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长征的问题!

王朝知道·作者佚名  2009-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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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文化/藝術 >> 歷史話題
 
問題描述:

1.为什么要长征?

2.长征中的著名事迹(3、4件就行)。

求求大家了!!!今晚务必要找到啊!!!!

參考答案: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 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低估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国内日益增长的抗日民主要求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调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1.丰 碑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

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

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

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

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早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象在为战友指明前景的道路。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和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

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

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

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起,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出,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

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

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走进漫天的风雪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2.孙毅的身体好是全军出了名的,当年八九十岁的时候,每天还走十几里甚至 二十里路。出去办事,专车不坐坐公共汽车,还给老幼病残孕让座,带动了他常 乘坐的那路车良好的风气。

孙老将军的右腿患有严重的静脉曲张,经解放军总医院专家的再三会诊研究 ,报请军委总部批准,决定对他的右大腿进行截肢手术。听到这个消息,平时很少流泪的老将军抱着右腿号啕大哭。但孙老毕竟是久经沙场,有顽强战斗意志的 老将军,加上军委领导的悉心劝说,孙老很快恢复了平静,于2000年10月毅然进 入手术室。

孙老因患胃穿孔,曾两次做手术,医生担心其时已94岁的他做不了胃镜。但

孙老以顽强的毅力顺利地完成了胃镜检查,成为做胃镜年龄最大的患者。

1993年孙毅过90岁生日, 时任国防部长的迟浩田上将对孙毅说: “我要交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希望你带个头,成为全军的第一个百岁将军!” 2002年5月12日,孙毅将军在自己家里愉快地度过98岁生日。再过两个生日,孙老就会完成迟浩田上将交给他的任务了。 他笑眯眯地说:“我快100岁了, 这得益于我是共产党员。” 大家都有些诧异。孙老接着说:“作一名共产党员,我心情愉快 。虽然现在不能像以前那样天天走十几里路了,但我坐在轮椅上也要天天在院子里转。再有就是我每天都写字。”

在当年的长征路上,他作为军委教导师参谋长本应该骑马,但共产国际派来 的军事顾问李德,却以“孙毅是白军过来的”为由而取消了他的骑马资格。面对 如此歧视,孙毅一笑置之:“没有了四条腿,我还有两条腿嘛!”就这样,他毫 不介意地凭着自己的一双铁脚板走完了长征路。每当有人提起这段不愉快的往事 时,孙将军总是豁达地调侃道:“我还真要感谢那位李德先生,他使我锻炼了两 条腿,为健身打下了基础。”孙老的言语间始终流露出乐观、自信与自豪。

谁也料想不到,早在60多年前,他曾被白求恩大夫诊断为“生命前途不佳”!那是在1938年深秋,在太行山上,诺尔曼·白求恩这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国 际主义战士、加拿大著名外科医生,受聂荣臻元帅之托,为病情和身体状况不佳的抗大二分校校长孙毅做了一次全面检查。白求恩大夫坦率地说:“孙校长你太疲劳了,应该立即放松身体,减轻身体的负荷量,否则你难以完成将来的重任。 ”“白大夫你是对的,可我是校长,时刻都要坚守在岗位上。”孙毅坚定地说道 。白求恩大夫双眼紧盯着这位倔强的中国军人,翘起拇指连声说道:“That's Great!Great!”体检,白求恩大夫亲笔写了一封信给聂荣臻元帅:“孙毅校长 工作时精神高度集中,过度劳累,患有严重的胃病,他的生命前途不佳。”并恳请对孙毅同志的工作进行适当的调整。然而,白求恩大夫恐怕没有想到,60多年

后的今天,孙毅将军依然健康地活着。

现在孙老每天只睡六七个小时,坚持收看新闻,读书读报写字,生活很有规律,心情也很愉快。他用实际行动验证着自己“生命在于运动,锻炼能抗百病; 刻苦锻炼,保持康健;健康生快乐,快乐生健康; 名利、地位观念打破了,精神才能真正愉快,思想上才能获得真正解放”的那段名言。

