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两次批评“秘密录音”谁录开除谁dang籍
毛泽东讲话时，历来不喜欢别人做笔记，更不喜欢录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曾两次批评录音工作，后来被称为“秘密录音”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把所谓 “秘密录音”问题炒得沸沸扬扬，并且把所谓“秘密录音”篡改为骇人听闻的 “秘密窃听”，不仅是强加在杨尚昆头上的一大罪状，还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干部。
dang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秘密窃听”一案得到彻底平反。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些老同志，如王芳（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叶子龙（时任毛泽东秘书兼中办机要室主任）的回忆录里有反映，当事人刘吉顺（时任中办机要室专职录音员）也发表文章谈自己的亲身经历。杨尚昆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是这一事件最主要的当事人，他是怎样评说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的呢？上个世纪90年代，杨尚昆撰写回忆录，同中办的一些老同志共忆往事时，自然而然地说起所谓“秘密录音”问题。
“秘密录音”问题真相
杨尚昆说，所谓“秘密录音”，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事情过去了，可以不提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说是“秘密窃听”，如此骇人听闻，其实只需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他说：
录音工作的建立是从1954年dang的七届四中全会开始的。录音的目的，开始是为了核对速记，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建立了录音档案，录音带成了中央档案的一部分。
毛泽东讲话历来不喜欢人家做记录。这在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事件发生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毛泽东是我们dang的领袖，讲话没有记载，留不下个东西，我这个办公厅主任不是失职吗？50年代初，有一次我向毛泽东提出，以后不管开什么会都应该作个记录才好。毛泽东说那你和胡乔木两个记一下吧。我和胡乔木也只是简要地记一些会上决定了的事项。过了些时候，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看见我和胡乔木在写什么，就把我们手里的小本子要过去看，说你们记这些干什么，以后不要记了。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既未录音也无速记，后来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的稿子，毛泽东阅后很不满意。
为了汲取这次教训，以后开大会，毛泽东准备讲话时，我就请示他要不要扩音？他说“可以”，我再顺便问是不是也录一下音，他说“可以”，我们才安排扩音、录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泽东亲自指示叶子龙录音的。
1958年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所谓“共同舰队”问题。接见前，毛泽东要我们准备录音。那个时候技术条件很差，公开摆一架录音机，庞然大物，不甚妥当，于是就找来一个微型录音机。这个录音机的受话器外观像一个手表，使用的时候，把这个“手表”戴在翻译，就是赵仲元的手腕上，另有一根线接着揣在他怀里的钢丝录音机。这次谈话时间很长，而那个录音机顶多个把小时就要更换一次录音钢丝。很快，一小时过去了，谈话继续进行，录音钢丝无法更换，录音没有成功。毛泽东很不满意，赵仲元却因为怀里的录音机发热，烫得肚皮疼，可是也只能忍耐着。这是一次“秘密录音”，一次不成功的录音。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外出时，对毛泽东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或同一些地方的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以及同一些外宾的谈话，也进行了录音（毛泽东同个别同志的谈话没有录过音）。所有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都保存在原机要室，一般不外借，个别因工作需要借阅的，须经我批准，如向《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提供毛泽东讲话的部分录音稿，就是按规定办理报批手续的。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没有参加这次会），会上毛泽东谈到国际关系时，他关照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要做记录，这时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就很生气地说：“谁叫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开除谁的dang籍！”对毛泽东的批评，我专门召开了厅务会议原原本本地进行了传达。这以后，对会议录音我更谨慎。
1960年4月，我陪毛泽东外出巡视，直到6月下旬，上海会议（就是毛泽东作《十年总结》讲话的那次会议）结束后才回到北京。在这次外出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外宾，被接见的客人分别来自亚、非、拉美、东欧、西欧遍及全球；客人的身份从民间团体、社会知名人士到政府首脑和共产dang的领袖；接见的地点有时安排在毛泽东临时下榻的地方，有时安排在他乘坐的专列上。这几次谈话都录了音，当然是经毛泽东事先同意的。
1961年4月，我正在河北省徐水宣讲《人民公社六十条》，突接龚子荣电话，说毛泽东追查录音问题，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时发现要录音，生了气。我在向小平、彭真同志说明情况的同时，一方面向毛泽东作书面检讨，承担责任，说在录音问题上疏于检查，请求处分；另一方面责成机要室的同志抓紧组织力量，选择最重要的录音尽快转化为文字记录，然后把所有的录音带清点登记销毁。
中央书记处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录音问题，通过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记录。此外，dang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等中央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和dang内同志的谈话；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宾的谈话一律不准录音。并要求中央一级政府、军队、人民团体、各部门和各地方各级dang、政、军、群组织，均仿照这一规定办理。为了严格执行这一决定，又不能重复《论十大关系》无记录的错误，就决定选调一批青年，培养成速记员，恢复会场速记的办法。徐瑞新、田鹤年、师金城他们几个青年人就是这个时候调来学速记的。直到1965年冬，我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前，大型会议的记录都是用速记的办法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秘密录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我搞“窃听”，是“大特务”。你整我一个人倒也罢了，可是因为是“窃听”，就把徐子荣、王芳等一大批人都牵连进去了，把毛泽东外出巡视时所有到过的省、市公安厅、局长都牵连进去了。这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整人不择手段就是了。当然，首先是毛泽东不喜欢录音。
我坚持认为，录音不但不是我的罪过，相反是一大功劳。录音，就是为了保存dang的历史文献嘛！遗憾的是，1961年销毁了大批录音带，由于时间紧迫，抢救下来的东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