茶叶了，可他仍抽自己的烟。刘少奇在自己这唯一“嗜好”面前，仍那么公私分明，毫不迁就，在其他问题上就可想而知了。
毛泽东深知刘少奇烟瘾重，也深知抽烟的人一般对烟嘴比较爱好，何况还有种说法：抽烟戴烟嘴，能过滤一点尼古丁，减少香烟对身体的危害。毛泽东于是将这烟嘴送给刘少奇。查阅20世纪60年代有关刘少奇的照片资料，大部分照片中刘少奇抽烟时都使用此烟嘴。
小小烟嘴见深情。这是一个普通的烟嘴，又是一个特殊的见证。从它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位dang的卓越领导人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和合作共事中结下的深厚情谊和亲密关系。（李桂芳）刘少奇遗物的故事
刘少奇视察东北林区穿戴过的雨衣、鸭舌帽
在刘少奇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着一套普通的雨具。雨衣为灰色，长122厘米，肩宽57.7厘米，重750克，后开衩、小披领、敞口袖，扣为内扣，有里外双层；帽子为蓝灰色，晴雨布料，内印“国营上海第六制造厂制造”。该雨具是刘少奇视察东北林区时穿戴过的，经鉴定属国家二级文物，原来由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保存。1985年和1987年，王光美将它们捐赠给了刘少奇纪念馆。
我国的东北部，有一大片林海，包括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等天然原始森林。长期以来，由于采伐和培育比例失调，育林跟采伐脱节，森林资源有很大的浪费。
森林资源问题是刘少奇非常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他多次找林业部门的领导和有关专家谈话，了解情况，并叮嘱秘书：“收到林业方面的材料要立即送给我，不要压下。”当了解到林业存在的问题严重时，刘少奇决定到林区作一次实地考察。
出发前，刘少奇找林业部门的负责人谈话，提醒大家说：“林区工作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同其它部门一样也很重要。但是，往常很少有中央领导同志去那里深入了解情况。我国的森林资源相对较少，我们这一代不要把森林搞光了，搞光了我们死后都是要受审判的。”
为解决我国森林资源开发建设中的问题和制定林业工作的长远规划，1961年7月16日至8月10日，刘少奇率领一支考察队伍，对我国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进行了为期26天的视察调研。
林区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夏季的兴安岭，虽然凉爽，但天气反复无常，经常有雷雨的突然袭击。在浓密的树林中，阴暗潮湿，山路泥泞。蚊子也十分厉害，能穿透很厚的衣服吸吮人血。63岁的刘少奇全然不管这些，每天与大家一样，穿着雨衣、雨靴，戴着雨帽，在泥泞无路的林区里穿行。他手里拿着一根树枝，既当拐杖，又用来驱赶嗡嗡缠人的蚊虫。进入林区后，刘少奇白天深入林场，看采伐、集材、归楞等生产操作，观察林场的更新情况，访问工人生活区；晚间，在火车上召开工人、干部座谈会，听取汇报，并找人谈话。一天，刘少奇视察完吉林省伊春市寒月林场，坐火车回到伊春市，晚上又召集当地有关代表座谈，详细了解林业职工的生活情况。他突然问这里是否买得到酒。林区群众由于所处环境关系，有喝酒的习惯。可当时国家困难，缺粮少酒，林区交通又不方便，酒的供应极少。刘少奇了解这个情况后说：“林区工人的工作、生活条件都很艰苦，常年处于阴寒潮湿的环境中，必须要保证让工人有足够的酒喝。”他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保证供应，作为急需生活物资优先运到林区。刘少奇还提出，让林业工人就地安家，解决他们生活的困难。会后不久，林业部门的领导便派人到林区，给每个工人发了一双胶鞋、15尺布、一套秋衣裤，还送去了一些烧酒。以后工人的住房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
刘少奇不仅关心和积极解决群众眼前的问题和困难，更顾及到他们的长远利益。他常讲起，历史上长安、北京等地区都是林区，建了都城后，树就被砍了……原始森林能保存下来，就因为没人烟，来了人就剃光头，这样不行。
7月22日，刘少奇视察了小兴安岭带岭林业实验局胜利林场，以及丰林林业局和丰林林区。在丰林，刘少奇观看了采伐作业现场和原始红森林，作了许多指示。
在视察中，刘少奇发现森林资源浪费很大，采、育比例失调。刘少奇沉思良久，抬头望着那参天的松树，语重心长地对陪同的林区领导同志说：“百年之后，还能不能有这样的红松林啊！我们这一代人都把它们采光了，下一代怎么办？要后继有人，也要后继有林啊！我们要给后代留下一片青山。”接着他又说：“树木采伐后，森林更新必须跟上，人工育林与天然更新相结合，但要以人工育林为主。”
在住地，刘少奇应邀挥笔题词：“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
在林区视察期间，有一次他在观看红旗油锯手孟昭贵伐木，看到大树一倒下，就要损伤许多小树木时，心疼地说：“要想办法尽可能使小树少受损失才好。在采伐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小树和幼苗，更要注意造林育林。要做到伐区不断更新不欠账，生长量要跟上采伐量，才能做到青山长绿，后继有林。”
