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现代文学中的乡土小说
參考答案:从现代化进程来看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
在谈到现代化进程中的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的特点时，我们必须先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现代化也叫近代化，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标志，其核心是工业化。从历史进程看，从落后的封建社会进到工业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代化贯通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社会主义确立、发展的全过程，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趋势。从内容上看，它是以科技为动力，以工业化为中心，以机器生产为标志，并引起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全方位变化的一场社会变革。在中国近代，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就是实现社会转型，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近代社会。
而乡土小说，根据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所说 “……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所以，所谓乡土小说，主要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
从这定义，即可知乡土小说所要描述的，不是在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而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古老的农村文明。
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是相互矛盾的，中国现代化正是从农业到工业，从落后到先进，从封闭到开放。所以乡土代表了落后，而描述落后显然不是温情脉脉的，而是具有暴露性的、批判性的，并从中引出对现代文明的思考，而这种描述落后的意识，则来源于作者的人文理性和忧患意识。
那么又何为人文理性，而何为忧患意识呢？
我们可以从乡土文学诞生的历史来看，它们诞生的文学背景，是因“五四”小说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与读者欣赏心理的进步，要求着艺术上的突破。“五四”高潮到退潮，读者对表现和发泄自己的苦闷情绪的要求更加强烈，希望在作品中能够看到更广阔的社会人生，看到生活在其间的人的命运与性格的非“观念化”的、更个性化的真实描绘。这样就要求作者具有人文理性精神，用周作人的话说，能够将文学的“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统一起来，才能够更多地体现人的真实个性。
乡土文学中，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的阴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朴人性和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为乡土文学所容纳，而愚昧与文明的冲突，在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更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主题。至于乡土文学的作家，他们的乡土作品的视野，表面上看，似乎只专注于乡土间的纯美故事，如沈从文的《边城》中少女翠翠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单纯而美丽，有着未受现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禽兽在做梦，草木能谈吐，大自然的“神性”成为乡土世界沉默的主宰。
但细究起来，现当代任何一位以乡土文学为题材的小说家，几乎都无法完全回避关于现代意识和外部世界对乡村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以直接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有时则以间接地叙述表达对于现代文明的某种否定态度。
作为中国文化起源地之一的北京，明清以来它作为皇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在近代它艰难而慢慢地经历向现代城市的过渡过程。传统的本质文化在衰落的同时又顽强地存在着，因此使得变化中的北京保留了某种乡土性。但它不同于湘西文化，它代表了皇城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过程中但是保留了很多乡土性的半现代城市。
沈从文在北京看到，北京古城生命力的衰退，北京人的生命中那种惰性、怯懦，使他感受到他魂牵梦萦的博大精深的北京文化的美在意识形态中逐渐消失。他对美的丧失的一种感慨使他立刻就联想到他的湘西，因为湘西同样使他醉心的那种淳朴而粗犷的美也无可避免地在消失的过程中。所以，他对北京文化的思考更加深了他对湘西文化的一些思考一些忧虑，以至就引起了对整个乡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消失的可能性所产生的一种忧虑，包括美学忧虑。这样就使得他的乡土牧歌又渗入了哀歌的调子，而这个哀歌的调子既是献给湘西的，同时也是献给北京的。
但是这种乡土的亲近性，并没有使其完全融入北京城，他也不能完全摆脱他那根深蒂固的陌生感。《边城》中，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说着某种无法抗拒的悲凉。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亲人的死亡和情人的离去的现实面前，不也宣告了诗意的神话的破灭了吗？
沈从文在北京写了《边城》，在上海写了《丈夫》，这显然是和他在北京、上海的不同体验有关的。
上海是一个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它几乎是十分自然、毫不困难地就和国际接轨，成为“东方巴黎”，一个现代国际大都会，典型的现代大都市，几乎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象征。他在上海感受到的文明危机，使他加深了家乡的同样被现代文明吞噬的危机感。同时，他面对上海这种他所拒绝的糜烂的都市文化，他提出了他的文化理想，是不是需要唤起他家乡所谓的苗族文化，包括少数民族的那种乡土文化所拥有的比较原始、雄强的生命活力来做一个补充。所以这一时期也就是在上海的时期，他用理想化的眼光和笔触创作了《龙朱》、《媚金》、《豹子和那羊》、《七个野人和最后的迎新节》、《雨后》。在这些小说里面，就和《边城》的那种宁静、肃穆、和谐不同，在这样的乡土小说里面充满了无忌的野性，一种圆满健全的生命力，这是被上海糜烂的都市文化所激起的乡土想象，而且乡土想象是被他圣洁化的，被他理想化的。他想用这种平凡的、简朴的、单纯的生活方式来对抗这种畸形的都市文化，他觉得这种存在于自然状态中的一种生命形态极有可能抑制现代都市的弊病。
不难发现，湘西的乡土文化和北京、上海的城市文化的相遇和相撞，北京、上海的都市体验反过来激发他的乡土记忆和想象，最终呈现出今天所看到的这样一种沈从文笔下融合了都市体验和乡土回忆的乡土文学形态。
他说北京人的生命是怯懦的，上海的内在生命力是枯竭的。于是他产生了这样一种都市文明的撞击所产生的对人的生命的危机感，延及了乡土的恐惧感。
《丈夫》，生命的危机感，就是原始生命的活力有可能被现代所吞噬这样的危机感，已经渗透到山村，当地的农民把自己的老婆送去船上去卖唱。他就写这个女人从乡下到城里去变成城里人，变成城里人之后她的习惯什么都变化了。这种精神关系渗透到山村之后，他产生一种危机感，是在上海的体验加深了这种危机感。
整个乡土文学界，作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忧患意识，可能如上所说的是对现代文明的某种否定，也可能是对农村的愚昧与无知的一种控诉。
在现代化过程中，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影响越来越大，农村所谓的桃源胜境的梦肯定要被工业的大机器所一步步摧毁，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乡土小说的出现，或许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认同越来越多，而乡土文学的作家们，则在其中担负着更多的责任，他们必须用人文理性的视线去关注农村的变化，也必须有充满忧患的眼光看待日益现代化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