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荧屏上，我们经常能看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那标志性的建筑，看到各国外交官在环形大厅内开会和发言……我们对联合国的“印象”大抵就是如此。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曾在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五年多的陈伟雄，在《耍一把外交———一个现役中国外交官的自述》一书中，披露其在联合国里亲历亲闻的一些轶闻趣事。
轮流“坐庄”
长期以来，在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中，五个常任理事国配备的人员最多。联合国有一本各国外交官的花名册，这本蓝色封面的花名册每年更新一次，免费向所有代表团提供。在这本花名册上，有美国外交官110至120名，俄罗斯有80至90名，英国、法国和我国都在50至60名之间，这支庞大的外交官队伍中高级别的官员俯拾皆是，如目前在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中，参赞级以上的外交官便有20名。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都是副部长以上级别的大使。当然，五常另外还有从事特殊工种的工作人员，这种不在花名册之内的人员总数就不得而知了。
五个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大楼二层有一间专门的磋商室，房号为“C座209”。每逢世界上发生大事急事，五常各级官员的磋商便会变得频繁起来，这时，该磋商室就犹如“急诊室”，格外引人注目。一些媒体的记者削尖了脑袋，设法混进大楼内，将摄像机直接架在磋商室的出口处，同步猎取五国大使的动静。一些文字记者则各有“绝招”，手握微型数码录音机，尾随五国大使或其助手，见缝插针地偷偷采访第一手资料。有时，外交官们一不留神，就陷进了记者们布下的天罗地网。
五常的这种磋商通常由其中一国担任协调员，按中、美、俄、英、法的次序轮流“坐庄”，每次任期三个月。由于安理会的“活儿”常常十万火急，五常经常需要及时进行“短平快”的碰头。只要一家有要求，五常磋商便会随时在该磋商室举行。大家一般都会开门见山，闲话少说，直奔主题。能够谈出共识，就按此贯彻落实，暂时谈不拢，也不必心急上火，下回“有话好好说”就是了。
安理会一些重大的决议草案或主席声明稿，通常由五常事先磋商并达成一定共识之后，才拿到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
考虑到五常的特殊工作需要，联合国后勤处在磋商室内免费提供四五大“扎”冰镇水。有时，一场磋商下来，所有的玻璃杯都见了底，可见讨论之激烈。
在五常当中，我国首都离纽约的路程最远，旅行费用最高。每次，我国外长前往纽约开会，都是匆匆而去，匆匆而回，有时甚至只能在纽约呆上一天，吃上一顿午餐。有一次，有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外长开玩笑地说，“要折算起来，中国外长在纽约的午餐是五常外长中最昂贵的！”
竞相“逃票”
安理会的决议通常需要经过各个理事国大使举手表决通过，少数决议在事先征得大家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也可以鼓掌方式通过，这只是一般的规矩。如果理事国对决议草案表示不满，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可以举手表示弃权，但也有打破常规的，即以逃票方式解脱自己。
这种不参加表决的方式有很大的“好处”：即你不知道我是哪个态度，我也表明了我的那个态度！
上个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我国凡事以美苏划线，认为联合国安理会部署的维和行动是美苏争霸行径，不能支持，也不便弃权。因此，每当安理会就维和行动进行表决时，我国代表团都会表示不参加投票。结果，每次投票结束后，都有许多理事国的大使前来打探我国究竟持什么态度？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我国调整了立场。我国代表团在安理会会内的投票态度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对许多不能赞成的决议改为弃权。“逃票大使”的美名去了，却又得了一个“弃权大使”的尊称。
1999年，在安理会关于伊拉克问题的一次投票中，为了摆脱进退维谷，法国也来了一个不参加投票。事后，法国人还专门将我国代表团当作“祖师爷”来感谢，认为老师“逃票”与学生“逃学”不一样。
发言抢点
联合国是一个重要的多边讲坛，与会代表们都是有备而来的，即：带着脑袋、嘴巴、耳朵和双手。通常，在国际会议上发言需要预先向会议秘书长报名，也可以在会场内临时举牌或举手发言。如果没有特别的规则，通常是先来后到，挨个排队。如果需要提前“夹塞儿”，就必须找到一个国家更换发言时段。争取一个好的发言时段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就犹如掌勺的厨师需要掌握好开锅的时间一样。
联合国的会议通常在上午10时或下午3时开会。由于人多事杂，重要的贵宾和打杂的助手往往都难以准时与会，因此，有四个时间段是使家大忌。如上午第一个发言的代表大多是对“椅”弹琴；午餐前最后一个发言的代表则会目睹人们纷纷离席就餐；下午第一个发言的代表势必会同时听到台下许多回声———原来是有人在打饱嗝；晚上最后一个发言的代表则会是“月亮走，我也走，我送自己到床头”！
2001年8月，我赴南非德班参加联合国反对种族歧视大会。当时，100多个国家的政府代表都报名发言，东道主不得不安排夜会。结果，各国代表团都设法争取白天最好的发言时段。有一天恰好轮到新加坡代表团在夜会上作最后发言。新加坡代表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向下一看，真是惨不忍睹：偌大的一个会场内只剩下主席和寥寥几名打着哈欠的工作人员。新加坡代表在发言时，故意改动了发言稿惯用的一句开场白。他讽刺地说道：“尊敬的摄像机镜头，尊敬的桌子们、椅子们，新加坡代表团想借此机会向你们致意，感谢你们参加这次重要的夜会！”
东道国对此大为尴尬，也无可奈何。
午睡抢地
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对于来自五湖四海和不同时区的各国代表来说，参加一次联合国会议，其三分之一的时间其实是用来打盹儿的。
联合国的会议通常采用上午10时至下午1时，下午3时至6时的时段。我在联合国大楼参加会议时，发现其他国家的与会代表也有中午打盹儿的需要。这恐怕是人类的共性，而不单是“中国制造”。在联合国大楼内找一块中午小憩的地方，说容易也容易，说困难也困难。
如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内，设有沙发和椅子的地方主要包括二楼的代表会客厅和几个开放性的小会客厅、一楼的哈马舍尔德图书馆和普通餐厅、二楼的过道走廊、安理会磋商室外的休息室、地下一层的网吧区、大楼外靠东河的露天便道等。这些休息的地方免费供大家各取所需，实行的是“男女平等、先来后到”的规则。
每到中午，就会看到休会或用餐后的各国代表和联合国职员争先恐后地“抢占”这些战略要地。大家午休的方式也是千姿百态的。既有东倒西歪、鼾声如雷的，也有头戴耳机、闭目养神的，倒从来没有看见有人围坐在一起“敲三家”的。
如何在联合国抢占午休地盘，还真的成了一项有趣的研究课题。前两年担任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阿兰·德雅梅大使还专门对这个问题做过研究，并写出一本名为《睡在联合国》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