他还详细地查看了伐木后留下的树桩，指着一个树桩说：“伐木时向根部多伐一公分，就可以生产许多木材。”同时他询问了伐木的技术问题。当听到有人说站着伐最省力、速度快，但浪费很大时，刘少奇说：“过去日本占领时期，对林区进行掠夺性采伐，只伐不育，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的林业。我们国家的林业并不发达，从现在起必须狠抓这个问题。否则，过不了多少年，森林资源就要枯竭，这是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啊！在采伐的同时要造林、育林，这是统一的又是矛盾的，我们力求处理好这个问题。现在伐木的许多工序还是手工作业，工人很辛苦，生产效率也低，以后要向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发展。”通过视察，刘少奇了解到这个主要林产区的森林资源状况。并对我国林业的采伐与更新、木材的综合利用、工人生活区的建设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见。这些意见，后来都由中央有关部门形成了政策性文件。
据王光美回忆，在历时近1个月的视察中，刘少奇克服种种困难，踏遍大小兴安岭和牡丹江的几个林区。刘少奇当时已60多岁，却精神饱满，有时一天要跋涉几十里山路，忍受长时间的的蚊叮虫咬。在他换下的被汗水、雨露湿透的衣衫上，常常带有斑斑血点。这是人民交给他的工作，为了工作流汗出血，他愿意。
今天，重睹刘少奇穿戴过的雨衣雨帽，回忆起他亲切的叮咛与嘱托……那一幕幕，山林不会忘记，兴安岭的人民更不会忘记。
回乡调查时乘坐的吉普车
这是一辆很普通的吉普车：型号为苏式嘎斯69，军绿色，长367厘米，宽175厘米，通高187厘米。该车原为中共湖南省委接待处用车，“文革”中由一造反派组织使用。车子损坏后，丢弃在中共湖南省委dang校。1988年，中共湖南省委dang校将该车捐赠给了刘少奇纪念馆。就是这辆普通的吉普车，曾经伴随着国家主席刘少奇有过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共产风“五风”错误，带来的不是一厢情愿的大发展，而是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产一降再降。加上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为了走出困境，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议题之一即是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以研究解决当时农村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人民公社的规模、体制、供给制、公共食堂等。会上，刘少奇针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农村政策上出现的失误，指出：“我们确实犯了不少错误，相当多的人吃了苦头，现在要引起注意，取得经验。”他强调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全dang要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并且身体力行。会后，他立即坐上了从广州到长沙的列车，4月1日回到湖南进行农村蹲点调查。这是中外历史上国家元首从未有过的长达44天的农村调查。
中共湖南省委对刘少奇的来湘调查非常重视，对他的衣、食、住、行和安全保卫作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刘少奇知道后严肃地说：“这次是来蹲点调查，不住招待所，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稻草，既不扰民，又可深入群众。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4月2日下午，刘少奇向省委要了一辆苏式嘎斯69吉普车和一名工作助手，匆匆离开长沙，前往故乡宁乡县等地调查。从4月2日到5月16日，刘少奇走访了宁乡、长沙、湘潭各地10多个生产大队（村）。这辆吉普车陪伴63岁的刘少奇的累计行程达4000多公里。每当吉普车颠簸在湖南乡村的沙石公路上，刘少奇总是细心地观察，感慨万千。看山丘，山丘上光秃秃的，杂草丛生；看村庄，农民的住房拆得七零八落，一派荒凉。刘少奇的心情非常沉重。如何才能度过难关，刘少奇在车上不断地思索着。
刘少奇每到一地，总是认真地调查。刘少奇调查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开调查会、家庭访问、约人交谈、田头聊天、看望病人、实地观察、听取汇报等；刘少奇调查的对象很广，包括县、公社、大队、小队各级干部，普通dang员、社员、社办工业工人，少时的朋友、熟人和亲属，还有受过处分的dang员干部等；刘少奇调查内容很多，涉及到农民最为关心的各项问题，如食堂问题、粮食收购和分配问题、供给制问题、房子问题、退赔问题、山林问题、农业手工业问题、农村商业问题、干部队伍状况问题、商品价格问题、民主和法制问题等。
