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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二万五千里长征
简称“长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根据地向陕北根据地进行的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开始，1936年10月结束。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连同后方机关人员8．6万余人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分别从江西的瑞金、雩都（今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随军带上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一切笨重的器材，使部队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红军英勇奋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转移到湘江以西地区，但已损失过半。这时，蒋介石已察觉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刻调集重兵，准备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在这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5日，红军攻占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黔北挺进。黎平会议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12月底，红军进抵乌江南边的猴场（今草塘）。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后，红军强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指挥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在贵州以西，曾四次渡过赤水河，使敌人疲于奔命。随后，出敌不意，南渡乌江，进逼贵阳，直入云南，抢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5月顺利通过大凉山的彝族地区，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6月14日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与从川陕根据地转移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大主力会师后，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战略方针。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战略方针，而主张向川康边界少数民族地区退却。由于张国焘的阻挠，使红军在懋功和毛儿盖地区停留一个半月，致使胡宗南得以重兵控制经松潘北去的交通要道，红军陷于被动地位。8月4日，党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鉴于松潘战役计划已被张国焘破坏，决定红军主力出敌不意，穿过草地，迅速夺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并依据这个地区东进，以便取得陕甘宁广大地区。毛儿盖会议以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穿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巴西地区，打开通向甘南的门户；左路军由朱德、刘伯承、张国焘率领，向阿坝地区开进。当左路军通过草地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反党野心大暴露，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率领左路军重过草地，向南退却到天全、芦山、大小金川等地，公然进行分裂红军的活动。张国焘还给右路军中的陈昌浩发密电，妄图以武力裹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密电幸被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发现，并报告给毛泽东同志。中央在巴西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率领一、三军团组成先遣支队（陕甘支队）迅速北上，渡过渭水封锁线，到达俄界。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分裂红军，违抗中央命令的严重错误。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攻占天险腊子口，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长征途中，中央偶然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9月27日，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决定放弃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计划，而把陕北作为革命的大本营。1935年10月19日红军抵达陕北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11月初，与由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遭到国民党军队多次围攻袭击，被迫退向西康的甘孜一带。1935年11月，贺龙、任弼时率领的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于1936年7月2日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二、六军团改称为红二方面军。其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他们同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与张国焘进行了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结束。虽然此时红军已不到3万人，但这是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极为宝贵的精华。
