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小悦问：“主父偃与东方朔哪个更高明？”.我当时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东方朔”。小悦又问为什么？我当时回答说，“因为我对东方朔了解，而对主父偃不了解”。现在一想，对于这个问题不是用一句话就可以回答的。因为在易学领域，东方朔的确相对高明得多，他在易学史上的贡献要比主父偃大得多。有一部千古不朽的著作《灵棋经》就是东方朔所著，东方朔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有着重要的位置。而主父偃在谋略上要比东方朔高明得多。
东方朔，西汉辞赋家。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武帝即位,征四方士人,东方朔上书自荐，诏拜为郎。后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他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常在武帝前谈笑取乐，"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汉书•东方朔传》）。武帝好奢侈，起上林苑，东方朔直言进谏，认为这是"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汉书•东方朔传》）。他曾言政治得失，陈农战强国之计，但武帝始终把他当俳优看待,不得重用,于是写《答客难》、《非有先生论》，以陈志向和发抒自己的不满。
《答客难》以主客问答形式，说生在汉武帝大一统时代，"贤不肖"没有什么区别，虽有才能也无从施展，"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才随意抑扬，并为自己鸣不平。此文语言疏朗，议论酣畅，刘勰称其"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文心雕龙》•杂文》)。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间》等，都是模仿它的作品。《非有先生论》假托有一非有先生在吴作官，三年"默然无言"，吴王问他，他趁机用历史上许多诤谏遇祸的故事，启发吴王，劝谕帝王应虚心纳谏。篇中几个"谈何容易"，感慨万端，意味深长，是传神之笔。另有骚体赋《七谏》，因袭楚辞，无甚新意。此外，《神异经》、《十洲记》等书，曾托东方朔名流传，实际非他所作。
而主父偃与东方朔正相反，《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对主父偃都有记载。史载：主父偃早年学长短纵横之术，后及春秋百家之学，晚而学易。主父偃早年游说燕赵诸公子，不得重用，后西入关朝圣阙。卫青多次向皇上引荐而不见。一日，从早上求见于阙下，直到晚上才许可进见。偃献策，使皇上大悦，后于一年之中连升四级。百官及诸候害怕他向皇上说坏话，都向他行贿，他对此来者不拒。有人对他说，“你也在贪横了”。他回答说“我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
让我对主父偃刮目相看的是，他的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谋略。西汉之初，诸王势力很大，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当时皇帝很头痛的事。即要加强中央集权，保证国家的统一，又要保护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父偃对此向皇帝进策：现在诸五诸候的政治遗产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它诸公子得不到什么利益。不如下召，让诸王的子孙们都有继承土地、财产的权力，这样，即示皇帝恩德，使诸王的子孙们高兴，又可以在几世之后便让诸五的领地越分越小。诸王的势力不消而自弱了。此是一举两全之策。
应该说，这个策略实在高明，在此之前的晁错就是因为向皇上提出削蕃的主张而激起诸王之乱，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那个打着“请诛晁错以清君侧”而造反的历史故事。这两者比较一下，高下便可见了。
主父偃是高明的，然而他的死也一样死于他的高明，他同晁错一样，最后都成了中央与地方矛盾斗争的牺牲品。因为燕王顾忌他向皇帝提出的一些政治主张，便借齐王自杀之事向皇帝揭发他的短处，主父偃最后被族杀了。
而东方朔呢，虽然《汉书》中说他是“武帝弄臣”，现人也有说他“可悲的地位，可贵的人格”。但他在那样一个时代，还是全身而终的。
这两个人对历史都是有贡献的，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
主父偃（？—前126），西汉政论家。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自幼学习百家之书，汉武帝时上书言事，因政论有见识被武帝召见，任郎中、谒者、中郎、中大夫等职。他曾向武帝建议行“推恩令”，即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可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由皇帝制定封号。从此诸王封地、势力大大被削弱。主父偃的建议被武帝采纳，也被诸侯王所怨恨。后主父偃任齐相，纠治齐王之罪，齐王畏罪自杀。赵王便派人告主父偃接受贿赂，武帝大怒，将主父偃族诛。
作者： 221.217.155.* 2005-4-7 23:3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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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回复：东方朔vs主父偃 谁聪明?
主父偃，齐国临灾人也。学长短纵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齐诸子间，诸儒生相与排傧，不容于齐。家贫，假貣无所得，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西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数言上，上不省。资用乏，留久，诸侯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曰：
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今臣不敢隐忠避死，以效愚计，愿陛下幸赦而少察之。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搜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夫务战胜，穷武事，未有不悔者也。
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幷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运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得其民，不可调而守也。胜必弃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国，甘心匈奴，非完计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而攻胡，却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之不足，兵革之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盖天下始叛也。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边，闻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谏曰：“不可。夫匈奴，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帝悔之，乃使刘敬往结和亲，然后天下亡干戈之事。
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秦常积众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适足以结怨深雠，不足以偿天下之费。夫匈奴行盗侵驱，所以为业，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兽畜之，不比为人。夫不上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使边境之民靡敝愁苦，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权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愿陛下孰计之而加察焉。
是时，徐乐、严安亦俱上书言世务。书奏，上召见三人，谓曰：“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乃拜偃、乐、安皆为郎中。偃数上疏言事，迁谒事、中郎、中大夫。岁中四迁。
偃说上曰：“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于是上从其计。又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幷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又从之。
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或说偃曰：“大横！”偃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阸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览其说，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公孙弘曰：“秦时尝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朱买臣难诎弘，遂置朔方，本偃计也。
元朔中，偃言齐王内有淫失之行，上拜偃为齐相。至齐，徧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乃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动王。王以为终不得脱，恐效燕王论死，乃自杀。
偃始为布衣时，尝游燕、赵，及其贵，发燕事。赵王恐其为国患，欲上书言其阴事，为居中，不敢发。及其为齐相，出关，即使人上书，告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齐王以自杀闻，上大怒，以为偃劫其王令自杀，乃征下吏治。偃服受诸侯之金，实不劫齐王令自杀。上欲勿诛，公孙弘争曰：“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偃本首恶，非诛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