刘少奇对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可以说到了体察入微的地步。家访时，他要看看社员的坛子、罐子里有没有油盐，揭开锅盖看看吃的是什么饭。他甚至亲口尝过农民充饥的野菜、糠粑粑，亲身感受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正因为这样，刘少奇掌握了大量的农村、农民生产、生活的第一手材料，对我国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有了深刻的了解。不仅纠正了当时湖南的“五风”错误，解散了公共食堂，而且为我dang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农村政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刘少奇100周年诞辰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对刘少奇这段历史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在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刘少奇同志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倾听群众呼声，坚决支持和指导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为我国经济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历史无言，记录着共和国主席劳苦功高的一生；吉普车无言，记录着刘少奇来湘调查的点点滴滴。今天，当人们来到刘少奇纪念馆，了解到这辆吉普车背后这段感人的历史后，无不从心底里升起由衷的敬意。此吉普车经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现正准备申报为国家一级文物。访苏时携带的牛皮箱
在刘少奇纪念馆第四展厅里，陈列着一只棕黄色牛皮箱。箱重5000克，长65厘米，宽39厘米，高26厘米。这只由上海荣顺制造的折叠手提式皮箱，是刘少奇去苏联出席苏共十九大及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胜利35周年庆典时用过的。为国家二级文物。
刘少奇作为我国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曾有过6次对自己的革命生涯、对国家建设和世界革命具有重大意义的莫斯科之行。这只皮箱是刘少奇1952年10月第四次赴苏的历史见证。刘少奇的这次访苏是中国共产dang执政以后，第一次公开派出dang政代表团参加苏共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刘少奇第二次专程赴苏同斯大林会谈。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1952年10月，苏共要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中国共产dang参加。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并借机就国内建设征询苏联的意见。9月30日，刘少奇携带装有一般物品的棕黄色牛皮箱，率中共代表团从北京出发，10月2日抵达莫斯科。10月5日，苏共十九大开幕后，刘少奇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被安排在主席台来宾席的第一排，相当引人注目。10月8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致词并宣读中共中央的祝词。
斯大林同刘少奇已经熟识。大会闭幕后，他从克里姆林宫打电话向刘少奇表示问候，并致歉说，最近他忙得不可开交，一时抽不出时间会见中共代表团，希望稍等几天。
来苏之前，毛泽东要刘少奇就中国共产dang准备实行的几项大政策，包括社会主义改造、全民选举、制定宪法、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dang代表大会，当面同斯大林交换意见。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2年10月20日，刘少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就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社会主义改造、制定宪法、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dang代表大会以及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过渡等主要问题的政策、思想作了详细的说明，其中有关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实际上是中国共产dang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最早文字说明。斯大林收到信后，十分重视，于10月24日和28日，两次会见刘少奇及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24日的会谈中，斯大林明确表示赞同中共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意见，接着还谈了对中国土地国有化、对待富农政策等问题的意见；28日，斯大林在会谈中建议中国尽快进行全民选举和制定宪法，他对刘少奇说：“你们不制定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利用两种方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在宪法中可以规定：第一，全体人民，包括资本家、富农在内，均有选举权；第二，承认企业主和富农的财产权；第三，承认外国人在中国的企业的租借权。这些事实在中国都是存在的，并不妨碍你们搞宪法。我想你们可以在1954年搞选举和宪法。”