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用两年时间，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冲破国民党重兵的追堵，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胜利地完成了长征。红军的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她的胜利，标志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始。
贺龙
贺龙(1896—1969)，党和国家、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原名文常，字云卿，湖南桑植人。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8月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二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红三军军长，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兼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红二方面军总指挥。1935年率部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八路军一二0师师长、一二0师军政委员会书记，率部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9年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冀中区总指挥部总指挥。1940年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政民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1942年到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1945年当选为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任晋绥军区兼晋绥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6年当选为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1969年6月9日逝世，终年73岁。
贺龙同志率领红二方面军胜利长征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同志的正确指挥下，沿着中央红军长征的道路，进行的一次胜利的长途远征。它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自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结束，纵横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宁夏、陕西八个省，历时三百六十日，行程两万五千里。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胜利，体现了率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贺龙同志，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坚贞不渝，坚持与错误路线进行不懈斗争，又顾全大局，维护党内团结。同时还表现出贺龙同志具有无产阶级军事家的超人胆略，不仅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战争的能力，以及红二方面军官兵一致、英勇善战、艰苦奋斗的精神。
策应作战
在红二方面军长征前的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任弼时同志领导的红六军团和由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在川黔地区会合后，组成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为了箝制湖南的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红二、六军团向湘鄂边区的敌人展开了强大攻势。从十一月初到十二月份，接连攻占了永顺、大庸、桑植三县。一九三五年初，红二、六军团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组成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军委分会，贺龙同志任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任委员，彻底纠正了夏曦在湘鄂西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得到了很大发展。
