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王安忆
在上海作家中，王安忆一直是个独特的存在。她的不断给人惊喜的写作，她的寂寞独行的探索，她对文学时尚、媒体喧嚣冷静断然的处置方式，都让她的读者既钦佩又捉摸不定。钦佩的是她的才气，她的探索勇气，她对严肃文学的执著；捉摸不定的是她的“傲气”，她的拒绝“热闹”的姿态，她不轻易接受采访的冷然……
不愿重复自己。拒绝时尚和喧嚣。对写作以外的东西不善经营。喜欢精神历险。敏感、多思、谨慎……总之在很多人眼里，王安忆无法归位，王安忆特立独行。王安忆永远是未知大于已知。
*作协主席王安忆
2001年12月6日，王安忆当选为第七届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记得宣布选举结果那天，王安忆从座位上站起来，转过身，向大家深深鞠了个躬。表情是平静的，内心却不无波澜——她说：“我的心情诚惶诚恐。上海是这样一座城市，鲁迅的城市、巴金的城市，那么多的前辈，我连他们的学生都不敢算，这实在是大家对我的特别厚爱……我不知道今后我将面对如何一个生活局面。我从来都是在一种相对独立于世事的写作生活中，现在被推到现实中来了。”
这是“王安忆式”的开场白，低调的，诗意的，却又不乏清醒。她知道，这是大家对她的信任，她“不能辜负大家”。而究竟怎么做，她坦陈还没有想好。当然坚持写作是必须的，因为写作是她的第一生活——“这是我比较胜任的工作，假如没有写作，我这个人大概便没什么可值得人们注意的了。”
写作之余，王安忆也常常略微开放自己的生活，比较多地和大家在一起。她说：“写作是寂寞的生涯，尤其在今天，市场逐渐将文学变成消费，保持严肃的写作、阅读和思考，就愈加孤独。那么就让我们一起，互相携手，度过这个转变的时期。”
在这个以市场化为标准的消费社会，文学出现了分野。王安忆说：大众化的文学已上了市场的轨道，而“小众”的、严肃的文学始终比较沉寂。严肃文学相对冷清些，这很正常——令人担心的倒是文学的市场化、时尚化，使得很多人对文学的标准产生了怀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今年轻人对文学的看法。他们看不清文学真正的趣味、立场和美学追求，对什么是好作品，什么是不好的作品，渐渐失去判断……
“这个时候，文学精神很重要，一个城市有没有文学大不一样，文学会提高一个城市的格调。”王安忆以为，“真正严肃的作家应当有市场之外的、更高的标准。作协的一项重要工作就在这方面：为作家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写作环境，使得他们不用急火火地扑向市场。”
清醒，理性，有自己独立的思考。难怪朋友们要说，由王安忆担任上海作协主席，这是众望所归——“她是这样一位不与别人趋同，不追求文学时尚，不随波逐流的实力派作家，在上海，乃至在全国，都称得上是优秀的、有影响力的。”
*小说家王安忆
以王安忆的性格，她是宁愿隐在作品之后，与喧嚣保持一段距离的，而现在，同行们把她推到了前台，那么原先的宁静还在吗?王安忆直言：“对文学，我看得很神圣，有了这样一种对文学的心境，别的什么都可以解决了。而且我对写作的环境要求很低，只要有个能写的地方就可以了。”
好多个场合，我看到王安忆拿出练习本，安静地写着，那上面密密麻麻布满“王安忆风格”的小字——“我喜欢用手写，写在练习簿上，我不用电脑。我用的都是常用字，上过初中的人就可以读。一般在家，我就上午写作，下午看书。如果隔壁有人家在装修，很吵的话，就会去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写。”
写作，成了王安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看她20多年来走过的创作道路，从《小鲍庄》、“三恋”、《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到《长恨歌》、《我爱比尔》、《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风格几经变化，即使最为敏锐的评论家也很难把她归为某类或某派。女作家方方有一次心悦诚服地讲：“王安忆的作品数量之多，风格之多变，没有一个女作家能再做到这一点，她一直在改变读者的口味。”
这一点令评论家们“头疼”——“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王安忆属于那种很难‘追踪’的作家。她的小说题材山重水复，永远看不清她的下一个里程。”(梁永安语)“当你刚刚根据她的一部新作用一个理论术语去概括它，并且自以为把握了它的时候，下一部作品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她仿佛是一个淘气的孩子，不断地在跟你玩捉迷藏。”(王纪人语)
对自己写作风格的多变，王安忆倒看得很自然——“以前一些评论家对我的定位不是那么准，在我开始写作时说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其实我只是写了几篇儿童题材的作品，根本算不上儿童文学作家。然后，评论家又说我是知青题材作家，其实我也极少写知青题材的作品。我觉得我的作品是随着自己的成长而逐渐成熟。如果说有变化那就是逐渐长大逐渐成熟。我并没有像评论家说的那样戏剧性的转变。”
