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救毛泽东 中gong特科“后三杰”出于蓝而胜于蓝
中gong中央和毛泽东驻延安长达十二个年头，四面受国军重兵包围，曾有两次面临被「闪击」的危险。战略间谍熊向晖及时窃取情报，不顾性命危险向延安示警，破坏了老蒋突袭延安的阴谋，救了毛泽东和中gong两次命。
一九四三年，蒋中正向包围延安的第八战区副司令胡宗南下密令《对陕北奸区的作战计划》，命胡宗南率属下三个军进攻延安。七月二日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后，胡宗南规定开战日为九日。只有少数兵力的陕北共军并不知情，周恩来、林彪等一百多人还计划由重庆返延安，定于七月九日抵达西安。七月三日，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向中gong报警，翌日朱德即公开电告胡宗南不要发动内战；通电内容紧扣胡宗南秘密军事计划，严重的泄密令胡宗南方寸大乱。
这熊向晖，正是周恩来精心布下的一个战略间谍。胡宗南部在1937年8月的淞沪抗战中伤亡惨重，他极力招收青年学生充实抗战部队。周恩来令清华大学地下dang负责人蒋南翔物色dang员打入胡宗南部，蒋南翔大力推荐出身名门的熊向晖，熊父在国民dang湖北高等法院任要职，胡宗南向熊父保证培养这个栋梁材。熊向晖保送入中央军校毕业后，20岁出头即任胡宗南侍从副官。中gong元老董必武向熊转达周恩来的悉心安排：目前虽然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较好，但蒋介石、胡宗南将来反不反共还很难说，周恩来未雨绸缪，布下你这一着闲棋冷子，可能对大局有利。一九四三年朱德通电中直接引用了熊向晖的密报，指胡部河防大军西调；胡怕由此引起日寇渡黄河也怕美国等盟邦指摘，遂劝老蒋罢兵。
一九四七年三月，老蒋又令胡宗南偷袭延安，熊向晖又将作战计划密告中gong，毛泽东及时率两万部队转移，放弃延安空城，国军调集九十四架飞机狂炸延安，十五万大军猛扑陕北，各军各师的绝密作战计划早在毛泽东掌中，后人盛赞毛主席“胸中有雄师百万！”其实毛泽东当年已经对周恩来评价熊向晖「能顶几个师」。
前三杰解救周恩来
“前三杰”为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北风，关键人物是钱壮飞。
钱壮飞通过何种关系进入中统，难以确知，有说是因主办西湖博览会结识徐恩曾，有说是通过国民dang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分配至中统，总之在三十年代初，徐恩曾负责国民dang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时，钱已成为徐的亲信担任其机要秘书。
时在上海主持中gong中央机关工作的周恩来，指派李克农与钱建立联系。李由钱的介绍，也打入调查科，派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另一“杰”胡北风，则在调查科天津机关电台任职，就这样，一条直达国民dang中央机关情报线建立完成。自此国民dang中央dang政军情况、其时国民dang围剿江西苏区的军队动向情报，源源不断送到了共产dang手中。钱壮飞情报通过上海李克农，转中gong中央机关，再转往江西苏区，共产dang军队打破国民dang前几次围剿，与钱情报不无关系。
钱壮飞等人的最大贡献，还是在顾顺章叛变事件中及时发出警告，使上海周恩来等中gong中央机关负责人得以及时转移。
顾顺章为中gong政治局委员，并负责中央机关保卫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他从上海护送张国焘往鄂豫皖苏区，回程中在武汉被叛徒＊＊被捕。顾被捕后即刻叛变，并要求立即面见蒋介石，因顾知道钱壮飞等人在国民dang中央机关卧底，故不愿向低层人员透露，顾还想向蒋介石建议，由其出面说服共产dang“归顺”中央。
