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汉语非常注重翻译音形意的平衡。比如一些地名的翻译，New Yorkà纽约，Champs Elyséeà香榭丽舍；比如具有很强的表意效果的，footballà足球。但是近年来在外来语翻译上，汉语似乎表现出一种对音译的倾向，比如，cloneà克隆，DVD等等。是不是汉语的弱势表现和黔驴技穷呢？我觉得大可不必担心。近年来的新词，多数是科技词汇，在官方给定翻译之前，在民众中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且开始使用。虽然翻译没有直观的表意的效果，但是由于在我们自主的使用中已经对“意”有了充分的认同和理解，那么就不必再依靠文字来达到传达某种信息的目的了。另外，音译也方便我们与国际同步，在科技领域扩大与国外的接触。同时我觉得现在英文新词本身的表意性在减弱，很多都用科技术语的缩略语表达，如DVD、MP3，这些词本身就给意译带来很多困难，于是，我们采用音译或者干脆保留字母。相反，如果我们字对字的将这些词的全称翻译出来，那恐怕反而会看不懂。
这种现象体现出汉字的伸缩性和灵活性，并不是“汉字拼音化”的理由。那么，为什么汉字没有走上而且不能走上“拼音化”的道路呢？以下是我的观点和分析：
我认为字是汉语里最小的表义单位，对应到拼音文字里就是词。在汉语里，一音对应多字，一字又对应多义。比如我们用拼音输入汉字必定遇到的就是从众多的同音字中选出我们想要的字，虽然现在拼音输入法有了很多改进，例如模糊输入，双拼联想等等，这样的选择性工作仍然不可避免。相比之下，拼音文字里的词通常一音对应一词，即便是同音异形词，那么通过上下文背景，我们也很容易判断究竟是哪个词，从而避免歧义。因此，我认为，汉字重于“看”，而拼音文字顾名思义，重于“听”。汉字的形象化特点我认为具有以下几点拼音文字不能比拟的优势：
直观又富于联想义。一方面，由于汉字一音多字现象的普遍存在，我们必须可以避免繁重语音解析工作的文字，那就是“方块字”。“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汉字采用形态语言的拼音文字制度，那么汉字认读的短时间记忆负担将成倍加大，远不如从方块汉字直接获取信息的速度快。”（p.412《汉语与中国文化》，申小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也许我们不能一下子听明白别人的说话，但是有了文字就是一目了然。另一方面，古人以“六书”造汉字。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象形，不仅能够提供读音的辅助，更能从意义上给我们带来联想，中国人“望文生义”的阅读习惯可以说就是汉字所造就的。试想汉字变成拼音，字不成字，那么“六书”的艺术也就只能躺在历史书和博物馆里了。
自古以来自成一体，没有断裂。中国学生阅读古代典籍虽然在文法、词义上也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是与欧美国家学生阅读古籍相比就直接、方便了许多。因为汉字从成形后，演变发展至今没有断代，从甲骨文到现代的简体字，汉字本身没有受到其它文字的影响，以至于但从字上说，我们今日仍能阅读大多数古代典籍。而欧美学生若要研习Classic Study，则必修拉丁文或希腊文这些与现代本国文字相去甚远的古文字，因为他们的文字在历史上经历太多重大的变革，而这些“古文”在现代已经失去的活力，仅仅存在于历史研究等非常狭窄的领域。
维系统一的纽带。地理上看，中国的国土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而行政区划上，欧洲由xx个国家组成，而中国虽30余省，却是统一的国家。历史上欧洲也经历过统一，中国也遭受过分裂，然而自秦始皇后，中国就使用统一的书写系统，尽管人们仍操着各式方言；而自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便渐渐失掉了统一的文字基础，各国文字应运而生。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说：“在广大辽阔的中国领域内，中华字像一条看不见的魔线一样，把严于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血统不同的人民的心声，缝在一起，成为一种自觉的中国人。……因之我们有一个推断， 假定拉丁文也是方块汉字而不是拼音字的话，欧洲早已统一为单一的国家。”虽然这一论断比较抽象，但是回溯历史，我们不得不叹服秦始皇帝“书同文”的伟大功绩。
综上所述，在历经4000多年后，汉字仍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之间的屏障，各国文字间高耸的巴别塔，都不能淹没汉语和汉字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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