越走越独特，越走越成熟。这应该是对王安忆20多年来文学创作的一句恰如其分的概括。王安忆的写作，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多地具有“精神书写”的色彩。她笔下的人物尽管都是些“庸常之辈”：王琦瑶、妹头、富萍、阿三……但是王安忆却能从这些卑微的小人物身上发现“英雄性”——“在我看来，妹头就很英雄，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英雄。她很勇敢，肯实践，很有行动能力……我比较喜欢那样一种女性，一直往前走，不回头，不妥协。但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一直往前走，也可能最终把他自己都要撕碎了，就像飞蛾扑火一样。在现实中我没有这样做的勇气，在小说中我就塑造这样的人物……持久的日常生活就是劳动、生活、一日三餐，还有许多乐趣，这里体现出来的坚韧性，反映了人性的美德。”
不能不提王安忆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长恨歌》。“王安忆的《长恨歌》，描写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将这座城市写成一个在历史研究或个人经验上很难感受到的一种视野。这样的大手笔，在目前的世界小说界是非常罕见的，它可说是一部史诗。”在王安忆当选上海作协主席的第三天，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将新设立的“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授予王安忆。评论家李欧梵代表18位评审致词。
读《长恨歌》，你不用担心会沉闷，王安忆是个讲故事的高手，那些层层叠叠杂乱无章的琐碎生活被她说得淋漓尽致。两个女人、一个男人，各怀心思，一股暗流在清淡中涌动。男女的暧昧，欲道还休，欲送还留，等待与宿命，挣扎与努力……有读者看了，不由自主地想起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白流苏，觉得王安忆的风格和张爱玲的很相像。王安忆不这么看：“我和她有许多不一样，事实上我和她世界观不一样。张爱玲是非常虚无的人，所以她必须抓住生活当中的细节，老房子、亲人、日常生活的触动。她知道只有抓住这些才不会使自己坠入虚无，才不会孤独。在生活和虚无中她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方式。我不一样，我还是往前走，即使前面是虚无，我也要走过去看一看。”
到底，王安忆是在“现实”的步骤上，一步步地往前走。她很清楚她的写作和追求。“其实生活本身就只有那么一点内容，每个人看到的都是同一种生活，大家观察到的也都差不多，而大家写出来的作品不一样，这要看你理性准备有多少。如果你的理性充分，你就深刻，就和别人不一样。”
因此不写作的日子里，王安忆的“生活”是阅读和思考。她看大量的书，凡能在书讯上找得到的好书都一一买来看。边看边记笔记，边看边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我读我看》即是她阅读思考后的收获。她这样看读书——“在持有自己的经验与结论的同时，善解并诚挚地去观看别人的人生所得，看到人类无穷多的心灵景观，这时候，我们应当如同相信自己一样的去读书，书会和我们融为一体。我们其实也是在读着自己。”*朋友眼中的王安忆
王安忆很少吐露写作以外的自己。她把自己掩藏得深深的。——莫非敏感的心太过沉重我无法揣测。倒是她的朋友女作家陆星儿写过一篇《感觉安忆》的文章，从这篇文章里，我认识了另一个安忆。生活中的安忆，写作之外的安忆。
生活中的安忆娴静、恬淡、平实；穿着普通的衣服——常常是套头绒线衫，外加一件靛蓝色牛仔衬衣，清爽、干练，决不拖泥带水；一如她说话，三言两语，又快又短，“那就这样吧”，不容你答应，她已搁下电话；可是在会场，她又有些内敛，有时还害羞，轮到她发言时常常脸红，红晕未褪，话已结束。
可你无法想象，就是这个发言会脸红的安忆上起课来却冷静理性，侃侃而谈。那是她多年前被聘为复旦大学客座教授，给中文系的学生做系列讲座。讲台上的安忆给学生讲授小说的艺术，分析《简·爱》与《呼啸山庄》、《九月寓言》与《心灵史》……下课了，安忆像个资深的老教师，从容地收拾讲义。她的淋漓尽致的讲学能力令特意去听课的陆星儿一怔一怔的，像是在打量陌生人。
生活中的安忆还是一位对朋友周到体贴，对家人关怀备至的细腻女子。朋友生病，她牵挂；朋友的儿子考高中，她也牵挂。前阵子陆星儿生病住院，她和王小鹰、王周生去了一次又一次，给她包馄饨、熬鱼片粥，还特意买来最好的鱼翅，从浦西赶到浦东送去。陆星儿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劝安忆他们别来了，可安忆说：我们是朋友……
对待父母，安忆更是尽心尽力。买房子、搬家，第一条原则就是要离父母家近。然天有不测风云，1998年10月，安忆的母亲著名作家茹志鹃匆匆离开人世。安忆的朋友们听到噩耗，都为安忆担心：这让她怎么面对？可安忆在面对朋友时却很镇定，“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家里坐了这么多朋友，仿佛是凑巧一块儿来做客的”。那天，安忆把父亲接到自己家里，在书房支了床。她对朋友们说：我现在想的最多的是，如何保护好父亲。
安忆的细腻、冷静、理性、丰富……即使在丈夫李章眼中，也觉着惊异。
现在的安忆，写作之余，还得出席作协的文学活动，去新加坡为学生讲课，应龙应台之邀去台北做定期的驻市作家……总之不停歇地忙碌着。她说过，比之写作的寂寞，获奖、被别人关注真是太光荣太热闹的场面，它一下子抵消了所有的孤寂。当场面结束了，她再回到安静的生活中。这个时候，外部的喧哗影响不到她寂静沉潜的内心。她就像田埂边劳作的农人，平静而投入。（来源：中国文化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