传奇:辗转南北从旧到新

孙毅出生于河北省大城县城内一个贫农家庭,原名孙俊华。1920年10月,高小还没毕业,因为家庭生活困难,孙毅就离开家乡出去找事做。就在那个时候,他把自己原来的名字——孙俊华改成了孙毅。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取“杀敌为果,致果为毅”的意思。

外面的世界到处都是军阀混战,孙毅飘泊了两年多,从北转到南,到过上海厦门、潮州,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安身之业。他只好又从南转回北,投奔在河南 开封做事的哥哥。哥哥在相国寺街警察所当教员,生活也很窘迫。孙毅在开封呆 了半年多,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差事又丢掉了。哥哥终于也忍不住了,一次和他吵起来,冲口说: “你拉个洋车去,也比在我这儿闲呆着强呀!”

3.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长征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1师第1团一部在四川省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后,蒋介石急调川军2个旅增援泸定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迅速渡过大渡河,挫败国民党军前后夹击红军的企图,决定红1军团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两路夹河而进,火速夺占泸定桥。27日晨,右路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2师第4团,由团长黄开湘(又名王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从安顺场出发,沿途击破川军的阻击,经2昼夜强行160公里,29日晨占领了泸定桥西桥头。泸定桥扼川康要道,全长100余米,宽2.8米,由13根铁索组成,横跨在汹涌奔腾的大渡河上,两岸是峭壁,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守城川军第4旅第38团(欠1个营)在红军抵达前,已将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悬空的铁索。是日16时,红4团第2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突击队员,在全团火力掩护下冒着川军的密集火力,攀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击,当接近桥头时,川军突然施放火障,突击队勇敢地穿过火墙,冲进泸定城,同川军展开巷战。后续部队及时投入战斗,经激战,红军占领泸定城,川军一部被歼,其余向天全溃逃。与此同时,红1师和干部团击溃川军的阻击,胜利到达泸定城,策应了红4团的夺桥战斗。接着,中央红军主力从泸定桥上越过天险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腊子口战斗

1935年9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从甘肃省俄界地区出发,继续长征北上。16日,先头部队红4团在前进中击溃国民党军新编第14师第6团的阻截,当日下午逼近甘肃省南部要隘腊子口。腊子口素称"天险",口子宽约30米,两边绝壁峭立,中间是腊子沟,沟上有座木桥,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路。国民党军新编第14师在桥头和山崖上筑有碉堡,以1个营扼守隘口,1个营配置在隘口后边的三角形谷地,师主力配置在隘口以北至岷县一带,可随时增援。红4团决定,以第6连从正面强攻,夺取木桥;第1、第2连迂回到隘口守军侧后,两面夹击,夺占隘口。入夜,攻击开始。团政治委员杨成武指挥第6连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向桥头猛冲,国民党军居高临下,凭借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固守桥头堡,第6连几次猛攻均未奏效。17日凌晨,第6连又由15名战士组成3个突击小组轮番向桥头突击。此时团长黄开湘(又名王开湘)率领的第1、第2连,从守军左侧攀上峭壁悬崖,迂回到隘口守军侧后,突然发起攻击。守军腹背受击,一部被歼,其余溃逃。拂晓,红4团占领腊子口,为红军陕甘支队北上打开了通路。

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后,顺利地通过了凉山彝族地区,向大渡河急进。大渡河主要是四川境内一条峡谷河流,水深流急,两岸高山峻岭,地势险要。蒋介石一面派兵向北急追,同时调集军队增强大渡河防御,企图凭借天险消灭红军。5月24日红一师先遣队突然袭占安顺场渡口歼敌一个营,夺获一条小船。次日,由十七名勇士组成突击队,进行强渡,占领了北岸渡口,打垮了敌人的反扑,歼敌一个营。并陆续渡过第一师。为了龛工军主力迅速渡河,第二师以四团为前卫,沿西岸北进,抢夺上游的泸定桥。第二师一昼夜急行军一百二十公里,赶到泸定桥西头,乘敌人尚未彻底破坏泸定桥以前,立即组织夺桥战斗。由二十二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攀缘十三条铁索,冲过大渡河,夺取了泸定桥。后续部队迅速渡河攻占泸定桥,歼灭守敌两个团,与第一师胜利会合。5月31日中共中央率红军主力从泸定桥上通过了大渡河。蒋介石妄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迷梦宣告彻底破灭。