武汉警方不敢怠慢，立刻用专轮送顾往南京。顾第二天早晨抵南京后才说出钱壮飞卧底事，可钱昨晚已从武汉紧急来电中得知顾叛变事，立刻发电上海中gong中央机关，此时已离开南京扬长而去了。国民dang根据顾情报立刻在上海抓捕，周恩来等人已安全转移，只抓住时任中gong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共产dang另一损失，就是顾交代出当时已被国民dang抓入狱中却化名蒙混的恽代英。倘若没有钱壮飞及时告警，周恩来等人肯定难逃厄运，上海中gong中央机关势将被全部摧毁。顾顺章出面说服共产dang“归顺”，当然不可能，蒋介石深知这一点，顾一自首也就失去在共产dang内影响。蒋见顾一面，即交由中统“相机指导运用”。抗战前顾在中统中不得意想另投门庭，被徐恩曾借口杀掉了。顾所付的代价还不止此，为惩罚顾叛变，据说由周恩来亲自指挥，将顾一家大小数口全部活埋，顾曾在上海大报上刊登捉拿周悬赏启事，这成为国民dang攻击周恩来的一大口实，也成为许多同情共产dang、崇敬周的人深感遗憾的事。
“前三杰”中，胡北风情况不清楚，李克农以后成为共产dang保卫部门最高负责人之一。钱壮飞转去江西苏区后，参加了红军长征，途中战死在乌江。
后三杰攸关大决战
“后三杰”为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主要人物是熊向晖。三人都潜伏在胡宗南部担任职务，熊向晖担任胡贴身副官、机要秘书长达十二年。
熊是清华学生，在学期间加入共产dang。抗战之始，熊参加流亡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适逢胡宗南部在服务团招收学生，熊被胡亲自选中。通过周恩来精心安排，熊与申舰陈忠经三人就构成一张共产dang在国民dang军队中的最重要间谍网。
熊进入胡部时，正当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时期，外敌当前，国共间虽常有摩擦暗斗，但究不是大规模兵戎相见，即使这样，熊还是送出不少情报。周恩来对熊指示，准备长时期潜伏，熊之角色就相当于国共对弈中共产dang所下的闲棋、布的冷子，到时自会有用。
果如周之所料，对外枪声刚停中原硝烟又起，抗日胜利不足一年，国共之间重开大战。经八年抗战，共产dang军队已不复是当年“游击队”“土八路”，谁都能看出，此番开战，要么不打，要打就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了。
胡宗南是蒋介石嫡系，长期屯驻西北，已发展为拥有几十万军队的西北王、蒋介石倚为股肱的方面大将。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自是胡宗南承之大任，连带着熊向晖也就真正发挥大作用了。
胡部进攻延安前，熊原已脱离胡部，受胡支助准备去美国留学，想不到胡“如同鬼摸了头”又将熊紧急召回帮忙，于是，进攻延安之计划部署悉经熊手转给了延安。兵马未动粮草未行，而一切却已为对手知悉，此仗焉能不败？于是，胡宗南虽占领了延安，却扑进了空城；虽有几十万大军，却找不到对敌之处之机，反被共方吃掉几个旅。毛泽东周恩来带领中共机关在山沟里转悠，近在咫尺的胡军却茫无所向。人赞毛泽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这个百万大兵是应将胡军一起算上的。事后，毛泽东夸赞熊向晖三人的作用相当于三个师，从胡部受挫对大决战全局影响，共产dang由此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再转为战略进攻来看，熊等人作用又岂止是三个师？
熊向晖“后三杰”间谍案，最后还是为国民dang破获，可此时熊已在美国读了大半年书，远不可及了。由于胡宗南与军统的老关系，保密局并未声张悄悄压下了，却不敢不报蒋介石。胡宗南最后败退西昌，蒋却不许胡去台湾，直到参谋总长向蒋力争道：送一员大将给对方不符合指挥道德，胡才得以在最后一刻登上飞机。蒋对胡的愤怒于此可以想见。事情还没完，胡到台后，陕西籍监察委员李梦彪领衔联署四十五人上文弹劾胡，这是国民dang去台后的第一次弹劾案，指责胡带部队离开陕西是受匪谍虚声恐吓，虽未明写熊向晖事，却明指“其总部多有共区份子渗入”。胡提出答辩，只是自保而作的勉强应付了，胡当然早就明白，熊向晖是潜伏身边的**间谍，熊此时已从美国毕业直接去了北京。
间谍战的道德问题
胡宗南因身边渗入间谍不自知，蒋介石气愤得不让去台湾，蒋部下有人提出这不符合指挥道德。自熊向晖近年公开自己十二年间谍生涯，有人也提出熊的道德问题。