斯大林的建议很有道理。刘少奇在会谈后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详细的汇报。所有这些都对中国共产dang制定国内外政策，为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终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同刘少奇会谈，是斯大林最后一次会见中共领导人。4个月后，斯大林突患脑溢血与世长辞了。
斯人已逝，旧物依然，曾经陪伴刘少奇1952年访苏的棕黄色牛皮箱，被刘少奇完好地保存下来。“文革”期间，这只皮箱被中央专案组封存。1980年，刘少奇平反后，专案组将其退还给王光美。1983年11月，刘少奇85周年诞辰之际，王光美将此皮箱捐赠给刘少奇纪念馆。
越南胡志明主席送的铁木茶几和礼帽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展厅里，陈列着1963年越南主席胡志明赠送给刘少奇的礼品——茶几和礼帽。茶几长87厘米，宽41厘米，由铁木制成，四周共10个突起，茶几由3根圆木支撑，上面由中心向四周发散木纹，呈棕色；帽子为灰色盔式礼帽，长轴为23.5厘米，短轴为8.5厘米，帽顶和帽檐有多层布帛拼成的图案。1985年和1987年，王光美将它们先后捐赠给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胡志明是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中国人民尊敬的朋友。在传奇般的革命生涯中，他同我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中越两国兄弟般友好关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1月18日，中越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国是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美国开始力图控制越南，遏制中国。1961年，美国在越南南方发动了“特种战争”。胡志明来华访问，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今后的越南形势。中国表示坚决反对美国违反日内瓦协议，对越南发动侵略战争，承诺将全力支持越南的正义斗争。随后双方签署了协同作战计划和向越方提供军援文件。1963年5月11日，在美国侵越步步升级的局势下，为表示对越南的支持，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对越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受到越南政府和人民盛大、隆重、热烈的欢迎。胡志明主席在机场发表讲话说：“越南人民早盼望刘主席的来访，因为‘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刘少奇对在机场上受到热烈盛大欢迎表示感谢，同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无论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中，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我们总是相互支援，密切合作。我们两国的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是牢不可破的。不断巩固和加强我们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我们共同事业胜利的保证。”欢迎仪式结束后，刘少奇和胡志明同乘一辆敞篷车前往主席府。在车队经过的长约10公里的道路上，20多万人夹道欢呼鼓掌。当天晚上，胡志明在主席府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刘少奇一行。宴会结束后，宾主到主席府旁边的花园中，观看正在越南访问的中国杂技团的表演。在晚风吹拂的花园中，成千盏彩灯在绿树中闪闪发光。杂技团表演结束后，胡志明和刘少奇上台祝贺演员们表演成功。
刘少奇和胡志明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认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刘少奇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应在广州创办培训越南革命青年“特别政治训练班”的胡志明邀请，给越南青年讲课。刘少奇专讲工人运动，给胡志明及越南青年留下了深刻印象。1946年3月，胡志明当选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政府总理。1950年1月底，他秘密访问中国，请求中方对越南的抗法战争提供经济、军事支持。当时，刘少奇代理dang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工作，在北京热情接待了胡志明，决定由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组成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解决办法，同时向在苏联的毛泽东汇报胡志明的请求。8月，中共中央决定向越南人民提供全面的援助，并派罗贵波作为中共中央的联络代表赴越工作、了解情况，为援越事务做好准备。1950年初，胡志明要求送21名学生来中国高级dang校学习。刘少奇立即批示马列学院负责安排，并提出可让越南再派30名学生来，凑齐一个班。1951年2月，胡志明当选为越南劳动dang中央委员会主席。1952年刘少奇去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胡志明也在莫斯科，他常到刘少奇住处交谈。1961年、1962年，胡志明曾到刘少奇家作客并照像留影。后来胡志明多次对中国进行访问。老友重逢，就像亲戚见面一样。