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瓮安猴场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红军总政治部下达《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朱德电示红军各部,乌江“偷渡部队不应小于一个团”。红一军团第2师进抵乌江南岸,其前卫4团逼近乌江界河渡口,进行火力侦察,准备渡江。

作者: 222.47.175.* 2005-11-16 20:2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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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回复:谁有有关长征的一些感人事迹呀!(拜托帮找找,我快烦死了!~~~~

国民党“追剿军”第2兵团总指挥薛岳到马场坪,与贵州总指挥王家烈商定黔北部署。王家烈称“30日晨匪一股由王文场向江界河新老渡口抢渡”,“午又匪一股约4000余人,向我回龙北岸渡口抢渡”。

1月2日,红军右纵队一军团主力和九军团,在余庆县箐口附近的回龙场渡口击溃黔军第8团万式炯部,渡过乌江。9时,红一军团2师4团在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在江界河用竹筏强渡乌江未成功。入夜后,4团再次强渡乌江,第3连连长毛振华率4名战士登上北岸。

黔局教导师师长侯之担上报称“匪一股由回龙场以机炮向箐口猛攻”,“又一股约2000人在江界河对岸,向我猛攻”,“匪即扎筏强渡”。

1月3日9时,红军在江界河发起猛烈攻势,击溃江防黔军第3旅林秀生部第5、第6团,强渡乌江成功。红军干部团、工兵连在渡口架设浮桥。军委纵队及五军团渡过乌江。左纵队三军团于茶山关渡口过乌江,进驻遵义尚稽。17时,红一军团2师先头连占领黔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猪场(今珠藏)。王家烈向蒋介石电报乌江战况,称“该匪北窜渡江之企图,已可明证”。

血信

1935年,红三军团长征来到娄山关。蒋介石集中了几个师的兵力,妄图把红军消灭在娄山关下。双方血战最激烈的时候,彭军团长和其他首长来到前线指挥所。中央机关就要过来了,如果不拿下娄山关,红军大部队就有被围歼的可能。彭军团长十分焦急,一边在指挥所里来回踱着,一边低声念叨:“派出的侦察员怎么还不回来?”跟随首长来前沿的军团宣传队长钟明彪也为首长担心,两眼紧紧地盯着前面的山峰。

突然,钟队长发现从敌人阵地背后的山脚下跑过来一个人,个子小小的,穿着一身破旧的老百姓衣服。他一手捂着肚子,一边跌跌撞撞地猫着腰往这边跑,一边往山上招手。钟队长见状,冲出掩体,快速跑去接应。跑近一看,呀,这不是半年前入伍的小战士刘志林吗?此刻,小刘的衣服已被鲜血染红了,肠子都流了出来。见到钟队长,他再也支持不住,右手兜住肠子,一头栽倒在钟队长的怀里,嘴里却吃力地喊着:“快,快去报告彭总,10团一部冲上娄山关主峰,又被敌人给扑压下来了,快派部队增援!”“给你包扎一下吧!”