胡对熊可谓厚矣，自招熊在身边担任副官、秘书后，胡不但予以信托，注重培植，而且照顾其全家生活，多次为熊家人安排职业，最后并助熊妹与熊一同去美留学。有人愤慨难平斥熊不讲信义，致误老长官一生事业功名。当年同为胡之部属的张佛千为熊辩护，指出，熊参加共产dang在先，到胡身边工作在后，要讲忠诚信义，熊只能是忠诚于共产dang，“怪只怪周恩来善于择人，造成胡的毕生大憾”。熊向晖真可称得上古今中外最出色间谍，不但圆满完成间谍使命，立下卓著功勋，而且毫发未损全身而退，更且让对手出钱出国深造，最后又学有专成归队为共产dang工作，直做到部长级高级干部。征诸古今中外间谍史，几乎是绝无仅有之特例。间谍能完成艰巨使命的，往往难逃暴露真相的危险，即使九死一生最后归队，一般也就此打入冷宫投闲散置，因为间谍一旦暴露真实身份，也就失去其利用使用价值。而熊之高段，竟然由对手出钱往美国留学，学有所成而再服务于共产dang外交界。胡正如民间所谓：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
熊之间谍没有道德问题，那么共产dang间谍战是否有道德问题呢？
敌我相争相斗，往对方派遣间谍往往是优先考虑的重要一着，问题只在于派得进派不进、派得深派得浅，不存在派不派的问题。为了派得进派得深，老谋深算有长远眼光的，总要预作布置提前考虑，提前五年十年乃至一二十年都是可能的。用周恩来的话，就是下闲棋布冷子。那些隐蔽至深的间谍，要说无事可能也就浪费，可一旦有事地位又恰当，那其作用就未可限量了。这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是各方都默认和接受的应有之义。
可这只限于相斗相持之时。如果是友好邻邦、合作伙伴，单方或双方来这一手，那就上不得台面了。一旦揭穿，是会影响双边关系的，特别是单方面的过度作业，一旦为公众所知，更在道义上要失分。熊向晖间谍案难以名正言顺说得通的是，熊在胡部潜伏时，正当抗战时期国共第二度合作，双方名义上是友dang友军。
共产dang来这一手，对国民dang顽固派或许不是问题，因他们遵守的也是同样的行为逻辑，在竭力往共方派间谍，但对其他人则要有所交代，至少要有一个说得过去上得了台面的理由。周恩来是政治大家，深谙其中关系，熊向晖从美国到北京后，周恩来曾邀集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前国民dang和谈代表聚宴一次，专为他们给这位昔日熟悉的“熊老弟”作背景介绍。周首先说明，熊不是起义而是“归队”，今后准备派熊出任外交方面工作，然后向众人道出熊做胡部卧底间谍的前后，最后，周正色加以解释说：我们是依靠政治，不搞下流手段，同国民dang的特务工作有本质不同。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是要他帮助胡宗南抗日，不是要他搞情报。当时我们诚心诚意想同国民dang合作抗日，中共中央还决定不在国民dang机关、部队里建dang组织。可是蒋介石硬是要反共，我们不能不自卫，我们就交给他自卫的任务。毛主席早就公开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是这样，在情报上也是这样。蒋介石、胡宗南已经知道他是共产dang员，今天我向大家讲出来，希望文白先生有便转告蒋介石，让他知道来龙去脉。
周恩来这番道理，好在不会引起争论，聆听对象都是刚入新朝的前国民dang人士，但周恩来还是说了，这当然要的是道义分。
间谍战情报战，国民dang也输了
在周恩来说词后，张治中曾有一番感慨，张说：以前只知道国民dang蒋介石政治上、军事上不如共产dang，想不到在情报战上，国民dang也不是共产dang的对手。不管真情还是虚应，张治中说的却完全是事实，国民dang情报战也输给了共产dang，而且输的还不是一点点。
对此，多数国民dang人也认识也承认，而且将情报战的失败看作是国民dang失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更有人将国民dang失败完全归之于情报战、间谍战的失败，认为经济方面是由于孔祥熙、宋子文重用潜伏共产dang人冀朝鼎，扰乱了金融政策；军事方面，则由于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秘密投共，将军事计划悉数透露给对方。