尽管如此，胡志明还是为刘少奇的此次来访，准备了铁木茶几和礼帽作为礼品，在适当的时候送给了刘少奇。茶几和礼帽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礼物，但表达了越中两dang、两国，以及胡志明与刘少奇之间的深厚情感。
《论修养》——dang建理论不朽的篇章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藏品中，有一本《论共产dang员修养》。此书是1986年4月在延安纪念馆征集的，是1939年抗战时期在延安出版的单行本。书长17厘米，宽12厘米，厚0.5厘米，重123克，共计128页。这本《论共产dang员修养》属于目前保存较少的早期版本，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1939年7月8日和7月12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dang员的修养》的报告，在学员中引起强烈反响。该院院长张闻天根据学员的要求，请刘少奇将报告整理成文，并由延安中央机关《解放》周刊责任编辑吴黎平亲手送交毛泽东审阅。仅3天时间，毛泽东就批阅了全稿，并附短信一封，信中称赞刘少奇的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并指示尽快发表。
对于这部阐述dang的自身建设的重要著作，邓小平在刘少奇追悼大会上曾高度评价：“他的《论共产dang员的修养》一书和其他关于dang的建设的著作，教育了全dang的广大dang员，是我们dang宝贵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多次称赞《论共产dang员的修养》是一本很有益的书，认为对dang员同dang的关系、共产dang员进行思想意识上的修养等问题，讲得很透彻。当时，在延安的新老干部人手一册。大家认真学习，常用它对照检查自己。
当年，在延安马列学院亲聆刘少奇教诲的王首道深切回忆：“多少年来，广大dang员和dang外知识分子，热爱这本书，甚至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我看到烈士的衣兜里，也珍藏着《论共产dang员的修养》，为鲜血所染红。”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加强共产dang员的修养。”这是江泽民在1991年3月11日参观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后的题词。
那么，《论共产dang员的修养》何以具有如此的理论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呢？那是因为它有着深刻的、不平凡的思想内涵。在1962年修订再版时，刘少奇曾对负责这部著作编辑的同志说过：这部书是根据多年对dang内生活的观察，在思想修养方面作的一些总结。
《论共产dang员的修养》写作于抗战时期。当时，我们dang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同时又需要巩固的时候。抗战爆发后，大批具有革命热情的积极分子被吸收到dang的队伍中来，这一方面壮大了dang的力量，但同时也使革命队伍的思想意识复杂起来。因此，如何加强dang的思想建设，对全dang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特别是帮助新dang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达到共产dang员的标准，成为巩固我dang的一个重要问题。刘少奇的《论共产dang员的修养》就是为回答这一问题而写作的。他从中国共产dang自身的实际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系统地提出了共产dang员的修养理论。深刻地论述了共产dang员在改造社会、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加强自身各方面的修养。特别指出了修养同实践和理论学习的密切关系，强调了实践和理论学习对共产dang员修养的重要性。它是毛泽东dang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部伟大的关于dang的思想建设的经典性的不朽著作。
据考证，刘少奇的《论共产dang员的修养》的报告在1939年八九月由《解放》刊出，11月7日由延安新华书店首次出版单行本后，一些地方即开始翻印。1943年《论共产dang员的修养》被编入《整风文献》出版后，各根据地和解放区纷纷翻印，翻印本不仅渗入国统区，而且也在香港和国外流传。现在中央档案馆的该书早期版本就有12种。1949年的第一次修订本到1952年就发行了近70万册。1962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次修订本，至“文革”前，印数竟达1800多万册。几十年中，该书先后印刷了数十次，还有英、日、捷、荷、西班牙等多种译本在数十个国家发行。人们赞誉它是“一部培养合格的成熟的共产dang员的教科书”。
