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大军神秘进出罗布泊
核时代苦恼着人类，“核后”时代仍然苦恼着人类，因为核武器的意义至今不明——人类并没有真正经历一场核战争。
于是，产生一种幽默：最厉害的武器不再是武器，它只是个心理威慑。
――朱苏进《战争与人》
１９９４年初春的南国羊城，正是英雄花盛开的时侯。
我采访了共和国上将陈士渠。
一位八十六岁的老人，仿佛一座小山似的从内室缓缓移到客厅来。他的衣着有点出格：身穿紫红色对襟大褂，头戴一顶黑色花缎小圆帽（苏加诺总统戴的那种帽）。方方的脸庞上，嘴阔、鼻高、耳大，双频绯红。浓浓的两道剑眉下，一双曾经洞察战争风云的眼睛依然闪烁着智慧和敏锐的光芒。
老人不用拐杖，推开家人和秘书的搀扶，径直走过来和我握手，然后转身坐在沙发上，依然象一座山。
陈士渠将军是仍然健在的秋收起义参加者之一（还有一位为张宗逊）。在红军时期，他曾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是林彪十分赏识的高参。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过八路军的主力一一五师参谋长。在解放战争时期，他转战华东，出任过战功赫赫的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建国后，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第一任司令员，曾任特种工程兵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将军一生戎马倥惚，战功卓著，然而最为将军所自豪和乐道的是他亲自组织和指挥了我国“两弹”基地的建设。
毛泽东主席说，没有原子弹这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
我们就搞一点原子弹和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一架苏制伊尔军用飞机缓缓飞离北京。飞机经太原到银川，绕行兰州，再直奔新疆哈密。蓝蓝的天空中，呈现出一条被拉长了尾巴的大“Ｓ”形航迹......
陈士渠将军回忆：“不知道是由于飞机飞行高度的逐渐上升，空气越来越稀薄，还是什么原因，好象有一沉重的东西压在我的身上，感到呼吸都有些困难。我使劲地做了个深呼吸，透过机窗玻璃，鸟瞰大地......”
１９５８年盛夏，陈士渠将军率３０多人在北京西郊机场乘飞机飞向祖国的大西北。同行者不是那些跟随将军身经百战的将士，而是一批彬彬有礼的专家学者。他们是二机部、科学物理研究所和工程兵勘察设计部门的专家，还有几位负责核试验基地的苏联专家。
这是一次担负重大使命的秘密飞行。
１９５８年４月的一天。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办公大楼里，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军委会议正在进行。当周总理宣布：“请钱学森同志谈谈在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时，与会的元帅和将军们无不以敬慕的眼光望着钱学森，会场一片寂静。钱学森发言时，这批身经百战的元帅和将军们听得十分专注、认真，既如讥似渴，又兴奋异常。
会后，陈士渠将军问钱学森：“在发展两弹方面，我们工程兵能做些什么？”钱学森回答：“搞两弹是离不开工程兵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一个月后，dang中央根据军委会议的报告决定，建立并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１０月８日，成立了以钱学森为院长的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１９５８年夏，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上指出：“没有原子弹这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我们就搞一点原子弹和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在国防部大楼召开的这次军委扩大会决定，尽管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两弹工程不能下马，核弹试验继续进行。