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使湖南军阀何键惶恐不安，即电蒋介石告急。蒋介石集中二十万军队，组成东、西、南、北四路纵队，采用经济封锁，筑堡推进的政策，向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大举“围剿”。这时，遵义会议已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为粉碎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及时地发来了一份十分重要的电报，指示二、六军团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在斗争确实不利时，主力可以突破敌人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贺龙同志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统率二、六军团，从一九三五年初到八月间的半年期间，连续作战三十多次，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板栗园以及忠堡等战斗、战役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打乱了敌军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这一时期的战斗打得有声有色，充分体现了贺龙同志善于领会和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红二、六军团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虽然打了许多胜仗，却仍不能完全粉碎敌人的重兵“围剿”。为了调动敌人，补充兵员物资，贺龙同志向军委分会提出：应抓住敌人原“围剿”已被粉碎，新“围剿”尚未到来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向敌侧后出击。八月二十八日先后占领了湘西重镇津市、澧州和石门、临澧，并在澧州以北消灭了敌樊松甫纵队一部，随即在津、澧扩兵、筹款，使兵员、物资得到了补充。当敌东路纵队李觉等部慌忙东调时，我已向桑植地区撤退。
一九三五年十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又开始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动用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从四面筑堡推进，企图逼我红二、六军团在龙山、桑植、永顺的狭小地区内，进行有利于他的战役决战。这时又接到中央两次来电，要二、六军团仍然留在原有苏区附近。贺龙同志和军委分会其他同志根据中央二月的电报指示及当前的敌我态势，对战略方针进行了多次研究，认为眼前十多倍于我的敌人不断逼近，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给养也很困难，固守根据地已不可能。在敌人包围线外原有苏区的地理条件也不利于我军主力活动。于是确定了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方向转移的战略方针。并决定在突破敌人封锁线后，先在湘中之雪峰山东、西两侧作战役展开，尔后的行动视情况而定。军委分会最后确定根据中央二月电示的精神，向南突围，相机创造新的根据地。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实际上从此开始了。
突 围
贺龙同志选择的突围时间和突围地点，是一个具有卓越的军事思想和远见的战役行动。突围时间过早了，我军得不到时间进行必要的休整和思想动员与物质准备；过迟了，敌人可能调整部署，使我丧失主动。突围地点如向西南突围，没有江河阻隔，又是以前的游击区，行军作战条件较好。但这个地区都是贫瘠的山区，补充人力物力较困难。同时敌人预料我会从西南突围，在这一带防范甚严。向东南突围，地方富庶，补充人力物力较为容易。但敌人李觉、樊松甫两个纵队依据澧水、沅江，虎视眈眈，正等待着我们。权衡利弊，贺总还是决定向东南突围。贺总把突围时间选在我进攻津、澧后，敌被我打乱的部署尚未重新调整，而我又在桑植附近作好了突围准备的时候。由于许多战士是当地群众的子弟，部队要走，老百姓依依难舍，我们又向群众做了许多工作。同时根据贺总的指示将地方独立团编为五师、十六师，使主力部队增加到一万七千多人，并派出十八师担任掩护主力行动的任务，向西佯动，到敌人力量薄弱的龙山地区积极活动，使敌人看不出我要离开根据地和向东南突围的意图。
十一月十九日主力出发，先以一部突破了大庸城东南的碉堡线，打垮了援敌一个营，摆出一副要打大庸的架式，而主力却从大庸东边强渡澧水。等敌人发现我军并非进攻大庸，即派飞机轰炸、扫射，派部队堵截，妄图阻挡我前进时，我主力已全部渡过澧水。我军又以神速行动占领洞庭溪，跨过了沅江。至此，敌人据为天险的澧、沅二水，都被英雄的二、六军团视若等闲地一跃而过了。
我们立即按预定计划实行战役展开。六军团迅速渡过资水、占领了雪峰山以东的新化、蓝田和锡矿山。二军团占领了雪峰山以西的辰溪、溆浦和浦市，控制了湘中广大地区。这时，贺总命令部队在这些地区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参加红军，七天中，六军团就扩兵一千多名，二军团也成立了新兵团。我军进入湘中，对长沙威胁甚大，弄得敌人心惊胆颤，慌忙将“围剿”改为“追剿”。湘中的土豪、富户也惶惶不可终日，埋怨对苏区进攻推得太远，以致后方空虚。事实证明，贺总选择的突围时机和突围地点是完全正确的。贺总灵活地运用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按照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总结的五次反“围剿”的经验，声东击西，使敌人疲于奔命，狼狈不堪。湘中工农群众在我党我军的宣传下，纷纷参加革命活动，我军人力物力都得到了补充，部队士气大为高涨。我原想以溆浦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但部队稍事休整，跟在我屁股后面之敌李觉、陶广、郭汝栋等追击部队就赶到了。我即向南转移，并在武冈地区的瓦屋塘和晃县地区的便水两次作战，消灭敌追击部队千余人，并击退了敌堵击部队，进入贵州，占领了石阡。这时，担任掩护任务的我十八师，经过两个月辗转行军，也按预定计划到达这里与主力会合了。部队又经余庆、瓮安、修文，渡鸭池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占黔西、大定、毕节三县，消灭了堵截的敌人。
黔、大、毕三县地处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高山险峻，道路崎岖。加上“天高皇帝远”，国民党统治也比较薄弱。一九三五年初，中央红军经过这里，曾播下革命的种子。因此部队一到这里，就较顺利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县城四处，贴满了标语。打土豪，分财物，穷人抬起了头。宣传队、扩红队、工作队积极活动，建立群众武装，组织群众团体，闹得十分红火。老百姓兴奋地说：真是闹红了一角天呀!许多同志都想在这里落脚生根，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只有半个多月时间，以顾祝同为总指挥的十几万敌军，妄图协同云南、广西军阀，围歼我军于乌蒙山、金沙江之间。我们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黔、大、毕，继续前进。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几次想建立根据地的想法都未能实现，贺总幽默地说：“我们的根据地还是在我们这双脚板上!”