《论共产dang员的修养》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成为每一位追求进步、向往真理的青年的必读书。它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dang人和进步青年。其影响之深，传播之广，在马列主义著作史上也是罕见的。今天，仍然是每位dang员同志必备的读物。
今天，我们重读这部不朽名著，将使我们的每个dang员在思想上、作风上受到新的洗礼，将使我们dang在思想上更加坚定，组织上更加坚强，从而我们的国家将更加稳定、繁荣和富强。刘少奇的万册藏书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里，收藏和陈列着王光美于1992年捐赠的刘少奇生前的万册藏书。藏书中以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较多，包括马列与毛泽东著作，法律、军事、外交、宗教、历史、伦理道德、文学艺术以及少量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其中有不少古典线装本和俄、日、英等国文字的版本，还有10多种反映一些国家和我国少数民族历史风情的图册原本。这些珍品是他留给三湘故土的一片深情和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王光美捐赠时一再叮嘱要珍藏好，使用好。
刘少奇很爱读书，幼年时代在宁乡老家炭子冲就有“刘九书柜”的雅号。据王光美回忆，刘少奇读书有个特点，就是认真、过细、喜欢联系实际思考问题。凡是他读过的书，有眉批、尾批、圈圈点点，重要的地方还夹上小纸条，以备日后查看。
解放后，刘少奇利用休假的时间专门读书的经历有3次。第一次是1951年秋，去杭州休病假1个月，时年53岁的刘少奇特意带去范文澜所著厚厚的几本《中国通史》。每天早饭后，除了在住处附近散散步之外，便是戴着老花镜，阅读此书，每天学习不少于10小时。他一边读，一边思考，手里的铅笔不时地在书上圈圈点点，有的书页上还写满了眉批。在休假的1个月里，他系统地读完了《中国通史》。身边的工作人员满怀敬意地说：这哪里是休假呀！第二次是1959年11月在海南岛休养时，他刚住下便召集身边的工作人员开会，动员他们同他一道利用休假这段时间，结合1958年社会调查的材料，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第四、五、六、七分册。在一个多月的假期里，他们上午读书，下午讨论，学习气氛异常浓厚。当时主持广东工作的陶铸、林李明也应邀常去参加学习。刘少奇在这段时间里，查阅了许多资料，还和陶铸、林李明、薛暮桥、王学文等讨论当时国民经济中出现的新问题和解决办法。后来，人们把这次学习称作“海南读书会”。休息疗养又成了有名无实。第三次是1961年冬他在广东从化温泉疗养期间。刘少奇这次读的是古典小说《红楼梦》。刘少奇读它既是当文学名著来欣赏，也是当政治历史教材来研读。
刘少奇读书总是联系实际读。王光美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末，人们大讲“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组织上发了一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的书给王光美，刘少奇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他最先读完，还加上了很多结合当时实际的批语、记号。后来，他又把这本书送给当时担任石油工业部长的余秋里去看了。
结合实际读书，理论联系实际开展工作，是刘少奇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习惯，也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据王光美讲述，刘少奇往往是先下去听汇报、调查研究，把实际中遇到的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作出回答，形成正确的理论，指导实际工作。刘少奇的一些重要文章和报告，往往都是这样写成的。刘少奇写报告，往往都是自己动手起草，一坐就是几天，甚至十几天。
刘少奇一生酷爱读书，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这可以从刘少奇纪念馆陈列室里萧劲光将军写的《忆早期赴苏学习时的少奇同志》这篇文章得到佐证。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dang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今天，当我们站在刘少奇的万册藏书前，仿佛看到了当年日理万机的刘少奇在查阅资料，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他那勤于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和勤奋读书的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见深情的小烟嘴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文物库房里，珍藏着刘少奇生前用过的一只小烟嘴。它是1983年王光美捐赠的，为国家二级文物。
这个颇为精致的烟嘴，上端为黑色有机玻璃，下端为白色金属，金属部分能伸缩，便于去除烟头。烟嘴上有五条呈条状的花纹，并刻有外文。
