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的女性主义
他的代表作《娜拉》(a doll's house，又译《玩偶之家》、《傀儡家庭》)于一八七九年出版，引起巨大反响。一八八○年在挪威，请客饭局的帖子上都清楚写着：“席间请勿讨论《娜拉》”。但同一时间里，一个以“娜拉”命名的女性团体却在挪威各地展开活动。这个剧本和这出戏不仅在挪威搞得轰轰烈烈，它更传到中国，对五四之后的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都有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女性角色的转变、个性的塑造以及在女性的自觉上。
英特芒剧院演出的这个版本，由柏格曼( i ngmar bergman)改编(删减了原作许多的对话)，导演是谢尔(bartlett sher)，柏格曼同样也是处理复杂社会、婚姻、道德、男女关系的戏剧高手。
《娜拉》中的娜拉本是个备受丈夫呵护的娇美妻子，不仅有中产阶级稳定优裕的生活，也具备做母亲和妻子的幸福，却因着多年前一次背着丈夫冒名签字的举动(为的还是借钱好让丈夫出国疗养身体)，引起了一场家庭风暴。刚得到晋升的丈夫受到下属(债权人)的威胁而惶恐，更因此怒斥娜拉。这个举动彻底暴露出男主人公的软弱和毫无做丈夫的担当。他只看见自身与眼前的名誉地位，也只允许娜拉在生活中固定地发挥妻子、母亲的社交功能，却无视娜拉的个人和她的意愿。说穿了，他爱的并不是娜拉，只是一个乖乖听话的妻子，一旦这个妻子出了错(哪怕是为了他)而有可能威胁到他的名誉和地位时，他便会马上全盘否定她的意义和价值。
娜拉为此出走——即使丈夫在风暴平息后又回头欲与她重修旧好。至于娜拉出走到哪里，剧作没有交代。基本上她是走出了家庭，走进一个乌托邦。现实中她没有任何财产，在法律上也不具有代表性，因此她出走的地方在现实里是不存在的，易卜生只是指出了一个象征理想的方向而已——一扇门，一条有别于家庭桎梏的通路。
即使如此，其关门之声的砰然回响，却强烈地震动了当时的家庭社会，包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鲁迅曾撰文《娜拉走后怎样》，好象不相信一个弱女子能够敢于对抗整个父权社会似的。在当时，这种对抗的下场看来也只能是悲剧。不想，六十多年之后，中国妇女纷纷以走出婚姻作为另寻出路的手段。前不久，《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上有一篇文章，标题就是“离婚——中国女性找寻幸福的另一个选项”。
相较于女性不满婚姻的出走，易卜生在他另外一出细写女性心理与婚姻的剧作《海之女》(the lady from the sea)里，对遐想、爱和迷恋、婚姻和条件的交换等主题，有更深入也更达观理性的解析。此外，一些象征的运用和人性幽微的探索，都使这出剧比《娜拉》更完美、细致，更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