我军退出黔、大、毕后，在威宁、水城、宣威之间，用“盘旋打圈子”的战术，扔掉了尾追的敌人，进占了盘县。从盘县出发的前一天，我去向贺总请示第二天的行军路线，贺总指示我们向兴义走，相机建立新根据地。我即派便衣侦察队连夜出发了。第二天天没亮，李达参谋长叫起我说：“行动方向改变了。中央指示我们沿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渡金沙江，去甘孜会合四方面军。”
在我进占盘县后，敌人便一窝蜂似的向东扑来。而我军却掉头向西，进入云南，经宣威、沾益、马龙、寻甸到了普渡河。在普渡河，遭到云南军阀龙云率全部滇军的堵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时，贺总又指挥部队连夜行军，直逼昆明。敌人吓得惊慌失措，生怕我军进攻昆明，端了他们的老窝，慌忙把滇军主力调回昆明。而我军采用“虚晃一枪，回马便走”的战术，转而向西攻占富民，把滇军主力扔在屁股后面了。我军又继续向西挺进，敌人害怕我军进攻下关、大理，又连忙调兵去防守。蒋介石也把他的中央大军调来增援，并亲自坐上飞机在空中督战。龙云也派飞机侦察、轰炸，妄想在金沙江、澜沧江之间把红二、六军团一口吞掉。贺总用“调虎离山”、“避实就虚”的战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团团乱转，使敌十几万大军疲于奔命，而我军在滇中却如入无人之境。
为了避免敌机轰炸，我分兵两路，夜间行军，白天休息。不管距离多远，一天攻取一座县城，打得敌人闻风丧胆，草木皆兵。有的县太爷听说红军快到了，早早就卷起细软财物跑了。我二军团经禄丰、楚雄、祥云到宾川；六军团经禄劝、牟定、姚安到宾川，之后折而向北，经鹤庆、丽江，四月二十五日，从石鼓、巨甸走铁索桥，乘小船，划木排过了金沙江。等我全军过江后，敌人的大军才追到对岸。红军战士隔着金沙江喊：“白军士兵弟兄们，你们辛苦啰!谢谢你们送了我们这么远。快拣上我们的破草鞋交给你们长官拿去报功吧!”敌人在对岸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无可奈何。
过雪山草地
过金沙江后第五天，到达了雪山脚下的中甸。这里聚居着藏、汉同胞。金碧辉煌的喇嘛寺，十分雄伟。一到中甸，贺总、任政委就召集干部会。贺总说，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我们一定要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尊重他们的风俗。他命令部队，没有房子住也绝不允许住喇嘛寺。起先，藏族同胞受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影响，对红军的到来疑虑重重。由于我们派出干部宣传我党民族团结的政策，藏族同胞又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纷纷把粮食卖给红军。后来连归化寺中的喇嘛也和红军搞好了关系。贺总还非常高兴地给中甸归化寺写下了“兴盛番族”的题词。
我们在山下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师以上的侦察部门都请了通晓藏汉语的“通司”(即翻译)，请藏民给部队讲了过雪山要注意的事情。藏民还卖给部队一批能在雪山上给人引路的牦牛(藏民称为神牛)。为了御寒，部队还准备了辣椒水。贺总亲自给部队做了过雪山的动员报告，他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面前的敌人是雪山。我们要发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精神，象同敌人作斗争一样，向大自然斗争，翻过雪山去!”
雪山下，高大的树木成林；到了山腰，就只有低矮的灌木了；到山上，连一点动植物都没有，到处是终年的积雪。由于日晒，表面的雪化了后又冻成一层冰壳，而下面往往是很深的大雪坑，人一掉下去就再也爬不出来。雪的反光，又把人映得头昏目眩。走累了还不能坐，一坐下来就别想再起来了。国民党的西康省主席李抱冰为了堵击我军，从打箭炉派了一个营翻过雪山，结果死了一半人才到了巴安。今天，要翻雪山的是英雄的工农红军。有的同志走累了，别的同志架着他走；有的同志眼睛被雪光映花了，别的同志拉着走；红旗引着路，鼓动的口号此呼彼应。这样，同志们团结一致，互相帮助，胜利地翻过了雪山。
根据中央电示，从中甸出发，红二、六军团分两路，二军团走左路经过德荣、巴安(即今巴塘)、白玉到甘孜；六军团走右路，经稻城、理塘、新龙到甘孜。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合。阶级兄弟、革命战友，经过艰苦奋战后会合在一起，显得格外亲切。这时，接中央电令，二、六军团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委。在甘孜，我们见到了敬爱的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才知道张国焘私立伪中央，妄图分裂红军的阴谋；也才知道在桑植收到的要二、六军团仍然留在原有苏区附近的所谓中央来电，和在盘县收到的要我们沿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渡金沙江去甘孜会合四方面军的所谓中央指示，在中甸收到的要二、六军团分两路去甘孜的所谓中央指示，都是张国焘发来的。张国焘利用职权，把持红军总部，长期隔绝党中央和二、六军团的联系，企图把二、六军团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在甘孜，朱德同志见到贺总时，非常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在甘孜，六军团和二军团都先后收到了不少张国焘派人送去的《西北讲座》、《干部必读》等反党小册子，指名攻击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贺总问王震同志你是怎么处理这些小册子的，王震同志说：“这些混账东西，我统统烧掉了。”贺总赞许地说：“好!烧得好!”