陈士渠将军说：“原来两弹工程都不是工程兵的事。开始军委决定由炮兵担负导弹基地建设任务，炮兵司令陈锡联建议还是由工程兵来搞合适。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个意见。核基地建设任务本来是国防科委负责，但他们也认为困难很大，要求工程兵帮忙。后经上级批准，导弹试验基地与核基地均由工程兵负责建设。导弹试验基地代号为２０基地，核试验基地代号为２１基地。这样我的肩头压上了两个沉重的担子。”
飞机降落在新疆哈密机场。昱日，陈士渠将军一行分乘两架苏制直升飞机向敦煌以西的罗布泊东北上空，宏观观察了这片荒凉的沙漠。绿色渐渐消失，一片滚滚黄沙自飞机头部涌来。接着便是红黄相间的大沙漠，有几块绿如玛瑙的小水域点缀其间。
陈士渠将军说：“核试验区的要求是２００公里半径范围内没有生物的地区。这次空中勘察确定了核试验区域，根据苏方专家的意见，我们初步划定在哈密以南，敦煌以西。这块地区旷无人烟，基本没有有价值的工农业基地，地势平坦开阔，符合试验要求。”
“飞机从北疆飞往南疆，经过阿克苏时，眼前出现了一片银色的世界。”陈士渠将军继续说：“你一定以为是雪，其实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杏花开放了。”望着我惊讶的神情，老人微笑着说：“这大概是因为天山挡住了西伯利亚的寒流，又得益于阿克苏河水的缘故。当时的北京只是偶见艳阳春色，这里早已杏雨丹红，气候特别温暖。”
１９５９年初，陈士渠和万毅、孙继先三将军再次到罗布泊勘察。勘察结果认为，这里的地形、地质条件符合要求，是一块得天独厚的核试验场区。他们联合向国防部报告，建议核试验场地定在罗布泊西北地区。不到一个月，中央批复同意。随之，一万人的施工队伍开进了罗布泊。
“这是一次冒险飞行。”陈士渠将军忘不了那次飞行的惊险历程。
为了观察方便，陈士渠干脆坐在驾驶员和机械师中间。过了阿克苏后，飞机连续飞行了三个小时，看不到一块绿地和村庄。当飞机靠近天山时，陈士渠问驾驶员：“能飞进峡谷去吗？”
驾驶员回答：“从没有飞过！”
“进去看看行吗？”
“这.....”
陈士渠再三动员，驾驶员才勉强同意试试看。
“请首长坐稳，飞机准备进入天山峡谷！”
驾驶员话音未落，眼前突然一片黑暗。飞机象被装进了一个四面封闭的匣子里，令人毛骨沭（树心旁）然。三将军面面相窥，不知此行是凶是吉？
飞机在黑匣子里飞着飞着，眼看就要撞到山崖。突然，大伙儿只觉得身体往上一提，飞机猛一抬头，直插一个山岈口。一出山岈口，眼前便豁然开朗：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塔里木大盆地出现了！
一个个人、一支支部队神秘地消失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序列中增加了“７１６９部队”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连长的新婚第二天清晨，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电话是他的一位老首长打来，要他立即赶到西北某地，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不许告诉任何人。
“连爱人也不告诉吗？”连长不解的问。
“是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否则，按泄漏军事机密处理......”
连长回来轻轻吻了吻正在熟睡的妻子的眼皮，捎上洗刷用具就走了。
当妻子醒来时，发现丈夫不在了。一天、两天、三天......妻子问公公婆婆，问同事邻里，问当地政府，谁也不知道她的丈夫到哪里去了。
她挺着一天天大起来的肚子，到哈尔滨、到沈阳去寻找她的丈夫，哭得象孟姜女一样凄惨。
