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的这种伦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如果从发育生物学角度看，克隆人也是经历了从一个到两个细胞，再按细胞几何级数增长而产生的生命，所以也可以认为克隆人与被克隆人是亲代与子代关系。再从生育过程看，由于经历了在母体子宫发育和最后分娩的程序与过程，也可以认为克隆人是被克隆人的孩子。
另一方面，从社会学和民俗学角度来看，只要社会约定俗成去这样看待克隆人与被克隆人的关系，称他们是同胞兄弟姊妹也好，称他们是亲代与子代也好，并非是什么大的伦理问题。而且，伦理是随社会变化而变化的。过去的三从四德是对妇女压抑的旧伦理，现在改过来了；过去人工授精，社会伦理不接受，现在也接受了，说明伦理并非两大问题
你说的当然有理，否则也难以说明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禁止克隆人，尤其在发生过灭绝人种大屠杀的德国对研究人胚胎和克隆人是坚决反对的。但是，话说回来，靠克隆人来创造一个天才或魔鬼，显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谁都知道，一个人能不能成才，成为什么样的才，即使一半取决于基因，也还有一半取决于后天的生活环境。把保留的爱因斯坦的细胞拿来克隆一个爱因斯坦，谁也没办法保证这个克隆的爱因斯坦就等于原来的爱因斯坦，除非你给克隆爱因斯坦创造一个过去爱因斯坦的环境，甚至必须是经受过二次大战，受过纳粹的残酷迫害，有过没有祖国的悲哀……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会不会有第二个爱因斯坦，会不会有爱因斯坦的思想和情感，这是很难说的。所以，中国的先哲更强调后天环境的作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正方：克隆人的好处第一是可以让那些得不到孩子而非常痛苦的不育患者有自己的孩子。其二，这样的克隆是只用丈夫妻子自己的精子卵子，这就避免了伦理上和心理上的阴影。还有，克隆还可以挽救濒危动物，保持人群性别的合理平衡，保护少数民族遗传基因。更重要的是，克隆人可
被用来研究，以比较和证明环境与遗传对人成长究竟哪一个更重要。
你们所说的这些当然有一些科学事实，但是并没有完全从科学上得到证实，而且有些科学实验还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比如，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华裔科学家杨向中用一头13岁的老母牛的体细胞成功地克隆了10头牛犊，从DNA分析发现，克隆牛的端粒远远比其供体母牛的长，而且与自然生育的同龄小牛的端粒没有差别。这说明克隆牛的生物年龄与自然有性生育的牛的年龄完全一致，证明克隆后代没有早衰现象。
克隆人是人类繁衍的一种方式和权利。全世界共有7000万男子没有任何形式的生育能力，克隆人是人类最后的繁衍方式，要攻克男性不育症，克隆技术可能是最后一柄利剑。而且也有很多不育的人因不能产生成熟精子主动要求科学家用克隆技术帮助他们孕育孩子。他们也有养育孩子、获得天伦之乐的权利。
但克隆人也应当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为什么不可以让科学家试一试呢？探索未知是人类的天性，也是科学研究的特点，有些科学家就是想当克隆领域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为什么不允许他们尝试一下呢？
一类是无功利色彩或功利色彩不浓的人，他们只是想要试一试生命是否可以以克隆这样的方式产生，产生了又是什么样的结果；
实际上，人们不能接受克隆人实验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阻碍。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遵循着有性繁殖方式，而克隆人却是实验室里的产物，是在人为操纵下制造出来的生命。尤其在西方，“抛弃了上帝，拆离了亚当与夏娃”的克隆，更是遭到了许多宗教组织的反对。而且，克隆人与被克隆人之间的关系也有悖于传统的由血缘确定亲缘的伦理方式。所有这些，都使得克隆人无法在人类传统伦理道德里找到合适的安身之地。但是，正如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所言：“克隆人出现的伦理问题应该正视，但没有理由因此而反对科技的进步”。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告诉我们，科技带动人们的观念更新是历史的进步，而以陈旧的观念来束缚科技发展，则是僵化。历史上输血技术、器官移植等，都曾经带来极大的伦理争论，而当首位试管婴儿于1978年出生时，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但现在，人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对待这一切了。这表明，在科技发展面前不断更新的思想观念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灾难，相反地，它造福了人类。就克隆技术而言，“治疗性克隆”将会在生产移植器官和攻克疾病等方面获得突破，给生物技术和医学技术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比如，当你的女儿需要骨髓移植而没有人能为她提供；当你不幸失去5岁的孩子而无法摆脱痛苦；当你想养育自己的孩子又无法生育……也许你就能够体会到克隆的巨大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治疗性克隆的研究和完整克隆人的实验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治疗性克隆所指向的终点就是完整克隆人的出现，如果加以正确的利用，它们都可以而且应该为人类社会带来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