据王光美回忆：该烟嘴是刘少奇20世纪60年代用过的。系德国进口，原为毛泽东所有。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将这个烟嘴送给了刘少奇。刘少奇对此十分钟爱，长期将它带在身边使用，还经常让王光美帮助擦洗。
刘少奇在生活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就是爱抽烟。这习惯可能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养成的。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习惯地一边慢慢地踱着步子，一边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在艰苦、危险的革命战争年代，他一天常常要工作10多个小时，遇到紧要关头，他更是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工作和思考。而在工作时，他又必须靠着吸烟来提神。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担任了dang和国家重要的领导职务，香烟仍伴随他日理万机。不管是批阅文件还是思考问题，他总是少不了烟。在不少反映刘少奇工作和生活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少奇或拿着香烟，或正在吸着烟的静止瞬间。
刘少奇爱抽烟，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建设时期还好办，在条件艰苦的战争年代就常免不了“资源”枯竭。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时，工作人员不论职位，月薪都是15元。刘少奇常常等不到发薪，烟盒就空了。为了备烟荒，刘少奇将平时吸剩的烟头留下来，没烟抽时，就用纸卷着这些剩下来的碎烟头抽。有一次，保卫人员张明生又看到了这种“苦情”，就提前给他领了月薪，买来烟送给他。刘少奇看着日历便问：“买烟哪来的钱？”张明生只好吐露了实情。刘少奇没等张明生说完就正色道：“薪金发放的时间是主任团决定的，我们大家都要遵守，要不当家的（指管财经的）怎么办？”张明生被刘少奇的话深深感动了。从此以后，他就用自己的钱多买点儿烟，见刘少奇没烟抽了，就偷偷地往他的烟盒里面塞上几支，帮他熬过烟荒。到了西柏坡，刘少奇每月的津贴费除1元交dang费外，所剩2元全部用来买烟。即便是这样，他也常常烟荒不断。那时，烟的供应是有限的，刘少奇又不许工作人员替他多领。有一次，警卫员见刘少奇深夜工作又断了烟，第二天便到外边买回一包瓜子，晚饭后放到刘少奇的办公桌上，想让他夜间没烟抽时嗑几个瓜子，解解烟瘾。刘少奇发现后，不但没有谢他，反而严肃地问：这包瓜子是哪里弄来的？不要乱花钱，能不花的就不要花，今后再不能这样了。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条件好了一点，中央领导人中抽烟的大多抽大中华，只有刘少奇抽大前门，偶尔抽抽“恒大”。当时大中华0.5元1包，大前门0.15元1包。
一次为商谈工作，刘少奇步行到西花厅找周恩来。周恩来把刘少奇让进办公室，立即有卫士送上茶水、烟灰缸、火柴等。刘少奇说：“我要尊重你不吸烟的习惯，临时戒烟。”周恩来却连忙从柜子里拿出一听罐装大中华，说：“难得你来一次，破例破例，为你准备着呢！”刘少奇呵呵笑着，仍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盒大前门，说：“你那高档品留着招待别人，我抽这个习惯了。家里老小十几口人吃饭，还亏了光美精打细算。烟瘾如官瘾，不能像我们那位同志（指高岗）一心向上。”
一天晚间，刘少奇来到丰泽园菊香书屋大书房。毛泽东请他抽云南玉溪烟厂特制的“云烟”，说：“是云南省委的‘贡品’，很不错。不过请放心，我已经要田家英从我的著作稿费里汇钱给他们，我不能带头刮共产风。”
刘少奇恭敬地笑着，拿起一支“云烟”闻了闻，赞了声“好烟”，将手中的烟敬给毛泽东，并替其打上火。接下来，他才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包大前门来，燃上一支吸着。毛泽东颇有感触地说：“倒是难得你进城后一直坚持抽大前门。进城那年我也抽过几条，很一般，大众化，缺点劲道。”刘少奇笑起来：“不是不想抽好烟，是怕自己上瘾，上去容易下来难。我几次想戒，可是一熬夜赶材料、文件，就靠它来提神，欲罢不能了。”
1958年，在成都开会时，刘少奇带的烟抽光了，秘书吴振英拿了盒云烟，让他抽着试试。刘少奇抽过后觉得不错。吴振英说：“那就弄一些来。”刘少奇马上说：“一定要付钱！人家不要钱，我可不要烟。”烟买来了，刘少奇看了发票才放心地抽起来。
刘少奇工作时抽烟较多，也喜欢喝比较浓的茶。一般在家里召集会议，商谈工作，或在外开会，公家都预备水果、烟、茶，但他从来不用，总自己带茶叶、烟。会见外宾时，即便不能喝自己的茶叶了，可他仍抽自己的烟。刘少奇在自己这唯一“嗜好”面前，仍那么公私分明，毫不迁就，在其他问题上就可想而知了。
毛泽东深知刘少奇烟瘾重，也深知抽烟的人一般对烟嘴比较爱好，何况还有种说法：抽烟戴烟嘴，能过滤一点尼古丁，减少香烟对身体的危害。毛泽东于是将这烟嘴送给刘少奇。查阅20世纪60年代有关刘少奇的照片资料，大部分照片中刘少奇抽烟时都使用此烟嘴。
小小烟嘴见深情。这是一个普通的烟嘴，又是一个特殊的见证。从它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位dang的卓越领导人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和合作共事中结下的深厚情谊和亲密关系。（李桂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