直到第６个月，这对新婚夫妇才“接上头”。从罗布泊发出的信，走了两个月才到达她的手里。医生说，如果信再晚几天，也许她就会完全疯了。
我讲完了这个听来的故事，问陈士渠将军:
“有没有这回事？”
将军笑道：“在罗布泊，这样的故事多得很！”
他也说了一个故事，有一位副教授叫王汝芝，她接到二机部的秘密调令，按规定瞒着丈夫，借口出差，来到遥远的罗布泊，担任工程研究所所长。有一次，她在罗布泊散步时，远远看到一个穿军装的男人很象她的丈夫，走近一看，果然是她日夜思念的丈夫。原来她丈夫与她一样，也接到了秘密调令，迟她一个月来到了罗布泊。
１９５８年，随着一个个人、一支支部队神秘地失踪，一个代号为“７１６９”的部队在罗布泊诞生了。这就是为建设导弹、原子弹试验基地而组建的特种工程兵部队。陈士渠将军就是这支部队的司令员兼政委。
陈士渠将军扳着指头回忆说－－
从１９５８年３月３０日，中央军委的第一个调令起，罗布泊先后调来１２个工程兵团，即工程兵建筑第１０１团、１０３团、１０７团、１０９团、１２３团、１２４团、１２５团，工程兵第４团、第６团、第８团、第９团、第１５团。还有两个工程兵师：５３师和５４师，以及汽车第３６团、第３７团；工程技术大队，３所医院，一个通讯营、一个勘察队，一个办事处；另有印刷、木材加工、机械修配、农牧场等七个；配属单位有：步兵１９５师（后改为工程兵５２师），铁道兵第１０师，通讯兵通讯工程团，空军建筑第６分部等。上述部队共有十万之众。
自从楼兰国灭亡之后，罗布泊一千六百多年来从未有过如此热烈的车喧人闹。参加两弹基地建设的工程兵指战员，使这片沉寂的土地沸腾了。一顶顶毗连的绿色帐篷点缀得罗布泊生机盈然，一批批仪器仪表以爆心为圆点布置在不同的工号中，一条条粗如手臂的电缆将爆心与各个控制站联为一体。罗布泊这片浩无人烟的戈壁滩，真正成了一座整装待命的战场。
陈士渠将军说：“由于当时的特殊背景和严格的保密制度，十万大军默默地开进罗步泊，又默默的撤离罗布泊。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业绩至今仍鲜为人知。在当代人的心目中，只知道从事两弹研制的科学家和试验发射部队，而从未听说那个代号为‘７１６９’的特种工程部队也为我国的两弹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想到这里，我内心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和不安的复杂感觉。”
向“死亡之海”挑战
“孔雀河的干河床中，偶尔有芦苇、红柳和一些低矮的小灌木出现，甚至有时还会出现一汪不动的死水。此外便是干沙、泥沼或白花花的盐碱，连河滩中的石头和败草的枝叶上，也挂着一层白霜。而河床以外，则是一片又一片的戈壁。车子行驶了一两个小时都是这样的情景，就象行驶在古代的洪荒岁月。
“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一些沙漠动物，也是呈现着原始的洪荒状态：黄羊、野鹿、野骆驼，看见车子到来，瞪着质朴、呆滞的眼睛，依然缓行慢走，我行我素，毫无恐慌的表现。
“忽然，我们看到了一架飞机。这是在罗布泊西岸的楼兰古城遗迹旁，一架象恐龙骨架一样的帆布翼飞机。在距飞机８０米处，躺着３男１女４具干尸，有的卷曲着，有的卧着，有的趴着，由此可以想象到他们临死前极力挣扎的痛苦情景。”
......
随着陈士渠将军的回忆，我似乎看到了十万工程兵在“死亡之海”罗布泊生存、奋斗的一幕幕情景－－
地质队的一位女技术员在帐篷门口看报纸，一阵风把报纸跑了。她提着裙子去追，谁也没有想到她竟一去不复返。
有一个战士到孔雀河边割芦苇盖“干打垒”也神秘地失踪，部队派出上千人结成人网寻找好几天，毫无结果。一年后，尸体竟然就在附近的芦苇丛中出现，这具已经干枯了的遗体，手枪水壶还挎在身上。
第一支勘察队在大沙漠遇上了沙暴，飞沙走石三天三夜，两个人被刮没了，指挥部派人找了５天，才把他们找到，幸亏他们抱住了一丛骆驼刺，使身体上的水分未完全耗尽。
有一次，一辆４０吨重的大油罐车竟被风刮出２００多米远，放在车站的１００吨水泥被刮的精光。
没有粮食吃，发动全体官兵挖野菜，摘骆驼刺，放上点粮食伴着吃。有的部队打猎，一直打到青海。为了打一只野羊，甚至追赶几百公里......