这一说法无论如何太过分，如果不是为自己或某些国民dang派系集团推卸责任，就是见木不见林的浮泛之论，而且所依据事实也不对。刘斐亲共，以后更投共，但指其将大决战军事计划透露给中共不是事实，这是将后日行为妄推前此原因。即以指刘为“匪谍”最力的胡宗南参谋长盛文，也不能将胡部攻打延安失利推给刘斐，因为刘斐当时尽管是管作战参谋次长，对该计划却不得与闻，是蒋介石本人与胡宗南和他三人商定的。泄露计划的另有其人，盛可能为免连带责任不说熊向晖而妄诬刘斐。更重要的是，国民dang的失败，情报战、间谍战远不是决定性因素，国民dang整个大局输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更输在民心向背上，情报战、间谍战只在局部具有关键性作用。但不管怎样，国民dang的情报战总是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共产dang人都是情报战行家里手不消多说，周恩来是领导情报战老手，以上两次漂亮的间谍战可说都出于其直接领导和策划。可令人惊异的是，共产dang其他高层人物对搞情报布间谍，似乎也都是行家里手，一点也不陌生。这里仅以三人董必武、朱德和刘少奇为例，至少在一般人印象中，这三位共产dang高层人物，与情报间谍一类事是扯不上关系的。
先看董必武。熊向晖在武汉被胡宗南亲自选中任用的当晚，熊即往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有事外出，这第一次谈话就由董必武出面与熊谈的。董首先向熊说明，派其打入胡部是出于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的考虑，未雨绸缪先走一步，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如果说这些只是董的转达，以下间谍工作的具体指示则完全是董自己的了。董向熊提出三点：第一不要急于找dang，组织自会与他联系，不管多长时间都要忍耐，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第二，隐蔽dang员身份，不发展dang员，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胡宗南反共也要表面同胡一致。第三，在国民dang内，为人可略骄，宁亢勿卑，但也要掌握分寸，无论何时何地必须谨慎，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最后，董让熊按时渡江回驻地，以后不要再去八路军办事处，也不必见其他人，这一次谈话，要管几年。
再说刘少奇。抗战之初，另一共产dang人赵荣声在第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身边任秘书。卫部驻扎山西，积极抗日，与陕北八路军友好，赵是卫从八路军处要来到身边服务的，但赵的共产dang员身份则是秘密的。由于卫立煌放手，赵等人在卫部中模仿八路军做法，搞了许多宣传活动，并在卫部秘密建立了共产dang支部。三八年年底，刘少奇从延安到山西找赵秘密谈话。
刘首先讲了共产dang和国民dang约定不在对方dang政军中建组织的约定，命赵立即将支部解散。然后对赵作出具体布置，要求赵停止组织联系，保留dang籍，长期隐蔽下去。赵的潜伏为绝密，只有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知道，也不列入文字记录，将来归队由刘给他们证明。刘更具体指示赵，要真正成为卫立煌心腹，需要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要作长期打算，跟着他做官，钻得越深越好，官做得越大越好，只要能在卫身边待下去就是成绩。以后不许找地方dang组织，不许找八路军办事处，有事刘会派人找赵，而赵不需要知道刘在哪里。刘最后往新四军工作临行前又嘱咐赵长期隐蔽下去，等待时机，并要做好随时应变的准备等等。
刘不愧是长期搞地下工作的，对情报间谍非常内行，对一切细小之处都不放过。当卫立煌部疏散出一批秘密dang员时，刘不让他们去延安而去苏北新四军，刘认为去延安的人多复杂，年轻人又好吹牛，对仍在潜伏中的赵荣声等人不利。一位dang员名叫陈其，刘认为名字不妥，一看而知是共产dang人名字，亲自为其改名陈其五（此人解放后曾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朱德此前也曾到过卫立煌部一次，对卫作正式拜访。赵荣声等人在卫部所作的抗日宣传工作本以为能得朱夸赞，想不到朱非常生气，与其作秘密谈话时朱大为光火，怒责赵这样搞法太明显，所有做法一望而知出于共产dang人之手，朱指责赵不要把工作一天做完，使自己被国民dang发觉后连根刨掉。朱虽是行伍出身的总司令，对秘密工作却也有着缜密的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