“不要管我,我是共产党员,你快去报告呀!”说着,小刘使劲推开了钟队长。

军情紧急,钟队长只好轻轻放下小刘,飞速跑回指挥所向彭军团长作了汇报。

彭军团长立即命令干部团增援,一鼓作气拿下了娄山关。

钟队长发了疯似地跑下山,去救小刘。在娄山关的山路上,他看到一条由一滴滴鲜血滴成的血路。沿着这条血路,他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已经牺牲了的红军小战士刘志林。后面的同志们也赶到了。大家抹去脸上的泪水,掩埋了小刘的遗体,悲痛万分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神枪手

军委总部来到贵州仁怀县一个山坳的时候,警卫班的战士们麻利地把首长和自己的营房安置停当,留下值勤人员,然后一起走到村边,在一棵枝叶茂密、一抱多粗,约有十多丈高的大树下,唱歌、跳押、摆龙门阵,消除战斗、行军后的疲劳。

不多一会,碰巧总参谋长刘伯承也来这里散步。他主动参加了警卫班的活动,和年轻的警卫战士们一起谈天说地,玩得非常高兴。

忽然,从头顶上传来几声“哇哇”的叫声,刘伯承顺着声音一看,在大树纵横交叉的枝桠上,站着一群乌鸦,不由心中一动,立刻诙谐地对警卫员们说:“你们哪个的枪法最准,快打只乌鸦下来给大家打顿牙祭(即加餐)吧!”

警卫员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肯开枪打乌鸦,有的是怕枪法不准当面丢丑,有的是不愿在领导面前耍弄武艺。

其中有个年轻、机灵、调皮的警卫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总参谋长,你文武双全,是全军出名的神枪手,今天就请您给我们来个示范表演吧!”“要得——”

“欢迎——”警卫员们不约而同地拍起巴掌来。

刘伯承略一沉思,哈哈大笑地回答:“你们还会倒打一钉耙,将起我的军来了!好吧,就让我来试试看。”说着,不慌不忙地从腰里拔出左轮手枪,只见他不用瞄准,手一举,“砰”的一声,一只乌鸦扑棱棱地应声而落,黑光闪闪的翅膀还在不停地扑腾哩。

“好枪法,刘总长真不愧为百步穿杨的神枪手!”警卫员们异口同声地啧啧称赞。只有要求刘伯承作示范表演的那位警卫员依然半信半疑地说:“嗯,树上那么多乌鸦,怕是撞到一只的哟!”

一袋干粮

这个故事,发生在很多年以前,红军叔叔长征的时候。

在红军部队的医院里,有个小红军叫小兰。小兰才13岁。她的爸爸、妈妈都被地主逼死了,她也被地主拉去干活,受尽了地主剥削和打骂。后来,红军来了,小兰跑到部队,说什么也不离开红军啦。

红军长征的时候,小兰跟着部队走进了草地。

一说草地,小朋友们准会想到公园里那长着绿茵茵小草的草坪,又平坦又好看。红军叔叔过的草地可不是那样的,那里荒凉极啦。地上除了野草就是烂泥坑,走几十天也走不完。一路上看不见一间房子,找不到一个老百姓。只有几只老鹰在天上飞旋。

这天,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了一个小村子。红军叔叔一看,可高兴啦。小兰也乐得又蹦又跳。有了村子就能找到粮食了。

部队进了村,小兰把伤病员安置好,就拿着米袋找粮食去了。可村里一个老百姓也没有。

小兰在村里走着走着,看见一个打麦场。场上堆着一堆麦秸,上面还有没有打干净的麦粒。她把麦秸捶了又翻,翻了又捶,东一粒,西一粒地捡起来。总共不到一小碗。这点东西能吃几顿呢?不行,还得找!小兰刚走不远,正好碰见一个大个子红军,扛着一袋沉甸甸的东西走过来。

小兰一看,哟,这不是在我们医院养过伤的那个大个子吗?小兰忙问:

“哎,你在哪儿搞来这么多的粮食呀?”

大个子红军放下口袋说:“嘿,是小兰呀,我这粮食是在地主院子里挖出来的。你找到多少粮食了?”