“在罗布泊，水最珍贵。”陈士渠将军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还喝过蚊子水呢！”
“蚊子水？”好稀奇的名子！
“是的，蚊子水。”老将军解释道：“在沙漠里，水就是生命；水源枯竭，就是生命的枯竭。罗布泊这地方空气含水量只有百分之三十，别说肚子里的存水，就是泉水都被蒸干了。所以广大指战员特别珍惜水。在没有水源的地方，想办法收藏了部分雨雪水，尽管水里蚊子很多，大家仍然食用它。开始我不摸底，端起杯子就喝，水到口中，总觉得有松乎乎的东西，别有滋味。仔细一看，原来杯里有厚厚的一层蚊子，因为已经煮熟都沉到水底，但又不好把它捞出来，主要是蚊子太多了，如果把蚊子都捞出来，水也就所剩无几了。为了珍惜水，还是连蚊子带水一起往肚里灌。蚊子也是一种昆虫，反正已经煮熟了，说不定还有些营养呢！”
毛主席说，你们做窝，他们下蛋。你们都立了大功！
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７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建设在北京郊外的我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第一批中国自制的放射性同位素已经从这座原子反应堆中生产出来。
就在京郊原子反应堆移交生产的同时，陈士渠将军领导的罗布泊核基地建设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陈士榘将军好记性。他伸出右手掌，屈指而数，为我列举了下面一系列鲜为人知的日子：
１９５９年春天，工程兵在罗布泊以西７００公里长，１００公里宽的面积上布满了足迹。他们创造了严冬进出罗布泊的奇迹。
同年３月１３日，工程兵部队由敦煌迁至托克荪设生活区。这里北有海拔５千公尺的博格达峰及支脉海拔２千公尺的库鲁克山，南有海拔５千公尺的阿尔金山，东靠多盐碱的丘陵地带，西南为塔里木大沙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心位置将在这里选定。
１９６０年初春，工程兵千余名军人历经一年多的艰辛，在测定的爆心插入了一根木桩。这木桩标志了亚洲第一座核试验场的诞生，标志着“东亚病夫”将高举起他强有力的自卫拳头。
同年６月，中国和苏联签定的核技术研究协定。墨迹未干，苏联就单方面撕毁了。这个日子便成为我国正在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５９６。
１０月１４日，核基地爆心位置耸立起一座百余尺高的铁塔。这尊采用无缝钢管材质结构的铁塔，包括８４６７个部件，自重近８０吨。塔顶耸立了一栋金属构造的小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象一个睡熟了的小孩静静地躺在里面。
在它的周围，９０多项效应工程分布在６０公里的范围内。飞机中队、坦克群、火炮阵地、通讯指挥地面中心、雷达、钢筋水泥工事、舰艇、油料库、医药食品供应点应有尽有。３千台监控监测仪器仪表与这些效应物一起展开在爆心四周，将准确地记录下原子弹爆炸的全过程。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４时５９分４０秒，寂静的罗布泊上空突然出现了一道耀眼的闪光。”
陈士渠将军谈到这里格外兴奋，他生动向我描绘了那天亲眼目睹的惊心动魄的情景－－
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冲击波狂风般的向周围卷去，紧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鸣响，犹如阵阵惊雷。雷鸣声消失后，雪白的浓雾在空中翻卷，浓烟挟着尘柱滚滚上升。而后，漫漫大漠中冉冉升起了一朵美丽的蘑菇状烟云。更使陈士渠将军难以忘怀的是爆炸中心展示的惨烈而美丽的景象：“那座巍峨的铁塔顷刻间化为一条条麻花；机群化作一具具骷髅；坦克象被回炉的块块赤色毛铁；火炮阵地、通讯中心变成了一堆堆塑料玩具......”
１９６４年元旦之夜。
毛泽东主席健步走上天an门城楼，来到一片金星闪烁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中间。将军们或敬礼，或鼓掌，微笑着争向自己的统帅拜年祝贺。
毛泽东主席走到陈士渠将军和张爱萍将军面前时停了好久。他一手握住陈士渠将军的手，另一只手指着张爱萍将军，笑着说：“祝贺你，你们（指工程兵）立了功，他们（指国防科委）出了名，你们做窝（建成两弹基地），他们下蛋（成功地爆炸原子弹），我们中国人说话开始算数了！你们都立了大功。”
（本文刊于1995年《世界军事》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