张国焘为了达到分裂红军的目的，提出要开干部会，贺总坚决反对，他说：“在这里开会谁主持？提出问题谁做结论？这里开会连房子都没有，不开了吧!现在七月了，还是早点出发过草地，出了草地再开会吧!否则气候条件失去了就走不出草地了。”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坚决反对他的阴谋。特别是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逐渐认识到南下是一条绝路，纷纷要求继续北上抗日。张国焘才不得不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
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红二、四方面军在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领导下，以四方面军为一梯队，二方面军为二梯队，北上过草地。这时部队的物质条件就更差了，体力也更弱了。草地上能吃的野菜只有灰苋菜。这里本来没有灰苋菜，是藏民放牦牛时，牦牛在别处吃了灰苋菜，菜子没有消化，拉出来后生长的，所以数量也很少。有时走前卫的部队吃野菜，走后卫的部队就只能挖野菜根吃。部队带的干粮很少，没病的同志都让给有病的同志吃。最后把皮腰带都煮着吃了。一次，四方面军的同志送来一些羊肉，供给部门就按人数分给每人一份。贺总说：“我那一份不要了，给别人吧。我自己的伙食自己办。”说完自己拿了根竿子钓鱼去了。可他钓来几尾小鱼，还要把周围的同志都叫来尝尝。过草地时，贺总和师以上干部一样，都很少骑马，而他们的马常常让伤病员骑。我们红军就是靠了这种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才战胜了雪山草地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过雪山草地经过的地方，都是藏族聚居的地方。有时还能买到一些糌粑、酥油，部队南方人多，很多人吃不惯，贺总却带头吃，而且吃得津津有味。一次干部会上，贺总风趣地说：“你们这些土包子什么也不懂，糌粑、酥油都是好东西，很有营养。你们看藏民吃糌粑、酥油身体多健壮。到了这里就要适应这里的风俗嘛!”以后，很多同志都渐渐吃起糌粑、酥油来了，可惜很难买到。
红二、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张国焘仍然贼心不死，继续闹分裂，而且时时想着逃跑。贺总看穿了张国焘的诡计，命令二方面军分成两路前进，周密部署，防范张国焘逃跑。同时告诫二方面军的干部：“我们要的是和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北上，大家要时时刻刻把党中央、毛主席交代我们的‘团结’二字放在心上!”还叮嘱我们的后卫部队：“收容掉队的同志，有吃的先让四方面军的同志吃，有牲口先让四方面军的同志骑，不能丢下四方面军的一个同志。”
胜利会师
部队走出草地，经过包座、巴西到达甘肃的哈达铺。稍事休整后，攻占成县、徽县、两当，转而向北到达静宁、会宁。这时毛主席、党中央派聂荣臻、左权同志率领部队前来接应。一九三六年十月，英雄的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了。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了敌胡宗南一个师，胜利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当二方面军到达陕甘边境时，党中央、毛主席又派邓小平同志等前来慰问，并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时，贺总兴奋地说：“这下好了!真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跟前了!跟着毛主席，革命一定会胜利!”
参考资料：
1.新华网
2.新闻频道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3.
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县人
贺龙，借助南昌暴动总指挥
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成为元帅。
他未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
军事造诣和战绩没有任何出色之处。
他创建红二军团时有很强的封建宗族色彩，
在十年间洪湖苏区仅能自保，谈不上发展。
后人往往将此归罪于夏曦洪湖肃反，
其实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比洪湖苏区更为严重。
抗战时一二零师是八路军的三个师中力量最弱、战绩最小的，
长期担任预备队的角色。
贺龙解放战争时仅任晋绥军区司令这一兵团级的职务，
建国后任体委主任。
但如仅就表象认为贺龙一无是处也不客观，
授衔时他在军委中位置仅次于彭德怀和林彪，
庐山会议后他更担任了军委第二副主席，
成为毛主席牵制林彪的首要人物，
六五年取消军衔制就出自他的手笔。
大将——徐海东（1900-1970）湖北省黄陂县人
徐海东，陕北方面的代表，
他的大将军衔完全是派系平衡的典型。
红军长征时除了三个方面军外，
还有一只独立长征的部队最先到达陕北，
即红二十五军，徐海东是这只部队幸存的指挥者，
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之后，徐海东任军团长。
斯诺所写《西行漫记》中曾提到，
蒋介石称徐海东为“文明的一大害”。
由于在战争中肺部负过重伤，
他在抗战开始不久后就已不能工作，
一直处于疗养状态，直至七零年去世。
陕北方面的代表人物刘志丹阵亡，高岗自杀，
徐海东是这一派系中的最高人物了，
而且他为人一向正直和善，与世无争，
授他大将不会引起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