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为何物？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大道废，有仁义。
儒家的仁义
既然老子提到了仁义，那么按照常理推断，仁义的概念在当时就应该存在了。然而我们现在对于仁义的认识却是来源于孔孟的论述，而他们都是老子的后辈。在此以前，能够流传至今的有关“仁义”的文字记载反而不多。关于“仁”，最为后世推崇的观念是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当然，“仁”还有其他解释，比如“克己复礼谓仁（《论语•颜渊》）”。但是，不论仁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那就是仁必然存在着一个对立面——不仁。什么是不仁？套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不爱人者不仁”、“不能克己复礼者不仁”。
至于“义”，则以孟子的阐述最为完备，其中比较著名的观点就是“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义是人们的“羞恶之心”，又说“义，人路也”（同上）。然而这些言辞不过是铺垫罢了，本质内容隐藏在下面的话语中。孟子在《滕文公上》里宣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如此一来，“义”便被纳入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范畴，然后又被进一步阐发为一种单方义务，作为晚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所谓“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孟子·告子下》）
孔子及其门徒鼓吹“仁义”，除了试图用“仁义”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以外，起码还有发挥其另外两个更加重要功能的目的。一是价值尺度。既通过鼓吹仁义，使自己的思想主张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而这种制高点就是精神领域的合法性。有了它，孔孟们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可以“名正言顺”了。二是识别评判。仁义就象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将整个社会划分为两个阵营，一边是仁义君子，一边是不仁不义的小人。
仁义拥有了合法性，完成了对人群的划分，接下来会做什么？那就是确立“仁义”对“不仁不义”的统治！孔子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这就不啻于将是非标准以及他人的生死荣辱都捏在自家手里。这些言论起码可以清晰地透露出如下信息，那就是孔子、儒家鼓吹的仁义，从根本上说是对他们自己的爱，这种爱是不会真正惠及到天下所有人的身上，因为这个社会不仅仅是仁君子的社会，而且还是小人（普通人）与不仁者的社会，两者本来就并存于人类社会之中，这才是社会的常态。现在有人非要把它们人为地分开，搞得势同水火，这种以自己的好恶来决定取舍的行为，无疑是对社会正常秩序的巨大破坏。要知道在老子的思想里，“容”是道的基本属性，圣人、居位者必须具备宽广的胸怀，善与恶、美与丑、君子小人都要装得下才行，因为现实世界就是如此。让天地万物按照其自有的轨道运行，这是道的本质。对于仁义的鼓吹，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只强调矛盾的一面，而不谈另一面，这和“道”的自然属性是相背的，鼓吹仁义就意味着社会秩序偏离了“和”的方向，执于一端。所以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
此外，这句话同时又是老子对人类社会一种常见现象白描式的叙述。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当社会上提倡某种理念的时候，潜台词往往就是该种理念的缺失，比如我们现在提倡节俭，言外之意就是说当前的浪费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了。正是由于某种事物的缺失，所以人们才呼唤它的回归。同样，当既有的社会秩序瓦解，国家、天下陷入混乱状态的时候，“道”似乎也就不复存在了，殊不知混乱与失衡也是“道”的运动形态，正所谓“反者道之动”也。“大道废”就是指原有的平衡被打破，而仁义理念的兴起则是由人们试图终结社会混乱状态重建新秩序的愿望催生的，换句话说仁义是一种建立社会关系新秩序的方案设计，“有仁义”的“有”字恰如其分地展现了这一动态过程。
天下大患，战乱频繁，人民困苦，社会缺少互助和关爱，其根源显然不在社会地位低下的民众身上，这些人是弱势的一方，其个体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甚微。一个平头百姓的影响力和一个士大夫的影响力比起来，其差别不亚于地下之于天上。仁义缺失必定是上层建筑的问题，或者说仁义的缺失皆拜强势阶层所赐。俗话说“为富不仁”，可见不仁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自己是个穷光蛋，想一面喝酒吃肉一面欣赏着别人在饥饿中痛苦地死去，也没有那样的本钱。由此可见，社会中缺失的仁义友爱是统治者是强势集团对普通民众对弱势阶层最起码的同情，而不是下对上、弱对强的忠诚和义务。因此若想天下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根本不需鼓吹什么“仁义”，只要统治者只要强势阶层稍稍收敛一下贪婪的欲望，缓一缓下层人民脖子上的套锁就OK啦。所以老子主张寡欲主张无为，这无疑是针对社会病态根源开出的一剂良方。与之相反的方案就是用仁义来治天下。仁义治天下容易产生大伪，因为在一个动乱纷争的社会里仁义无疑是一种稀缺性的社会资源，那些标榜仁义的宵小之徒往往利用人们对仁义的渴求心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就象现在的美国借民主自由之名，行控制压迫之实一样。
智慧出，有大伪。
不要将这里的“智慧”狭隘地理解为小智小巧，而应作扩大解释。一切可以为人们造福的科学、技术、思想、方法都可能被用来危害人类自己，原因就在于事物的两面性。比如仁义、自由、民主，比如TNT、生物技术、核武器，这些事物是掌握在善良人的手中还是操在希特勒之辈的魔爪里，其作用与后果有着天渊之别。人们之所以上当受骗，就在于“大伪”外面的“智慧”外衣，换句话说，“智慧”是“大伪”生存的土壤。试想，如果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某件事物邪恶的本性，则避之惟恐不及，又怎么会为之所骗所伤呢？因此，大恶往往是掩藏在善良下面的，大奸往往是掩藏在忠厚下面的，正所谓“大诈似直，大奸似忠”也。老子这句话既是一种对客观现象的表述，也是对我们惯常思维方式的警醒。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六亲”一说为父子兄弟夫妇，一说为父母兄弟妻子，此处是指以家庭为单位近亲关系。“孝”是子女对父母、晚辈对长辈敬爱之情；“慈”与孝相对，是父母对子女、长辈对晚辈的关心与爱护。当所有家庭成员都能够相互关心扶助的时候，整个家庭无疑是和睦幸福的，此时也就无所谓“孝慈”了。假如整个家庭处在“六亲不和”的境况中，作为家庭伦理关系单一表现的“孝慈”就凸显出来，比如张三对小儿子特别疼爱，李四的大女儿对父母特别孝顺等等。而人们对孝慈的追求与强化，往往又进一步加剧了家庭关系的不平衡，比如张三疼爱小儿子，势必会招致大儿媳的更大不满。
家庭关系的放大就是社会关系。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武备强大就不会出现各种社会险情，如政治风险、内乱风险、外患风险，也就不具备忠臣们的存在条件。当忠臣出现的时候，往往预示着国家的严重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忠臣的产生并不是社稷之幸百姓之福。
老子这段话的文字虽然不多，但是其内涵却极为丰富，就象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视角来观察周围习以为常的事物，得出与以往不同的判断，这也许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逆向思维吧。也许用这种方法观察到的世界，才是更加接近于客观真实的世界。