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王震等领导的第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途经洞口县境,北上抗日。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当年红军留下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动人事迹,深深地铭刻在老人们的心里,流传在广大的群众中,现在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我们的贺主席

1935年12月19日中午时分,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团部分主力,从管竹进入岩石乡。三个穿灰布军衣、身背短枪的战士来到三房院子,见一妇女抱着小孩慌慌张张走进自己家里。战士跟着走进她家堂屋,见她房门紧闭,便轻轻地敲门说:“嫂子,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请你开开门,我们有事和你商量。”青年妇女叫欧阳香元,丈夫在外做挑夫,她听到敲门的声音不是很急,喊话的声音也很平和,就开了房门。战士见她屋内还有一间空房,便提出:“嫂子,今天晚上借你这间空房搭个铺住一晚上,你看行不行?”欧阳香元虽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话,但知道他们是要借房子住,于是脸上露出了同意的笑容。

过了一会儿,有位战士领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穿兰布长衫、留有八字胡子的人来到了欧阳香元的家门口,后面跟着二三十个穿灰布军衣、背短枪的战士,在禾坪里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那个八字胡子对大家讲:“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我们有铁的纪律,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能进年轻妇女的卧室内;”接着又讲,“我们红军无论走到那里,都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家里的东西未经主人同意不能搬动,借东西一定要还,损坏和丢失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团结群众去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欧阳香元从战士们的表情上,看出八字胡子是个大官。听他讲话句句为老百姓着想,认定红军是好人。她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把那个八字胡子讲的话告诉别人,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家,她走到堂屋门口见地上搭起了铺,那个八字胡子和另外两个人在煤油灯下看地图,一边看一边比比划划。她想知道那个大官是个什么官,于是走到门外悄悄地问一个小战士:“那个穿兰布长衫、留着

胡子的是你们的什么人?”小战士轻声地告诉她:“是我们的军团长,苏维埃政府的贺主席,我们都喊他贺老总。”她听后心里嘀咕,原来他是个大官,难怪战士们都规规矩矩听他讲话。

她走到房内,一位女战士非常和气地请她坐下,像亲姐妹一样和她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她问女战士:“你是哪个的老婆?”女战士很爽快地告诉她:“我是贺龙同志的爱人,今晚住在你家,真麻烦你了。”她知道了住在她家里的是红军的大官贺龙主席一家人,不好意思地说:“这房子不好,没有好好收拾,真对不起你们,”女战士说:“等打完仗以后,穷人就有好房子住了。”

第二天清早,部队要走了,有些战士在收拾行装,有些在打扫卫生,有个战士走到欧阳香元嫂嫂雷青菊面前(住她对门)再三询问是否有损坏和丢失的东西,雷青菊讲:“只有一个木脸盆没看到。”那个战士不一会拿了一个铜脸盆对她说:“如果找不到就用这个脸盆,找到了就留做纪念,红军的纪律都是贺主席规定的,你一定要收下。”贺主席和战士们走时,群众都含着热泪相送,战士们

也不时地回头,依依惜别。

几十年过去了,欧阳香元没有忘记当年的“贺主席”。1956年,她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挂像时,一眼就认出了当年住在自己家里的贺主席,高兴地说:“你们看,我们的贺主席又回岩山来了,又到我们家里来了。”

可敬的先烈

第二、六军团自从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的军队始终跟踪他们、搜索他们,妄图把他们消灭在长征途中。12月21日中午,从高沙开往花园的第六军团,有的在李家渡一带休整,有的在行进途中。战士们虽然头上都用树枝、绿叶作了伪装,但国民党飞机还是发现了目标,丧心病狂的投下了6颗炸弹,20位战士当场光荣牺牲,数十名战士受伤。

当时年仅12岁的王康元正赶着牛回家,一位红军战士见状,急忙跑过去,尸把将王康元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王康元安然无恙,而那位战士却血流如注。王康元的叔父王仁德知道后,深为红军战士舍已救人的精神所感动,为了报答红军战士的救命之恩,他冒险同李明生、刘大炳等20多个贫苦农民一道,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蛇形山一块空地上。但红军走后不久,一些土豪劣绅心怀鬼胎煽动说,“红军葬的地方是‘风水宝地’,是李家渡的‘龙脉’所在。现在‘龙脉’挖断了,‘龙神’不安,只有把红军的尸体挖出来,丢到河里去,才能保住‘龙脉’,恢复‘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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