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
公元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王、张、江、姚“四人帮”被粉碎，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公元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真正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徘徊的局面，“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也才开始得到彻底清理和纠正。正是在这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的社会大背景下，随着整个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调整，中国电影才真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电影艺术家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创作积极性空前高涨；人性的禁区得到了突破，人的主题的深化成为了电影艺术家思考的母题和创作灵魂所在；长期以来一统天下的戏剧化创作模式受到了挑战，电影语言的现代化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并成为了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焦点；一大批头脑敏锐和富有创新精神的年轻电影艺术家群体登上了创作舞台，开创了电影创作的新局面并为其后更年轻的电影艺术家群体树立了榜样。可以说，公元1979年是中国电影发生历史性转折的关键之年。电影界老前辈夏衍曾这样写道：“从1979年中国电影创作情况来看，只要电影工作者思想解放，大胆创新，少则五、七年，多则十年，中国电影将会在世界影坛占得应有地位。”①电影理论家张骏祥更是兴奋地说：“已经到处可以闻到春天的气息了。”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1979年是完整意义上的新时期中国电影的起始之年。从此，中国电影才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和全面繁荣的时期。
电影是一门艺术。这对于中国电影艺术家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尽管电影每时每刻都受着政治的巨大影响和侵蚀，但电影作为艺术的观念及其神圣地位在电影艺术家们那里更是不曾动摇过的。1979年到1985、1986年，中国电影艺术家们是在较少受到政治的影响和干扰，而可以根本不去考虑经济的环境中进行艺术创作的，可以说是获得了一种空前绝后的创作自由。于是，一大批在将来后人撰写中国电影史时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显赫地位的电影杰作就产生出来了：《沙鸥》、《邻居》、《逆光》、《小街》、《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城南1旧事》、《骆驼祥子》、《人到中年》、《乡音》、《人生》、《一个和八个》、《喋血黑谷》、《黄土地》、《猎场扎撒》、《红衣少女》、《黑炮事件》、《绝响》、《野山》、《小巷名流》、《良家妇女》、《女儿楼》、《青春祭》、《盗马贼》、《笑蓉镇》、《孙中山》……用传统的话说，中国电影在题材、体裁、类型、风格及样式上都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辉煌的“黄金岁月”。尤其是“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以其强烈的视听造型、影像的丰富表现力和独特的人文内涵而令中国乃至世界的观众“震动”、“震惊”。他们的影片在一些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奖而令中国电影受世人瞩目，开创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历史性进程。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艺术家们应该说是很幸运的。
塔可夫斯基是长镜头的鼻祖
纪实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电影批评家安德烈·巴赞和德国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